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重要概念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一 人口变动的概念界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状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将这种变化称为人口变动。人口变动一般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人口自然变动、人口迁移变动和人口社会变动。

人口自然变动是指由于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人口数量的变化。它不仅对人口生产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人口还受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如自然环境、宗教、文化等也会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动。而人口迁移变动是指人们改变定居地点或者临时迁移，从而使人口数量发生了变化。人口迁移变动会导致某一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除了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国家的政策也是人口迁移变动的重要原因。人口社会变动则是指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由于人们的出身、民族、职业、文化、收入等因素的不同，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集团和层次亦是不同的。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人口的社会变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以上三种变动共同组成了人口变动，三者之间彼此的影响不可分割。本书将针对西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展开研究。

二 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人口结构的界定

通常人口结构也被称作人口构成，人口总体的组成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由既存在差异又有相同之处的个体构成，各种原因把人口分成了不同的部分，各类不同的人口因为不同的原因按一定比例又形成了一个总体。由此可知，人口结构可以体现人口总体内部在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存在不同性质的数量比例关系。^[1]人口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通常，根据人口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将人口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是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如果对这三部分人口结构进行细分，那么自然结构又可分为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社会结构可分为民族结构、文化结构、宗教结构、阶级结构等；地域结构可分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首先，人口的自然结构是从人口的生物学角度进行划分的，人口的自然构成影响着人口的发展速度以及人口的发展范围，进而不断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社会结构是依据人口的社会特征进行划分的。众所周知，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着人口的社会结构；反过来讲，人口社会结构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社会结构不同，阶级、民族、文化、宗教、婚姻等不相同，那么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也会不同。最后，地域结构根据人口的居住地区进行划分，主要有自然地理结构和行政区域结构。人口的地域结构状况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合理的地域结构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地区发展。人口地域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地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平均寿命的不同。

人口结构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从而使人口的年龄结构、产业结构、宗教结构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综上，时刻掌握人口结构变动的方向，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制定有效的人口政策。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界定

人口的年龄结构又被称为人口年龄构成，既是人口的基本构成，也是人口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通常是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亦即一定时期和地域内的不同年龄组的分布情况，^[2]一般用百分比表示，它反映的是人口总体按年龄的分布特征。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国外学者领先于国内学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也在不断地变化中。其中，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研究出了“三分法”：将50岁定义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并且把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增长型”“稳定型”“减少型”。波兰人口学家爱德华·罗赛特分析了各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把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并按照老年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将老年人口结构划分为“接近老年时期”、“开始老年时期”和“完全老年时期”。1956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后果》一文中运用少年儿童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少比、年龄中位数这四个指标，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数十年来，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社会教育服务水平、职工薪酬待遇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变化后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未来人口发展和人口再生产惯性变动的起点和基础。它对今后的人口增速、发展类型和变化趋势等均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消费、储蓄等领域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三）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的概念界定

按照国际上的惯用标准，一般将人口按年龄划分为三个年龄段，分别称为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0～14岁人口为少年儿童人口，15～64岁的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为老年人口。其具体概念如下。

少年儿童人口，通常将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年儿童人口。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也称少年儿童人口比，或少儿人口比）是少年儿童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比例的高低反映的是在一定的时间点上人口的年轻化以及老龄化的水平。少年儿童人口系数在不同的地区其数值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各个地区的生育水平是不同的。往往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少年儿童人口系数较低；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少年儿童人口系数较高。

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法定成年人口数量减去法定退休人口数量后剩余的人口数量，是在一定年龄阶段内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在社会上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各个国家对劳动年龄人口的理解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居民的薪资报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不同的。通常，国际上将处于15～64岁年龄段、可以进行劳动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称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称劳动人口比。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也在逐步加重。国家统计局数据预测显示，2021年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会迅速降低。并且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龄化，到了2030年，4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接近40%。本书在涉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概念时将采用一般惯例进行界定。^[3]

老年人口，国际上一般将65岁及以上老人定义为老年人口，它是人口构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别于幼年、青年和壮年等年龄阶段，处于某一特定年龄阶段的社会群体。在世界范围的统计中，老年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要高于男性所占比例。2018年8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化程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国人口的结婚率和出生率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要判断一定区域内的人口在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人口总体还是老年型人口总体，应该将少年儿童人口系数和老年人口系数（也称老年人口比）均考虑在内进行分析。

（四）劳动参与率的界定

劳动参与率又被称作就业率，就是实际就业人数与全部劳动人口数量的比例。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这里所用到的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能够衡量某一地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按照经济学理论解释，它主要指的是潜在的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主要与家庭的收入状况、年龄等因素相关。近年来，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劳动力参与率较高，这是中国的社会保障程度、教育普及和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结果。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对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最高的。中国西部地区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中国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合理的劳动力参与率，对于缓解中国失业率高、改善劳动力市场失业的状况、形成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秩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界定

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有很多因素指标，但究竟选取什么指标才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这些指标来揭示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真实客观影响则非常重要。以往的研究试图将生育率、年龄中位数、死亡率以及预期寿命等相关变量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指标，但经过实践，这样的论证已被否定。原因是所选取的任何一项指标均不能反映全部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内容，只是从个别角度来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部分内容。那什么指标才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人口转变中较为丰富的信息呢？人们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既然作为判断人口转变的重要指标，那么劳动力扶养负担则从另一个角度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提供了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信息。因此，劳动力扶养负担就成为反映人口转变这一过程较为理想的标准。通常的测算是用人口的年龄作为能够影响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代变量来判断人口的负担状况。其中，扶养比（或称扶养负担）也就成为其重要的衡量指标。这一组指标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赡养比和总扶养比。国外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大量采用的也是这组指标。本书也采用这组指标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信息。^[4]

三 人口红利的内涵

通常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劳动人口数量多于非劳动人口数量，具体而言就是在某个特殊时期内，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低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也都很低。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就业也相对充足，投资和储蓄也会相应增长，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一般情况下，人口红利又可以分成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5]

其中，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老龄化速度低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也都很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就业率较高，经济发展迅速的阶段。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经济中存在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从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6]

第二人口红利是指随着人们预期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人们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会产生较早的储蓄动机，为的是在退休之后仍能够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或能够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等。这时一个理性的人会处理好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实现二者的最大效用。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储蓄年龄阶段的提前和延长，储蓄将会不断地增加，也会使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本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第二人口红利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人口红利是第一人口红利的延续，第二人口红利是可以永不间断的。^[7]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人口政策，从而使得人口素质提高，进而获得战略利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将淡出视线。在未来20～30年，以高素质、高质量劳动者为标志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生深刻的转变及实现持续的增长。

四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界定

人口老龄化包括个体的老龄化和群体的老龄化。个体的老龄化实际上是人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并始终处在不断老龄化的状态。可见，个体的老龄化是很难改变的，是个体年龄逐渐增长变化的过程。人口群体的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加，并达到一定数量的现象。但需要说明的是，老年人口比例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往往要受其他年龄组比例的影响。通常，在人口增长不断加快时，少年儿童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比例则出现下降趋势，这个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反之，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时，老年人口比会相应提高，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人口年龄结构将呈现逐渐从成年型迈向老年型的转变，进而产生人口老龄化。个体的老龄化和群体的老龄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个体的老龄化是不可改变的，而群体的老龄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需要从广义层面上去理解，主要关注的是人口总体的老龄化。而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也有很多种解释，若按人口手册的定义：人口老龄化是一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或者是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减少的过程。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可以把人口老龄化视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加。若按我国学者罗淳所言，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处于老龄化的状态下，其中的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呈反比例发展的趋势。此外，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就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年龄中位数的上升。邬沧萍、杜鹏等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会使人口死亡率下降，然后出生率也会下降。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仅其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地提高。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重要的一方面。^[8]所以，本书将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或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且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不断上升的人口结构定义为人口老龄化。

五 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界定标准及其相关概念

（1）人口老龄化社会界定标准。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界定还存在一定分歧，而其中联合国和世界老龄化问题大会所制定的标准得到最广泛应用。其标准是指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就可以说该国或该地区的人口结构成为老年型，标志着该国或该地区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9]

（2）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比例（又称老年人口比）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老年人口比例最能体现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点，所以老年人口比例也被叫作老年人口系数。

（3）老年赡养比。老年赡养比，又称老年赡养负担，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能够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综合性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重要的指标就是老年赡养比，一般用百分比计算，其计算公式为^[10]：

（4）少儿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又称少年儿童抚养比或少儿抚养负担，是能够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通常被认为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11]：

（5）总扶养比。总扶养比是指少儿抚养比与老年赡养比的和，也被称为人口负担比。通常，在研究老龄化的影响时，需要关注老年人口以外的人口数量变化，并对人口以外的人口变量进行控制，本书的控制指标将采用综合性指标中的少儿抚养比。

六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变化，是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逐步变化为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人口转变通常以死亡率的下降为首要特征，紧随其后的是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人口增长率也将经历从上升到下降的趋势变化。最终，人口年龄结构将会展现出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结果。欧洲是最早出现死亡率下降的，自其死亡率开始下降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死亡率的降低不断地扩大到每一个国家，而据专业人士分析，直到2100年，全世界的人口转变才能够彻底完成。通常认为，人口转变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理论告知我们，人口转变初期呈现年轻化的状态，随着人口不断地转变，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出生率开始降低，老龄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人口转变快结束时，又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死亡率和出生率会相继降低。这一时期的人口结构变动以死亡率的下降为主要表现特征，这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不断加深。^[12]

根据中国的国情，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老龄化程度按照这样一个进展速度向前发展，必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并且速度逐渐加快的成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全面实施，使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出现不断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不仅为老年人的健康提供了经济保障，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好的养老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缓解和治疗，从而老年人的平均寿命也有了很大提高。总之，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我国新生儿的出生数量逐渐减少，并且青壮年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但老年人口的比例却在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现状来看，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发展的态势也十分迅猛。调查数据显示，在世界老年人口中，我国老年人口就占到了百分之二十。迅猛的老龄化增长速度使我国很快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第二，我国不同地区间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始终远高于城镇，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城乡倒置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施了“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的生育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率明显下降，并且远远低于农村居民的生育率；另一个原因是，在农村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到比较发达的城市发展，农村剩下的只有一些老人等。因此，必然出现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局面。从区域差异来看，人口老龄化呈现中西部地区不断加速，东部地区逐渐放缓的态势，伴随中西部劳动人口向东部流动，这种态势将会进一步加剧。第三，高龄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剧。相关数据显示，在1982～199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速，达到5%。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在1990～2010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仍处于4.1%，依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更为突出的是，截至2017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1.8%，约为0.25亿人。预计在未来的2025～2050年，其占比增速将会继续不断加快，并由2025年的2%升至2050年的8%。这种惊人的高龄化发展态势在全球都属罕见。预计在2036年时我国将进入高龄化社会，到2048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将突破1亿人大关。这些表明，我国人口形势不断向高龄化方向发展，呈现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的特征。第四，独居老人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所占比例也越来越高。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年轻人投入工作当中，用来陪伴老人的时间也在不断减少。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至2020年，独居老人的数量将会上升到1.18亿人，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将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最大一部分。

毋庸置疑，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从社会宏观层面看，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供给支付额度对比例较小的青壮年人口形成了较大压力。同时，现代化建设步伐与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已无法满足急速上涨的老龄人口快速发展需求，致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出现了较大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直接的表现就是相当一部分地方财政出现了赤字，这反映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满足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赡养需求。其实，分析导致这种矛盾的本质原因可以发现，形成的社会经济压力绝不是由老龄化程度单一因素来决定的，但要战胜老龄化，保障老年人口的赡养需求就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社会物质资源。但就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经济实力和社会条件仍不具备全面应对老龄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未富先老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压力的加大。据相关学者预测，在未来的4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将会达到高峰，峰期的来临必然给社会发展带来空前的压力。

另一方面从家庭微观层面看，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等问题也会给家庭带来重大影响。首先，家庭面临的是老年人家庭代际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每一位老人都与所归属的特定家庭的成员有着直系血缘关系，如祖辈、父辈、子辈的家庭人员。受计划生育“一胎化”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分门立户因素的话，将会出现大量的“4-2-1”结构家庭。很显然，这样结构的家庭中老年人口增多了，不仅对家庭的养老、教子问题造成直接影响，使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而且对家庭的婚姻、道德、伦理关系也将造成严重影响，进而还会直接影响家庭的代际沟通与家庭的和谐。即便老年人选择与子辈分开，单独居住，也会产生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等现实问题。其次，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快直接导致有老年人的这种特定结构家庭比例的不断上升，必然对传统养老模式构成冲击。这是因为，受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现代社会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众多家庭的规模不断缩小，在养老模式上如果依旧选择家庭养老，可以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甚至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很显然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已无法发挥，必然转向社会养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事实上，无论是选择单一的社会养老模式，还是选择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都不是较为理想的养老模式。由于家庭是社会最为基本的单元，每位老人精神上的慰藉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的是家庭成员，甚至部分老人在物质经济上的供养主要依靠的也是家庭成员。正因为如此，我国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中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也就是说即便选择的是社会养老模式，其家庭成员对老人同样要履行照顾责任和赡养义务，甚至也可以把社会养老模式形象地比喻为家庭养老形式的社会化。因此，人们应该认真思考未来的养老模式。如何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在资源上的优势，取长补短，建立自我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多元、多层次的供养体系和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就是医疗保障问题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变得异常突出。通常，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在不断下降，无论是免疫功能还是生理功能都会随之退化，而且还伴有很多如阿尔茨海默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严重老年疾病。可以说老年人进入60岁之后，其身体的健康状况基本呈下降状态。因此，“老有所医”问题自然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变得异常突出。对老年人来讲，患病之后是否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以及对自身需求的增加和健康的关注等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必然也就成为广大老年人乃至全社会最普遍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满足这类需求，尤其是满足中西部落后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广大农村老年人对医疗保障方面的需求，就显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是由于老年人明白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当其自身失去劳动能力之后，是无法通过劳动获得固定经济来源的，而且他们所处环境的医疗条件又相对落后。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与加剧，会使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供需之间的矛盾问题非常突出。最后，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因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推崇“百善孝为先”，传播“尊老爱幼”的思想，但现阶段由于我国的很多家庭都只有独生子女，特别是身处城市的子女，他们日常的生活工作不仅忙，而且压力大，在既要养育下一代，又要赡养老人时，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这导致很多子女无奈只能直接“用钱”替代“用心”，传统的赡养关爱老人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我国传统概念里的孝道有可能被磨灭，传统文化有可能逐渐被扭曲。所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受到了极大挑战。

总之，当今世界迎来了全新的人口年龄结构，许多国家的老年人口数量已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中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问题已不简单是我国自身的问题，中国老龄化问题解决的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和期待。因此，我国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任重而道远。在思想上，我们必须正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在行动上，我们要积极主动做好应对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机。为此，可从以下主要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把老龄化问题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充分认清当前老龄化的现状、特征、演变趋势，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对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二个方面，要树立老龄意识，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力，意识到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第三个方面，在研究制定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中，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力争为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创造出良好的人口发展环境，也为世界人口的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