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韩文》七则、《书柳文》五则

范泰恒 撰

按：范泰恒对韩、柳文有过随笔札记式的研究，这就是保留在《燕川集》卷十二的《书韩文》七则、《书柳文》五则。此外他还曾论及范仲淹、苏轼、侯方域等，即集中的《书范文正公文选本》一则、《书东坡文选本》一则、《书壮悔堂文》三则。

范泰恒于唐宋大家中特别推崇韩愈，他在《燕川集》卷十二《书战国策选本》中，曾有“八家以韩为宗，余七家参考可耳”的言论。他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称“愿起庐”，即有效法韩愈“起衰”之意（《燕川集》卷十二《跋愿起庐》）。范泰恒对韩愈的推崇，源于他自身学习古文的体会，据《书韩文》第二则记载：“余少好《庄子》《史记》，作古文无入手处。任处泉师教之读韩文，如水投乳。后虽参看柳、欧，然宗仰终在韩也。三十余年，味之愈深。”《庄子》《史记》神迹难求，难以入手，他听从任应烈的建议，改从韩愈文入手，则“如水投乳”，终入古文门径，故对韩文情感最深。《书韩文》第一则记载，其师彭西源提出韩愈《马说》末句“其真不知马也”属于续貂之句，认为可以删除。清人对唐宋古文乃至秦汉古文进行删改，较为常见，范泰恒对此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若让韩愈自己修改，会从上文“渐渐收拾”，若直接删除末句，会过于突兀。这既体现出其对韩文的研究之深，也有其对韩文的感情因素在内。经过三十余年浸染，范泰恒对韩愈之文愈发推崇，将其作为唐宋以降唯一可以比肩秦汉者看待。《书韩文》第三则比较韩愈《原道》与《史记》：“史公文烟雨迷离，灭尽辙迹。《原道》虽有辙迹，而离奇变幻，几与之抗。”一般认为秦汉文章无法无迹，迷离变幻，而唐宋以后拘于法度。范泰恒将《原道》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原道》亦有秦汉文特点。《书韩文》第七则则将韩愈置于文章学史的转折节点上看待：“论体在唐时逐段挨叙，犹沿两汉文法，昌黎《诤臣论》、柳州《封建论》皆然，至宋人则打成一片，局完而法备矣。学古者，以后人之法，而运以前人之神，其庶几乎？”第四则中，他将韩愈《原道》称为“论之绝”，《平淮西碑》称为“碑文之绝”，苏洵《审势》称为“策之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万言书之绝”，提法较为新颖。《书韩文》还谈及韩文在后世的影响，第五则中，指出韩愈《与孟尚书书》中“客位透切、叙到主位”的写法，为清初侯方域所继承。因韩愈与柳宗元同为中唐古文运动之领袖，范泰恒《书柳文》主要是通过韩、柳二人的对比，来凸显柳宗元的特点，实则是较为典型的韩、柳文对比研究。《书柳文》中对韩、柳二人的古文风格进行了多重对比，认为韩文“乘云气、御飞龙”，柳文则是庖丁式的“以无厚入有间”的手法；将韩比作“名山大川”，将柳比作“幽篁曲涧”，类比形象贴切。从擅长的文体而言，韩愈长于书序，柳宗元长于山水游记。这些比较判断都符合事实，是中肯之论。《书柳文》与《书韩文》一样，均论述自己在相应情景下对韩、柳文的感受。《书韩文》第六则中，范泰恒记载其在江西为官时，赏滕王阁美景“而不能道”，及其“读昌黎记，深为恧然”。《书柳文》第四则也写到其在江西崇义时，见其山水岩石后，“读柳州诸记，益触吾感”。以对自然山水的感悟来体悟韩、柳古文之妙，这种分析显得轻松活泼。

总体而言，《书韩文》七则与《书柳文》五则是有真知灼见的论韩、柳文的札记，无论是其对韩、柳文特色的分析，还是将韩、柳文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均值得研究古文者重视。而其偏重记录范泰恒自身经历的写作倾向，又具有早期“话”体批评方式记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