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社会

记得1978年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冷气制品厂上班，我在《团结报》上见到一条消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称民革）恢复了，工作范围是团结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我见了，拿着报纸跑到市民革去问了一下：“像我这样的国民党‘下层人士’算不算？”

说实话，我这个“国民党员”还是在做译电员时集体加入的，当时只发了个党证，从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任何活动。不久，连那个党证也在抗战中弄丢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干部训练班里，又集体退出国民党，还能加入民革吗？自己也没个谱。

自从加入民革后，因我住在朝晖新村，成了民革朝晖支部创始人，也是主委。民革朝晖街道支部是杭州民革的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组织。当年家在朝晖街道的民革成员有不少，有些人当过国民党军队将领或国民党政府专员什么的，大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因为我相对年轻，当这个主委其实只是一个服务员而已。

1985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又加入了同学会，并在民革下属的一个中山科技公司上班。从1985年开始，我当选为第九、第十届区人大代表，接下来，下城区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我成为第一、第二届区政协委员。

无论是当人民代表，还是做政协委员，我都尽责尽力做事。例如，有一次我听说在菜市桥附近光裕里有个同学叫蔡国栋，一个人在老披屋栖身，弄点稻草垫在床上睡觉，房里几乎一无所有，吃喝拉撒全在那个漏雨的披屋里。居民区给他安排了灵隐寺守夜的差事维持生计。20世纪90年代，蔡同学已经年老体衰，无力再继续工作了，孤身一人住在那个棚子里，贫病交加，无依无靠。我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政协，将他列入了补助名单（当时相关政策尚未出台）。这位同学过世后，我们民革出面与居民区联系，帮着处理了后事。

1994年5月，陈菊南（右一）与台湾原内务部劳工司司长钱江潮（右二）、钱夫人（右三）等人合影

还有一个同学叫邓健行，住在耶稣堂路，1958年被遣返广西老家。可他早年离开故乡，村里根本没有直系亲人，又被当地政府送了回来。这位同学极有才华，能写会画，写得一手好书法。当我去看他时，只见他一人趴在床上，认真地作画，屋里连张桌子都没有，生活全靠老婆一人在街道工厂打工维持。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协做了反映，不久，他的生活状况就得到了改善。邓同学生前多次上门来对我表示感激之情。每当我想到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多年以来，我参加了各种业余学习班，并且经常为报刊写稿子。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再次服务于社会，参政、议政，获得过不少聘书及嘉奖。这些年来，有在台的亲朋老友到杭州寻根问祖，他们常会过来与我叙旧。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所取得的建设成就。1991年年初，台湾某报总编陈绍冲到访杭州，由我牵线促成了杭州新闻工作者第一次访台。

现在，我有4000多元退休工资，生活无忧、儿女孝顺、老伴健康、行动方便。每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下城区政府、朝晖街道以及一些中小学都要组织人员对黄埔老人进行慰问，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国家给予黄埔老兵很高的荣誉，让我非常感动。我感谢党和政府对老兵的关怀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