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融合传播已成为媒体发展的主导趋势。媒介走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同时，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无论是传统的传播观念、传播手段，还是媒介的产品形态、产业形态，甚至媒介的组织形态、管理模式，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有人说，这场深刻的媒体融合变革，可用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来形容，堪称一场史无前例的媒体革命。毫无疑问，这场席卷全球的媒体变革正处在热火朝天的发展之中。为了应对这场变革，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意见》确立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对新形势新环境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做出了极其重要、极其详尽的战略部署。四年多来，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各级各类媒体扎实推进融合进程，多方面采取融合举措，媒体融合发展局面呈现令人耳目一新、波涛汹涌之势。恩格斯说过：“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他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沃土，科学理论指导人类实践。这场波澜壮阔的媒体变革，不仅给传媒业提出了很多实践的问题，更为传媒研究提出了诸多理论命题。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这场传媒变革？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什么？融合的必然性何在？融合发展模式在哪里？还有，作为媒介生产的重要环节的编辑实践，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如，传统编辑主体有什么变化？编辑客体又有什么变化？编辑社会关系发生了哪些调适？编辑活动规律在如何演替？等等。这些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不仅困惑着传媒界，更是传媒理论和编辑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面对媒介融合的深刻变革，传媒人有急流勇退者，认为未来传统媒体发展不容乐观，新兴媒体发展方兴未艾却又捉摸不定，顺其然改行换业，另寻他路；有驻步观望者，认为变化虽然风起云涌，但并未伤筋动骨，索性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发展；有时代弄潮者，认为融合革故鼎新、脱胎换骨，没有凤凰涅槃，可能就要掉队落伍，被时代所抛弃。传媒出版界曾有“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的戏言，尽管这一戏言有夸大之嫌，但由此不难看出这场变革之于传媒业界的影响是何其之大。新华社原社长李从军曾经指出，这场融合发展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传媒变革，未来媒介发展将出现重大变革、激烈竞争、深度整合、局部洗牌四大趋势[2]。他说，在新旧交替之中，传媒人的心态反映的恰恰是传媒业发展的严酷现实，正如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之问一样，伫立在传媒人心中的融合发展之问，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3]。
在观察、思考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忽略历史。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其经典之作《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4]作为人类精神交往的重要载体，媒介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深刻地融入整个社会文化生态这个大系统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传媒业态本身发生的变化，也要看到传媒业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媒介融合是一场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性的媒体革命，是一场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的媒介变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媒介发展的进程、媒介新老交替的变革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文字的诞生，到印刷媒介的出现，再到电子媒介的演进，媒介新旧演化和媒介形态的变化更替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相反，越是到后来，人类媒介形态变革越是呈现加速度发展。从文字的诞生到印刷媒介发展，人类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人类却用了不到两百年的时间。从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人类则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媒介融合发展、新旧演化，是媒介发展永恒的现象和人类社会交往的重要主题之一。只要人类精神交往的需要存在，只要人类谋求发展的愿望存在，作为精神交往的媒介就将永恒存在。由此而言，人类精神交往越发达，媒介发展就会越高级，媒介形态演变就会越剧烈。因此，可以这样说，当下媒介融合的进程只是整个人类媒介发展历程中的“一小段”，是人类媒介发展的一段历史而已。
媒介融合具有复杂的实践形态。复杂性在于，媒介本身就是整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小系统和子系统。这个子系统本身又包含着无法穷尽的小系统。它既有组织形态问题，又有生产流程问题，还有技术创新问题，更有管理科学问题。与此同时，传播主体、受众消费、市场规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是媒介生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介发展的重要构成环节。媒介融合发展的成效，离不开以上任何一个环节或部分的开展。没有媒介内容生产者的素养提升、能力再造，就谈不上媒介内容的创新引领。没有媒介技术的革故鼎新、迭代创新，也谈不上媒介融合的深入推进。没有媒介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也无法推进融合进程“向阳花开”。没有新兴媒体用户的积淀涵育，媒介融合的用户大数据景观也难以显现。还有，信息生产模式的变革，组织架构形态的创新，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媒介融合演变的功效。认识媒介融合，要有系统性的视野，把媒介的系统构成梳理到位，从内外要素交互作用的角度来认识媒介发展的构成体系和创新动力。
毋庸讳言，在整个媒介融合的过程中，盈利模式问题是最为核心的问题。现实的媒介融合景观是，一方面，媒介产业形态变化不绝如缕，媒介产品形态演变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媒体融合产品的盈利模式模糊不清，数字化产品的内容付费不成气候。人们一方面在不断地探索和推进着媒体融合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未来是什么。这种不确定性给传统传媒人带来的困惑，始终成为他们留恋过去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有传媒人过于武断地认为，新媒体找不到可以复制的盈利模式，无论再新也是死路一条。也有传媒人认为，新媒体盈利模式正在探索形成之中，就在对传统模式的颠覆之中。见仁见智的观点，在媒介融合的市场中针锋相对，不仅成为媒介融合的发展之问，也成为媒介融合的实践之痛。之所以说媒介融合的关键在于盈利模式，是因为媒体本身是产品，具有不可讳言的商品属性。从20世纪80年代媒介改革开始，中国传媒业走出了媒介单纯意识形态属性的陈旧论调，朝着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向高歌迈进。改革开放40年来，媒介产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类型之一，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传媒产业正处于第二个‘黄金十年’，2016年传媒产业总规模达16078.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1%，并有望在2018年突破2万亿元”。[5]媒介产业的属性，决定了媒介组织的经济效益追求。媒介本身的社会组织性，也要求其必然不能忽视自身经济效益的实现。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媒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其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也难以保证，舆论引导、社会守望和文化传承的功能也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现在，还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媒介的盈利模式问题都将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传统媒体的盈利模式，就是二次售卖模式。《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是美国传媒研究专家罗伯特·G.皮卡德的一部重要论著。在该书中，他指出，“传媒产品与一般物质性产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一个双重产品市场之中进行。”[6]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媒介首先是通过媒介产品获取受众，再利用受众的眼球售卖版面或节目时段。传统媒介的这一商业模式是媒体市场化长期发展探索的结果，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一直也是大行其道的。面对媒介融合发展的新环境，这一盈利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长期稳定持续的内容付费被互联网所谓的“共享”和“免费”理念所颠覆。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大批商业门户网站是在无情“侵夺”传统媒体内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互联网经济本质就是共享经济的观点。姑且不论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不是共享经济，单就互联网经济的“免费”理念而言，就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以传统商业门户网站发展为例，对传统纸媒的内容侵权是法律侵犯，还是渠道推行霸权而兜售的“免费”说辞呢？必须承认，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吊诡的地方，即很多新兴媒体平台的的确确是靠“免费”模式而发展起来的。这就导致：一是传统媒介产品的“二次售卖”模式难以为继，二是传统媒体的媒介形态和产品形态遭到“解构”。如何让广告主愿意在新的媒介形态下进行广告投放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换言之，伴随着受众的变化，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传受关系、售卖关系、交易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寻找新的媒介关系，建立新的媒介市场，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委实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与盈利模式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新兴媒体的编辑实践问题。在传统媒体中，编辑工作是整个媒介信息生产传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界的共识。靳青万曾经从编辑活动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角度分析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编辑活动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中枢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可取代的。我们之所以揭开这个秘密，其一方面是得因于学术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使然；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编辑活动，从而更好地发挥编辑活动在人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取得更加辉煌的文明建设成果。”[7]在出版工作中，一直有这样的共识，即“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在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中，编辑工作同样具有不可或缺性。蔡雯在《新闻编辑学》一书中曾经指出：“新闻编辑工作是新闻媒介产品生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8]编辑工作在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不仅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而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创造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辑学界提出了普通编辑学概念，认为编辑工作是贯通各种媒介形态的“对编辑客体进行选择、优化，并使其适宜于传播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文化活动”[9]。然而，在新兴媒体环境下，伴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编辑实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备受青睐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的信息生产传播中有没有编辑活动？如果有，编者和作者的界限又在哪里？再如，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功能是在弱化，还是在加强？再如，时下众多媒介组织该如何大力改造传统编辑业务流程，以适应全媒体信息传播时代的到来？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更是编辑学需要回答的重要理论命题。媒介融合打破了传统媒介形态泾渭分明的现状，同时引发了编辑实践全然一新的变化，也必然为编辑理论创新研究开拓巨大空间。与新兴媒体盈利模式相比，新兴媒体的编辑实践创新问题同样非常重要，同样对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编辑工作在新兴媒体发展中关涉的是媒介信息产品的生产传播问题，是媒介形态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是媒介融合的基础性、前沿性和根本性问题。然而，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学界对编辑实践创新的关注长期付诸阙如。尽管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意识到媒体融合发展对编辑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蔡雯、邝西曦在《从“中央厨房”建设看新闻编辑业务改革》一文中指出，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媒体融合改革给新闻编辑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说：“‘中央厨房’改革的关键在于新闻生产者对自身以及外部资源的创新性开发与利用，而新闻编辑作为新闻生产活动的重要主体，承担着资源开发、生产创新和理念升级的新任务。基于‘中央厨房’建设的视角看新闻编辑业务，我们认为，这次变革不同于以往单一媒介的内部改革，它要求新闻编辑以协作共赢为目标，重新挖掘媒体资源潜力，这种开放姿态和包容的格局，或许将使传媒组织在多元格局下探索一条可行的转型之路。”[10]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但是，当前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研究内容相对失衡。研究主要围绕业务内容变化、流程再造和主体建设等层面展开，缺少对媒介融合中编辑实践转型内在逻辑的深层思考，尤其是缺少对媒介融合中编辑实践功能、特征和规律的深度探讨。二、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现有研究很多还局限于部门编辑学视野，缺少 “跨媒介”视角，缺乏媒介交互思维认知。三、研究深度有待提升。现有研究技术层面的论著多，缺乏学理的深度与概括的广度对历史观和新的编辑观揭示不足，缺乏研究的针对性、丰富性和学理性，研究深度有待拓展。四、研究成果“碎片化”。缺少完整且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尤其是尚未出现系统性研究成果。
作为一种传播现象，融合已成为风靡当下传媒业的重要观念。然而，在十几年前，人们似乎更愿意津津乐道的是如何推进传统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媒产业化演进的历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景象是都市报攻城略地，新兴期刊隆重面世，电视广告额迅猛增长。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下，学界和业界思考的更多是：都市报的差异化竞争问题，报纸的跨区域发展问题，出版社的转企改制问题，期刊的规模化扩张问题，广播电视的栏目创新问题。人们更多探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发展，甚至如何成为百年老店、全球百强。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互联网是什么，如何通过网络来增强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媒体得时代风气之先，报纸期刊和电视台网站踊跃开通，传统媒体网络版推出，它们较早地迈出了融合发展的蹒跚之步。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对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出现不以为然，仍然是按照传统媒体发展的思路来谋求发展。而以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为首的门户网站却在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浪潮中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佼佼者，占据互联网发展的中心。但是，此时的传统媒体的发展理念仍然是以传统媒体为本位。直到2005年前后，伴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诸多传统媒体方才认识到网络作为一种媒体，已不再是一个让人能够轻视的平台。在发行量递减和广告量下滑的残酷现实下，传统媒体认识到网络新兴媒体的影响与价值。于是，很多传统媒体人提出“报网互动”“台网互动”“数字出版”等理念，以求转变日益被动的发展局面。从这个历程的梳理不难看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转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具有变幻不居的动态性。作为参与媒介信息生产传播的重要构成部分，编辑实践的变化同样是变动不居的，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要认识编辑实践在整个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变化，必须从理清和认识媒体融合这一媒介现象本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