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书法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宫廷占卜问事的记录，乃“卜辞”，也是历史的记录，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商王都遗址“殷墟”。这些古人刻写于各种动物骨甲上的记事文字，是研究商代文字、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也是早期书法的代表（图2-1）。甲骨文被人从药材中发现，其后清人刘鹗等进行整理研究，成书《铁云藏龟》，甲骨文研究遂成专门之学。

甲骨文多用刀刻成，有先书后刻。从书法角度看，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后世书法的用笔、章法、结字各要素，并已表现出某种书法的用笔特征。同时，在甲骨文中也发现了用墨或朱砂书写的文字，说明该时期已有毛笔类书写工具。这些朱砂和墨书写的文字，起止均显锋芒，笔画两端尖、中间粗，可视为书法最初的用笔形式，体现出书写工具柔韧且富有艺术表现力；章法上多纵成列，横有行和无行并存，疏密参差，变化多样；结字既有对称的，也有一字多样结构变化的，开合有度，方圆结合，表现出原始书法艺术形式的美。因以刀代笔，刻甲骨文点画不易圆转，故线条以方折为主，体现出瘦劲峻挺的美感特征。甲骨文复杂的组合同样也显示了多样而统一的艺术特征。

西周初期的甲骨文依然承袭着殷商晚期的风格，但更趋于精致纯熟，起讫用笔更加讲究，故有明显的用刀痕迹，有些笔画更注重修饰，甚或用双刀或多刀刻成，一丝不苟，更加完整精致和美观。这可从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北京市昌平区白浮村、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周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甲骨文上看出其风格。

从甲骨文的艺术特点看，有清劲挺削的，有圆润厚实的，有纤秀委婉的，有纵放开张的，孕育了后世法书的书写风貌。

二、金文

金文是指铸造或刻凿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起称钟鼎文，因不能概括其他器物上的铭文，故概称为金文。

（一）商代金文

金文与甲骨文同期产生。商代早期的铜器纹样多为图腾族徽、图像文字，如商代早期的铜器“鼂罍”上所刻的类似族徽图腾的文字要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原始文字的象形意味。到盘庚迁殷之后，青铜器上才出现铭文，起初为二三字，到商末时，少数青铜器铭文多达数十字（图2-2）。商代金文多在母范上写刻，然后浇铸，操作工艺繁复。铸造后的笔画特征与甲骨文不同，线条饱满而又柔韧，点画交接处显点团状，较多保留了母范上的书法笔意，章法上自右向左行文和竖列直书为最常见，审美上追求统一、对称和变化，相比甲骨文更为端庄、稳定，结体、笔画、气势恢宏凝重，表现出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西周金文。

商代铭文的主要代表作有《后母戊鼎》（图2-3）、《小臣艅犀尊》（图2-4）、《戍嗣子鼎》等。《后母戊鼎》是商代后期作品，1939年在安阳出土，鼎腹内铸铭“后母戊”三字，为殷王祭祀母亲所作，此铭文大字，形体雄健而笔势均衡。《小臣艅犀尊》是殷墟金文晚期的代表作，清道光年间出土，罗振玉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中有记录，铭文4行27字，记载了帝辛十五年征伐夷方巡省时，赐小臣艅以贝的事，点画用笔遒健。《戍嗣子鼎》亦为商代晚期金文，1959年于安阳出土，铭文3行30字，记录了殷王赐给戍嗣子贝二十朋的事，书风挺秀，用笔直露锋颖，偶有重按粗笔，行间疏密得当，开西周金文书法遒劲秀美一路书风。

另，殷商还有少量石刻铭文，如《殷墟妇好墓石磐刻字》有“妊冉入石”字样，书风婉转隽秀，笔画纤细，是我国石刻文字书法系统中最早的代表作品。

（二）西周时期金文

周武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周朝分西周和东周，西周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到公元前771年，共275年。

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期，文字大部分都为铸造（直接在青铜器上刻字为东周时期）。孔子《论语》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推行整套礼制，故在青铜器上颂扬祖德，刻功纪烈，并记录国家的重要文书和条约。这样，青铜器不仅数量大增，有些金文和陶文还要早于后来发现的甲骨文。

商朝末期至周朝初期的金文书写渐渐简化，起初的象形特征也逐渐蜕化，成为有规律的曲线，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西周金文的艺术风格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前期的作品如《利簋》（图2-5），为西周武王时期金文，瑰丽沉雄，朴茂凝重，点画遒劲而峻拔，用笔起讫藏不露锋，时有粗厚用笔及点团饰其丽形，呈现整体线面的美感形式，运笔精致、纯熟，点画蕴藉，结体大小自然适宜，章法颇为谨严。《何尊》（图2-6）也是西周武王时期作品，全文风格通过笔意透出凝重、淳朴而缜密有致之感，结字随形生意，自然天趣，是周朝初期金文书法风格的典范。《康侯簋》是西周成王时期金文，铭文大字，笔势线条恣肆昂扬壮美，是周初金文的出彩之作。《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金文，出土时间为清光绪年间，铭文为大字，艺术风貌显现敦厚、工整、谨严之感，用笔起止锐圆且因势而异，有粗厚或点团笔画，形成其特有的书写节奏感。其点画特征在西周前期较为典型，显示其朴厚的时代书风，但这种粗厚点团用笔到西周中期逐渐淡化。

西周中期金文风格从瘦细挺拔的健劲笔法化出，并从金文初期的朴茂沉雄中走来而表现出典雅而平和的风貌，用笔酣畅、柔和，线条圆浑，装饰性意味渐淡，书写意味增强，行款章法疏朗自然。如《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的金文，铭文共18行，前段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线在制范时被抺去了，该作用笔厚重挺健，结体壮实，《訇簋》风格与其相似。西周恭王时期的代表作是《墙盘》（图2-7），铭文共18行，结体均衡，起讫均用藏锋笔法，点画圆润遒美，行气章法凝练，是该时期最为典型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卫鼎》《曶鼎》等，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风格的代表作。

西周晚期，金文书法风格已趋于成熟，点画由起初时期的粗细悬殊而趋向一致，然字形却更加自由，书法风格呈现多样化，显现出大篆成熟时期的风格面貌。代表作《散氏盘》（图2-8）为西周历王时期的金文，铭文19行35字，风格突出，结构多变，浑朴雄伟，用笔豪放厚重，重心偏低，结字壮美多姿，意趋横势，后世书家多以效之。《毛公鼎》（图2-9）为西周宣王时期器物，铭文32行497字，为目前所见的西周最长的铭文，皇皇巨著，点画笔法精严圆润，结体略长，端整遒美，纵向随外形成孤状，尾有行无列，在金文特有的高古凝重里别具奇逸飞动之姿态。《虢季子白盘》（图2-10）也为宣王时期的金文，是西周晚期笔画向更简练、流畅方向发展的代表作，其线条优美，行款空灵疏朗，显峻秀之美，作为这一时期大篆书体的代表，对以后秦系文字书法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秦公簋》、石鼓文等。

总之，西周初期金文线条的肥瘦悬殊及点画呈方圆形状的团块，在西周晚期基本消失了，笔法线条的形式美追求显得纯粹起来，结体向方整化、平直化方向演化，书写风格或浑穆，或庄严，或简远，或峻秀，或豪放，极为丰富，形成西周金文书法艺术的辉煌，并深深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金文书法艺术的发展。

（三）春秋战国时期金文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文字都有各自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呈现出浓厚的地域风格，简、帛等书的产生也大大推动着书法的发展。其中，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及秦系文字是这一时期书写风格的典型代表。

1.齐系书风

齐系书法结体疏朗平整，笔法圆润细劲，承接西周晚期的金文书法风格，端庄中有灵动姿态，如《齐萦姬盘》《鲁伯愈父鬲》等。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书风（结体）逐渐由方整趋于颀长，由疏朗走向秀丽，如《齐侯盂》《陈曼簋》等。战国中晚期的齐系书风笔法趋于简率。

2.燕系书风

燕国偏居北方，燕系书风呈现出北方特色，结体疏朗，用笔流畅，字体宛转妩媚且又率真，如《郾公匜》。战国早期铭文结体方整，朴实谨严，如《郾侯载簋》；晚期用笔简率，是典型战国书风，如《郾王职戟》等。

3.晋系书风

晋国地处中原，文化先进，在文化上影响周边小国。最典型的《侯马盟书》（图2-11）为圭形的玉石片，侧锋起笔而中锋收笔，字形自然生动，与当时金文书风不同，有极强的连笔点画，线条的相互映带可视为这一时期“草篆”的典型特点。

4.楚系书风

春秋早期的楚系字如《楚公家钟》等，结体朴肆，行款自然错落，呈纵势。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楚系文字书风发生变化，如王子午鼎、曾侯乙编钟等青铜器物上的铭文，笔画屈曲宛转，有轻重快慢的节奏变化。到了战国晚期，楚系金文趋于简率。楚系书风在书法体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楚文化对后世影响很大，到汉代依然能见其迹。

另外，《越王勾践剑》上的铭文属鸟虫篆，因其具有极强的装饰性，亦有专家把它归入美术字。其以鸟、虫二体同铭，习惯上便称为“鸟虫篆”了。其亦为楚系文字。

5.秦系书风

春秋早期的秦系文字承接西周晚期的传统，如《秦公钟》等，线条细匀劲健，与《虢季子白盘》书风相类。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秦系书风一如春秋早期，但亦有其特点，代表作有《秦公簋》（图2-12），书风面貌显示出风骨嶙峋，兀傲强悍之美，奠定之后的石鼓文及秦刻石之基础。

知识链接：秦陶文

秦陶文是春秋战国时期书法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作品，出土于陕西咸阳、临潼两地。陶文通常多用印戳按在陶器泥坯上，然后烧制而成，具有书法和印章的两重性，多出自民间工匠或是监工小吏之手。陶文往往篆隶混用，天趣自然，不拘一格，这也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我国的古隶是战国时代在民间首先使用的。民间写手也对汉字书法艺术美有着独特的认识和体会，创作出了具有质朴美的陶文。民间书家所创造的陶文、缯书、竹木简书等一起渐渐冲击着官方的大篆书体，汉字书法艺术的变革便水到渠成，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石鼓文

石鼓文因刻于十枚鼓形的石材上而得名，也称“籀文”。又因它记载了田猎内容而被称为“猎碣文”。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通常认定它刻于春秋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书法作品。石鼓是唐代初年在钟鼎石鼓之乡陕西凤翔被发现的。

石鼓文比起以前的金文来，汉字书法的书写性增强了，字形更规范，更注重完美性，无论线条结体和章法，都显得工整起来。它的书写性和流畅性一改以前金文中的团块“象物”性的滞重笔触，将金文原有的具有粗细对比的点画和或肥或瘦的笔画一并化解为唯美的统一匀细的线条，并将金文的繁简所产生的反差过大的字形加以整饬，使之更为规范，在笔画的定位上则尽量将线条安置在字形方整的外缘，使字形内部空间增加，显得宽博大气。石鼓文圆浑的线条、外拓的结体，与八分书的方截线条和内字体形成对比，成为书法艺术上两大流派之一外拓派的代表，如颜真卿的作品，怀素的草书线条亦多显篆籀笔意。尽管书体各异，但线条及结体合于圆浑与外拓的，皆可归入篆籀笔意。如此说来，石鼓文的原初艺术确实重大地影响并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石鼓文（图2-13）书风古茂自然、雍容和穆，线条圆融雄秀、畅达回环，前人对其多有评述。张怀瓘《书断》谓其“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韩愈将之比作“珊瑚碧树交枝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若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是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近代名家杨沂孙、吴大澂、吴昌硕等人之篆书作品均胎息于石鼓文，其中吴昌硕尤甚，“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

石鼓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后来的秦小篆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