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难点
1.3.1 研究创新
本书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角的创新
受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制约,学术界对中央企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展开实证研究较少。本书以企业创新为研究视角,手工收集中央企业产融结合数据、整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等数据,试图从产融结合、产品市场竞争和股价崩盘风险三个方面探究中央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
2.研究方法的创新
本书首先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又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梳理了与中央企业相关的研究文献,并提出了以往文献的研究不足。最后结合上述研究文献,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理论,系统构建了中央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分析部分,区别以往单独从创新投入或创新产出视角衡量企业创新强度的文献,本书综合考虑创新投入和产出,以研发支出的相对比例、专利申请及授权的数量,较为全面地衡量中央企业创新行为。此外,本书通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差分模型等方法,有助于降低内生性问题。本书还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组检验等方法进行作用机制检验,试图全面清晰刻画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作用机理。上述研究方法为以后研究中央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经验借鉴。
3.研究内容的创新
以往文献大多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等展开研究,从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两个视角研究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本书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拓展。首先,从企业创新能力来看,资金供给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大多考察企业单一层面因素对其融资能力的影响,忽略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这一研究视角。借助中央企业集团组建财务公司等金融平台实施产融结合这一制度环境,本书将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拓展到企业集团层面。其次,从创新意愿来看,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往研究大部分基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展开研究,较少有文献论述企业外部监督、激励环境对管理层创新意愿的影响。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本书以企业外部的产品市场竞争为切入点,探究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中央企业创新。最后,关于企业创新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较多文献论述创新对企业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或者对一级市场IPO溢价率、融资成本的影响,较少考虑二级市场中投资者如何看待企业的创新投入活动。伴随着国家鼓励创新相关政策的颁布,创新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要基本面信息,借此契机,本书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二级股票市场,检验中央企业创新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综上所述,本书基于以往研究文献,结合中国制度背景,构建了中央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的系统框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较高的创新性。
1.3.2 研究难点
已有文献已经对企业创新相关问题有所涉及,本书相对于以往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研究难点: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受限于中国专利数据以及公司研发投入数据披露相关规则,以往学者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多使用企业研发投入数据作为创新的代理指标。本书通过系统整理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数据,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对企业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相比于以往研究更加全面细致,更能展现企业进行创新的过程和动机。本书根据样本数据特性,选择2007—2017年中央企业数据进行研究,数据量相对较大。此外,本书探究中央企业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时,构建新的产融结合指标,该指标数据为手工收集整理而得,变量的收集过程较为烦琐。
2.相关变量度量
中央企业相对于一般企业具有国有控股、体制庞大、集团管控等特点,以往学者对于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的研究往往选择金融机构持股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参股银行两个视角,但是对于中央企业来说,我们应该考虑集团内部产融结合的特性。因此,本书选取集团内部设立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中央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度量指标。这一指标的构建和使用丰富了产融结合相关研究,为后续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此外,本书为了较为全面衡量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采用了EI指数、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前四大公司销售收入占比、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数据计算较为烦琐复杂。而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衡量,本书则采用了负收益偏态系数和收益率上下波动百分比这些指标,同时控制盈余质量相关变量,数据计算量庞大。
3.影响路径分析与检验
为保证本书结论的稳健性,本书在三个实证研究模块中均进行了内生性检验或作用机制检验。一方面,相关作用机制需要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才能较为准确地提出,这为本书的理论推导部分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作用机制的检验需要运用相关计量模型,如中介效应模型、路径分析模型等,也增加了本书研究的难度。此外,为克服内生性问题,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书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差分模型等方法,有关工具变量的选取与相应模型的构建也为本书的研究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