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的孕育与成形（1912～1918年）
历史是一条永在奔流的长河，所谓阶段的划分只不过是研究者依据其理论或视角所做的一种选择性割裂，行研究之方便的产物。“历史分期是一种方法，它将事件置于历时性中……标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下一个时代的开端，并为它们定一个日期。”[2]中国出版评论的阶段划分，起始和终点似乎都已确凿，但出版评论的发展并非是机器性的启停运转，倏忽而至，戛然即止，它是一个延续性、流动性的过程，绝不能武断地将某一年某一日定为演变的开始或完成。所以在论述现代出版评论的开端时，应先对出版评论的酝酿孕育阶段，更学术化的说法就是对现代出版评论的史前史作一番回顾和梳理，以求研究的更加完整和严谨。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成立。禁锢出版的诸多政策法令被摒弃了，卸掉了桎梏的出版业很快走上正轨，呈蓬勃气象，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尽管其间短暂经历了袁世凯复辟称帝，实行独裁，压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导致的“癸丑报灾”，但仍不改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前行势头。出版评论在此期间，伴随着出版业的现代化和众多评论主体的评论实践逐渐发育成长，并形成了自有的相对固定的内容领域和文本体例，并和当时盛行的政治评论、时事评论、文艺评论等共同推动了旧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诞生。
一 五四运动前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变革
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即刻废除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律例》中关于印刷出版的条令，并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用最高法律的形式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新闻出版界的面目焕然改观，政府、政党、社团、个人纷纷发行报刊和印刷书籍，新生报刊数量大增。1912年2月以后，仅在北京进行登记要求的就有90余种，清末最后五年（1907～1911年）共创办报刊231种，民国最初五年（1912～1916年）共创报刊457种。民国报刊创刊数猛增近一倍。[3]是时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至近500种，总销售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4]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书籍出版的数量也从1912年的132种，在1916年增长到234种，速度虽不迅疾，但也算平稳增长。这足以说明在民国成立之初，出版业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兴盛。但不久袁世凯当权，专于独裁，言论出版受到严厉的限禁和迫害，任意封报捕人，出版机构备受摧残，临时约法上的言论出版自由成为一纸空文，直至演出复辟帝制丑剧，遭到全国上下的愤怒声讨，忧惧身死之后，在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奋力争取下，这些反动措施才逐渐被废，出版业才得以摆脱枷锁，脱离泥淖。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笼罩在出版业上空的阴云依然存在，民初出版业的发展基本上是缓步前行的节奏。
民国创立，历史翻新，一批新的出版机构受其刺激先后创立。比较著名的有：1912年，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沈季方等五人创办了中华书局；1913年，汪孟邹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1914年，赵南公成立泰东图书局；1915年，作家徐枕亚、徐啸天创办了上海清华书局；1916年，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和王均卿四人合资3万元成立了大东书局；1917年，沈知方创立世界书局，同年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1918年，刘石心、梁冰弦等创立大同书局。此外在1918年，柳蓉春开设了博古斋、陈立炎设立了古书流通处，专注于古书旧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民国时期著名的五大出版机构，在这一时期内就成立了三家。其中尤以中华书局影响最为深远。它的成立、成长打破了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的格局，两家的激烈竞争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使得出版经营策略不断翻新，管理手段持续升级，出版物品种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升。尽管受到政治的消极影响，但这些大大小小的书局、书馆、书店的出版活动还是让这时期的出版业拥有了些许的活力和生气。
中华书局得以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教科书出版。陆费逵抓住政权更迭的时机，大胆推出事先量身编制，反映最新时代内容的《中华教科书》，一击即中，抓住商务印书馆“船大难调头”的时间差，占据了教科书市场的大半份额，从而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教科书是书业中最大的业务，不出教科书，就算不得是大书局。”[5]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也曾指出商务、中华成为业界翘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科书出版，这两家的教科书发行数量是最多的，远超其他各家出版机构。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实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止小学读经科和清学部编的教科书，要求使用合乎民国宗旨的新式教科书，民间课本删除帝制内容后可继续印行。而且在教育部审定，并由各省自行组织图书审查会辅助审核的前提下，各民间出版机构可以自由编制教科书。在教育变革、学制变更、课程变化、管理宽松的环境下，并受中华书局成功的启发，教科书出版成为这一阶段各个出版机构的必争之地。一时间命名为“新式”“新制”“新编”“实用”“共和国”之类的教科书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是苦心编撰、精心打磨的质量精品，但也不乏东拼西凑、抄袭急就的投机赝品，引来外界的不满和非议。作为教科书的辅助用书，新型工具书的出版也随着教科书出版的发达而渐成气候。《新字典》《中华大字典》《词源》《植物学大词典》等相继出版，在获得良好社会反响的同时也有不凡的市场表现和商业利润。
除了教科书和工具书出版之外，通俗读物也是这时出版界的一种重要出版类型。主要分为两种：文化娱乐性质的杂志期刊和通俗小说。“癸丑报灾”后舆论空间黑暗压抑，社会空气沉闷至极，“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6]此种境况下，出版业找到另一条出路和活法。1914年推崇消闲、趣味、游戏、通俗的文化娱乐消闲类的杂志纷纷创刊，掀起了一股出版热潮。包括《文艺杂志》《游戏杂志》《礼拜六》《笑林杂志》《娱闲录》《香艳小品》《游艺周刊》《消闲钟》《滑稽时报》等，刊物内容林林总总，有图画、刺绣、烹饪、魔术、灯谜、游戏，以及日用小常识等，大受读者欢迎，风行一时。“如《礼拜六》、《白相朋友》等，销场之广，教科书而外，几乎无与比伦。迄于今日，其遗风余烈，且犹未沫。”[7]当然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一些格调低下的刊物热衷于声色犬马、品花狎妓，或揭人黑幕，或载不经之论，为害不浅。在通俗小说出版方面则延续晚清新小说余绪，以娱乐题材为主，如侦探、讽刺、言情、武侠等。《玉梨魂》《留东外史》《雪鸿泪史》《中国黑幕大观》《福尔摩斯侦探全集》等热销一时。这股热潮之所以形成，表面上看是出版机构出自对利润的追求，引导和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所致。更重要的是源于当时的专制政策对新闻出版界的压制，使从业人员难以发声，表达观点。偶然锋芒，立刻招致打击封闭的命运。很多编辑、出版人被迫转行或改变办报办刊思路，改弦更张，走较为稳妥安全的文化消闲路线，暂且“躲进小楼，不论春秋”，等待时机，“再作冯妇”。
在国家初立，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大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秉持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信念，或依托所属大学或组织学术团体创办了一大批的科技类、教育类、医学类的专业性期刊。如著名的《科学》月刊就是任鸿隽和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的科学社在1915年集资创办的。据统计，1912～1916年，全国共创办了440种期刊，其中科技类27种、教育类44种、医学类15种，共86种，占19.55%。[8]这个数据还没有将当时新兴的经济类、农业类、女性类等期刊统计在内，因此专业性期刊的种数应该比统计数据更多，所占比也更高。
清廷覆灭，民国继立后，新建民主政体，开放党禁，出现了政治上的多党竞争局面。一时间党派纷生，骤然出现几百个政党和社团。国会选举大小政党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唇枪舌剑、争执不让，他们都通过创办新报或收买控制已有报刊的方式为自家发声，派系色彩浓厚的政党言论报刊的林立成为这一时期新闻界和出版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政党报刊的热潮为知识分子表达政治言论提供了许多的平台，文人论政的报刊思维逐渐确立，增强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意识，推动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而这种意识和思想的深入民心，又会促使更多的政治团体组建，相应地，报刊也自然会随之增加，更多的读书人加入新闻出版行业，推动新闻出版业的繁荣。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形成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各个政党利用报刊等出版物的目的是攻击打压对手，是进行党争的特别手段。因此，政党的出版物以政治利益至上，罔顾道德，挟私报复，毁谤抹黑，丑态百出，毫无公信可言。“同一事件，甲乙记载，必迥然相反。故阅报，即知其属于某党，至记载之孰真孰伪，社会不辨也。”[9]既败坏了新闻界和出版业的社会形象，在事实上也造成了本就有限的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 出版评论的文体自觉与定型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民国初年变化多端、忽起忽落、跌宕多姿的出版现实直接推动了出版评论的生成、发展和定型。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出版评论在这期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文体样式和文体品格，和政治评论、时事评论、文艺评论等有了较为清晰的界限和区分，成为当时诸多“时代之文体”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朝代更迭，新国肇建，民国初年属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型期。其典型特征正如梁启超所言：“人民既愤独夫民贼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府以代之；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10]当时出版业的状况也深刻验证了转型期的社会特征。社会性质和结构的变化和调整，思想文化的多元碰撞，导致了人们对外界信息、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刺激了新式出版机构的不断诞生和报刊的繁荣；政局动荡，从多党议政到军阀专制，出版业随波逐流，极不稳定，导致部分出版人和书报刊品格低下，出现形形色色的怪现象；新的职业化、商业化思想冲击着传统道德观念，新式教育的发展使教科书出版有利可图又大有可为，出版从业者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革，出现逐利性的出版行为，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大众对出版业的看法和观念。这样的出版气象，一方面为出版评论的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而典型的原料；另一方面，急遽变更的出版实际对关注文化，充满世道情怀的知识分子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们被这种情势召唤着拿起手中之笔，用睿智敏锐的目光，积极地参与对出版生态万千景象的描绘和聚焦。
一言以蔽之，民初的出版业是发展的渐进期，也是成长的多变期，尤其是政局极度不稳的军阀统治时期，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渐次浮现，令人目不暇接，溟蒙迷惑。新旧思想价值观念的羼杂融合，使得人们对同一出版行为、现象的认知和评价不尽相同，甚至有时针锋相对。这样的时代和环境需要出版评论，也要求出版评论大有所为。
时代与环境滋生着出版评论，而出版评论则自觉迎合了社会环境和出版现实的需要，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出版现实与进程。出版评论能抓住出版业的脉搏，对出版业的大事小情实现“共振”，充分显现了评论文体内在的活力。面对汹涌而至的教科书出版热潮，诸多出版评论以各自不同的立场、视角，抓住教科书出版中的亮点、热点、疑点、难点，做到与社会环境的紧密绾结和对出版实践的深度介入。《论采用教科书》认为“民国新制教科书由国家审定，不由教育部专编专卖。许民间以编辑发行之自由”，并“特许各省组织图书审查会以辅助之”是前提条件，放开教科书出版，准予民间自由编制，导致“书店于此，莫不率先恐后纷纷出版。其利有三，出版不止一二家，则有比较、有竞争。内容必日臻精美，一也。同一学校其可用之教科书不止一种，则办学者得所选择，二也。营业机关特别廉价，补担负教育费者获益于无形，三也”。[11]在《论现行教科书制度及前清制度比较》《今之教科书问题》等评论中也指出民初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许民间自由编辑。不以国家之力，揠苗助长，政策其当”，[12]认为良性的自由竞争对教科书出版大有裨益，“有竞争斯有进步。若举全国而仅一商务印书馆，微论其规模宏大，书籍繁博，以中国幅员之广，所供决不胜求。且一家精力有限，思想未免过狭，既无比较，绝无竞争，既无竞争，安望进步”。[13]另外，《教科书之评说》《国文教科书之批评及其改良方法》《小学教科书的研究》《编辑小学教科书商榷书》等对教科书的编纂、运用、变更、教授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这股教科书主题的出版评论形成溢出效应，由出版界问题累积和发酵成为教育界、文化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凸显了出版评论的独特价值和功能作用。
在这期间，评论主体的身份意识也渐趋清晰化和固定化。之前的关于出版主题的言论文章大都是没有作者署名的，一些作品署名也可以看出明显是化名，如“沪江如是子”“快”“守阙斋主人”等。而这期间的出版评论文章基本上都有作者的独立署名。这固然有民国建立后言论出版自由得到保障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评论主体的一种创作自觉意识和作品责任意识的觉醒和明确。梁启超在办《庸言》时就曾约定“为文皆署姓名，文中辞义直接全负责任”。[14]而且中国自古就有“知人论世”的作品接受论，将作品和作者及其时代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出版评论同样如此。读者在阅读出版评论时，如果对作者有相当的了解，自然会对评论内容有更深的体会。同时，评论署名不但可以提高作者知名度，获得“立言”的满足感，而且可以约束自己，三思而后言，减少感性的谩骂、诽谤和恶意中伤行为，致力于理性逻辑的分析阐述，以理服人，提升文章的责任感和道德度，对评论文体的定型和建设有积极的影响。
随着文体自觉的增强，出版评论在这时期实现了文体定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版评论并不独立，常常和书报评论、文艺评论、政治评论等报章文体混为一体。如梁启超的关于出版主题的评论文章，往往以新闻时事评论的面目出现。这既说明出版评论文体与其他评论文体可以实现“互文兼体”，具有了创作时文体选择的丰富可能性，也说明了过去的出版评论文体缺少自身必要的“自体性”。所谓自体性，就是某种特定文体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体，使文体得以自立、自在的内在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属于文体自身特殊的形制和品格。缺乏自体性，说明出版评论尚未真正地独立成体。在民国初年，出版评论初步实现了文体定型，评论主体已经能够按照出版评论自身逻辑进行写作了。这时期的出版评论保持了过去那种关注出版活动、出版图书对社会、群众、文化的影响，对政治、道德、素质、人格、修养的用处等“文用论”传统，着眼于出版的社会功用，从道德伦理角度进行评判的特征。他们为出版界“操诸一般商贾之手，惟利是视，择机而投”，造成“非驴非马之经世文编六法全书等，充然杂出”[15]的乱象痛心疾首，为新出版物“冒滥者居其强半”，“而以偏锋见长，或掇拾芜词，只图射利者，随在皆是”[16]而叹息蹙额，批评出版界“著书之轻滥草率，真是外冠万国，前无古人。像这样的‘书林’，充满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实”，[17]他们力陈“出版业者虽亦营利事业之一，然其间实含有普及教育、促进文化之二大主义”，[18]“书业关系国家文化，应顾及道德，毋专为利”，[19]“著作人与出版人乌可徒取快意不审度情势乎，是故移风易俗，书籍有责，积极言之”，“著作人与出版人凡所营作，一以共图利济、裨益社会为归”。[20]
更值得肯定的是，出版评论并不像以前那样对出版现实做镜子般的反映，或者简单粗暴地感性评估和价值判断，而是自觉地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对出版活动的建构。这就是说，出版评论不再是隔岸观火式的外界观察和批判者，而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进入出版实践的前沿，以兼具批评性和建设性的作品，参与到出版活动中去，真正实现了对评论内涵的理解和实现。评论并不等同于批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评判，既可以是对错误行为和不良现象的质疑、指责、抨击和否定，也可以是对某些做法、经验的肯定、褒扬、倡导和推广。出版评论有否定性、批判性、反思性，但也有肯定性、建设性、倡导性，这是一种兼而有之的辩证思维。“批判的态度不一定就是消极的态度，更不能把批判性简单地视为破坏性。在许多时候，批判正是一种进取，是一种建设，是勇敢的探求。”[21]这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就摆脱了过去那种极端思维，很多教科书的评论并非一概否定，而是全面、公正、客观地进行评价。提出的批评意见也都中肯，富有建设性。如对当时教科书囿于传统道德，缺少经济方面的内容，提出“中国古书多耻言利，此等道德不宜适用于五族生计困难时代……教科各书内兼注重经济以补古书之不备”[22]，要求与时俱进，增加现代经济学内容，养成社会生利之知识和竞争之意识。
“当某一新文体问世时，它仅仅在体制或风格方面与其他文体有所不同而已，并不能立即得到人们的认可……但一经众多作家的反复拟作，原作的体制特征就会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规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成为一种传统和惯例，进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类型。”[23]出版评论在这时期实现了文体的基本定型，具体表现在：评论是批判和建设的结合，理性的分析评判作为出版评论的一种内在的文体精神被确立下来；划定了一个内容的基本范围和领域，围绕出版领域的政策、现象、活动、产品进行评论，与文艺评论、政治评论等文体有了较为清晰的界限；树立了一个体式上的大概规范，结构上先是开头进行事实的精炼概括或铺陈描述，增加了评论的信息量，然后再展开细致论证，最后表明观点。这种文体多采取一事一议，夹叙夹议，边叙边论的形式。语言上文白夹杂，题目多文言虚词，但文中浅近的白话的运用逐渐增多，甚至掺杂口语，顺应了白话文逐步普及和使用的大势。出版评论在报章文体中孕育，逐步实现文体的自觉与定型，进而独立成为一种新的文体类型。随着社会渐趋稳定、出版事业的急速发展和新文化思潮的鼓动，出版评论的春天已经悄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