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产品质量的内涵与测度

2.1.1　产品质量的内涵

科学准确地定义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Smith, 1993）。Garvin（1984）根据学科不同，提出了质量定义的五种方法。抽象方法将质量视为无条件普遍认知的内在特性；基于产品的方法认为消费者能够基于产品的某些特性识别其优劣，并作出选择；基于使用者的方法是指满足使用需要的程度；基于生产的方法即指符合需要，对消费者需要的任何偏离都会降低质量，该定义方法与基于使用者方法的区别是，其评判标准遵循客观已定的产品说明和规格，而非消费者的主观意念；基于价值的方法依据成本和收益评价质量，收益超过成本越多，产品价值越高，则质量也越高。这些方法分别源自哲学、经济学、营销学、运营管理学和财政学的视角。Smith（1993）、Reeves和Bednar（1994）、Seawright和Young（1996）也试图从总体层面定义质量。Anand（1997）回顾了质量定义的演变过程，补充了一种新的定义方式：产品质量具有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且不对社会产生副作用的特性。在Anand（1997）看来，产品质量是一个动态概念，随消费者观念、产品差异、时间推移而变化。

经济学模型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度讨论了质量的定义。从供给侧出发的文献将质量与生产成本相联系，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从需求侧出发的文献则将质量与效用相联系，更高的质量意味着更高的效用。

从供给侧方面来看，质量是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手段。许多企业实际上通过差异化产品竞争而非价格竞争来强化市场地位，所谓的“差异化产品”已包含了质量、包装、服务等方面的要素（Chamberlin, 1946）。Abbott（1953）将质量视为一个广义概念，用来描述产品的所有可变特性，如材质、设计、风格款式、零售区位等。质量差异可分为三种类型：垂直型质量差异、水平型质量差异和革新型（innovational）质量差异。垂直型质量差异即质量等级的差异，可以用“较高”或“较低”来区分。水平型质量差异是由于人们所处环境、价值观念、品位不同而引起的，可以用“更合适”“更有吸引力”来描述。革新型质量差异是技术革新引起的产品更新换代带来的，不涉及质量等级的变化，而是在等级内部的质量改进。Abbott（1953）指出，实际中产品质量的变化可能是上述三种差异的某种结合，如革新—水平型，尽管其分类未必完整，但为质量竞争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Dorfman和Steiner（1954）将质量定义为产品的所有方面，包括产品销售合同中对服务的规定。质量提高使需求曲线右移，同时增加了平均可变成本。Brems（1948）将质量定义为描述产品物理和化学的一系列特性，产品质量各维度之间相互依赖。Leland（1977）认为质量是单位产品中每种特性的要素含量，只有当单位产品中所有特性的含量都增加时，消费者才认为质量有所提高。Leffler（1982）认为产品由两部分构成：定价的数量特性和非定价的质量特性，产品质量则被定义为每单位数量特性中的所有质量特性的总和，因而它只包含一个维度。

从需求侧方面来看，Houthakker（1952）、Theil（1952）较早地将产品质量融入消费者需求选择，他们讨论了消费者如何将收入分配到不同质量的产品中。他们的产品质量界定与Leland（1977）相似，即每单位产品的特性总和。Lancaster（1966）、Lancaster（1971）认为，消费者偏好的并非产品本身，而是与效用挂钩的产品特性。许多产品往往拥有多种特性，而许多特性往往可以由多种产品生产，不同产品组合可能产生新的特性。特性，即质量被定义为与消费者选择相关的、客观可度量的产品上的工艺特征（Technical Properties）。但是，他假设消费者了解产品质量的全部信息，这与现实有出入。大量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产品价格和质量信息的掌握是不完全的，且对价格的微小变动不敏感（Monroe, 1971；Shamir, 1985；Steenkamp, 1989）。Nelson（1970）、Ratchford（1890）、Hey和McKenna（1981）认为，在质量和价格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可利用搜寻和经验获得产品质量信息。搜寻是指在购买之前先检测产品并评估其效用。当搜寻不可行或成本太高时，可先购买产品进行体验，然后评估其效用，即通过经验获得质量信息。此外，Klein和Leffler（1981）、Shapiro（1983）推荐用价格推断产品质量信息。Nelson（1974）、Schmalensee（1978）、Wiggins和Lane（1983）则认为广告能够反映产品质量。自Melitz（2003）提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以来，产品质量已成为与企业生产率并列的一个异质性维度，这类文献多从需求侧角度定义产品质量，认为产品质量是能够增加所有消费者对产品估价的特性（Khandelwal, 2010；Hallak和Schot, 2011）。

关于产品质量的经验研究，早期多采用hedonic方法，该方法中质量是指产品所有客观可度量的产品特性的集合（Dhrymes, 1967；Griliches, 1971；Kristensen, 1984），往往将一系列产品特性视为价格的决定因素。而近年来，产品质量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一大主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贸易价格和数量等信息提出了测度产品质量的方法，进一步推动了产品质量实证研究文献的发展。

2.1.2　产品质量的测度

确立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指标测度方法对于围绕该指标展开的相关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在引入产品质量这一异质性维度之后，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着一大挑战，即如何准确度量无法直接观测的产品质量。目前的文献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提出了若干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随着微观层面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许多学者仍在试图寻求度量产品质量的更好方法。

2.1.2.1　产品层面的质量测度

产品出口单位价值是度量出口质量的一种代理指标（Schott, 2004；Hummels和Klenow, 2005；Hallak, 2006；Schott, 2008），Hallak和Schott（2011）的估计结果表明，观测到的产品价格不能较好地反映其质量。Khandelwal（2010）的结果同样表明，在质量差异化程度较小的市场中，价格不是质量的理想代理指标。Schott（2008）讨论了产品的出口价格是否等价于出口质量。他指出，只有当产品具有垂直特性（Vertical Attributes）时，即所有消费者都愿意为高质量的该产品支付更多时，价格与质量同等化的假设才是合理的。Schott（2008）进一步提出了两种估计产品质量的更严谨的思路：其一，收集积累有关产品特征的详细信息，以判断一种产品是否具有垂直化属性，但收集产品信息的成本很高，可行性不大；其二，不同类型的产品质量没有可比性，因此可以集中分析某些特定行业的产品质量。质量的其他代理变量还包括对产品的星级评分，如Crozet等（2011）、Chen和Juvenal（2016）对法国和阿根廷酒行业的研究，Liao（2011）对美国进口汽车质量的研究。

后续文献探索了更复杂的产品质量测度方法，这类文献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结合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信息，运用计量方法估计产品质量。Khandelwal（2010）测度质量的直觉是：在既定的价格下，目的地从出口国进口的市场份额越高，产品质量越高。他假设一个嵌套logit需求偏好，这种偏好同时包含水平属性和垂直属性，利用Berry（1994）的推导结果，同时用出口国人口作为难以观测的细分出口产品种类的代理指标，以控制隐藏的产品种类对市场份额的影响，从而得出质量估计方程：

其中，下标c、h、t分别代表国家、HS10位产品、年份。从某国c进口一种特定产品h，视为一个种类ch。下标0表示行业内的一种额外产品种类，设定一个额外种类的作用是，允许消费者不购买任何进口产品种类。因此，可以将种类0视为一种本地产品类型。s_cht为t年种类ch的进口量占行业总量的市场份额，s_0t为t年种类0的进口量占行业总量的市场份额，p_cht为t年种类ch的到岸进口价格，ns_cht为t年种类ch的进口量占产品h进口量的市场份额，pop_ct为t年出口国c的人口。质量被定义为λ_1，ch+λ_2，t+λ_3，cht，α、σ、γ为待估计参数。p_cht、pop_ct数据可直接获得，一旦观察到s_0t，就可以计算t年行业总需求量，从而利用已知的种类ch进口量得知s_cht和ns_cht。对式（2-1）回归时，λ_1，ch即为产品—国家固定效应，λ_2，t为时间固定效应，λ_3，cht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注意到λ_3，cht和ns_cht都与p_cht相关，运用OLS估计会导致ns_cht和p_cht的系数有偏差，为克服内生性问题，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具体而言，用产品种类层面的单位运输成本作为CIF价格p_cht的主要工具变量，同时用国家层面的汇率及距离和原油价格的交互项作为额外工具变量。对于ns_cht则用产品h内的种类数目和国家c出口的种类数目作为工具变量。用IV估计的质量表示为：

Hallak和Schott（2011）通过贸易收支平衡来推断产品质量：在既定的价格下，贸易盈余的国家比贸易赤字的国家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由于价格被质量“污染”，将其定义为“非纯价格指数”（Inpure Price Index）。他们将产品层面的出口价格加总到行业层面，质量的估计可分两步进行：第一，用帕氏和拉式约束（Paasche and Laspeyres bounds）来估计国家—行业—年份层面的相对“非纯价格指数”；第二，用行业内跨国贸易净值数据剥离“非纯价格指数”中的依质量调整的价格（Quality-adjusted Price），从而获得国家—行业—年份层面的质量。在给定消费者偏好和额外种类—纯相对价格相关性的4个假设条件下，帕氏和拉式约束为：

其中，c和c′为出口国，s为SITC行业，和是s行业c国相对于c'国的帕氏和拉式价格指数，可通过观测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是无法观测的非纯价格指数。根据式（2-3）构建似然函数并最大化，得到。

根据另一个推论，即净贸易是纯价格指数的对数线性函数，并将产品质量表示为线性时间路径，可得：

其中，上标o为参照国，为净贸易值，γ_st为参照国价格的线性函数，、分别为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趋势效应，为误差项。用实际汇率作为非纯价格指数的工具变量，对式（2-4）进行估计，则c国相对于o国的质量拟合值为：

Feenstra和Romalis（2014）认为，以往测度产品质量的文献大多依赖需求侧的假设和数据，他们以两种形式补充了供给侧方面的不足：第一，引入了“华盛顿苹果效应”（Washington Apples Effect），即更高质量的产品会被出口到更远的目的地市场；第二，边际出口企业由零利润条件决定，从而控制扩展边际。结果表明，国家间依质量调整价格的变异比单位价值小得多。他们指出，测度出来的产品质量和依质量调整的价格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例如，贸易和工资关系中贸易价格的重要性、中间品价格在贸易增长效应中的应用、贸易条件在汇率制度争论中的应用等。

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估计方程为：

其中，下标c和m代表出口国，h和t代表产品和年份，上标k代表目的地。、是c国和m国在t年h产品上对k国的出口，是k国在t年h产品上对c国的进口关税，是t年h产品上k国从c国进口的CIF单位价值，是t年h产品上c国对k国出口的FOB单位价值，L_cht是t年c国生产产品h所用的劳动力，表示c国和k国的双边变量，是误差项。他们运用Feenstra（1994）中的GMM方法估计式（2-6）中的未知参数。

Henn等（2017）认为Khandelwal（2010）、Hallak和Schott（2011）、Feenstra和Romalis（2014）等测度质量的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为严苛。他们采用简约回归（Reduced Form）的方法，假设价格由三个因素决定：质量、出口国人均收入和两国距离，并指定一个包含质量的引力模型。因而可以将价格决定方程代入引力模型中替换未知的质量，并运用2SLS估计引力模型中的系数，从而得到估计的产品质量：

其中，下标m、x、t分别代表进口国、出口国、年份，λ_mxt、p_mxt、y_xt、Dist_mx分别为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出口国人均收入和两国距离，ζ₁、ζ₂、ζ₃为引力模型中估计出的系数。

2.1.2.2　企业层面的质量测度

上述质量测度方法都没有涉及企业，Khandelwal等（2013）、Gervais（2015）、Piveteau和Smagghue（2015）、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余淼杰和张睿（2017）探索了企业层面的质量估计方法。⁽¹⁾Khandelwal等（2013）测度质量的直觉与Khandelwal（2010）类似：给定价格不变，一种产品的出口数量越多，其质量越高。他们假设消费者偏好为纳入质量的CES函数，最大化效用并取对数，构建计量方程可得：

其中，下标f、h、c、t分别代表企业、产品、国家和年份。q_fhct和p_fhct分别为出口数量和价格，替代弹性σ来源于Broda等（2006）的估计结果。引入α_h是因为不同产品之间的数量和价格无法比较，α_ct用于控制目的地收入和价格因素的影响。产品质量对数。

Gervais（2015）同样从包含质量的CES函数中导出产品质量的估计方程：

由于式（2-9）对每种产品分别估计，且缺少企业出口到每一目的地的数量、价格信息，因此下标不出现产品和目的地的代表符号。q_ft、p_ft为企业在国内的销售量和价格。与Khandelwal（2010）类似，式（2-9）面临内生性问题。为此，Gervais（2015）采用两种方法估计σ。第一种为IV法，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价格p_ft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第二种为加成法，在CES需求函数假定下，企业加成为常数且由σ决定，则产品h的替代弹性估计量为：，N_h为生产产品h的企业数目。

Piveteau和Smagghue（2015）总结了目前质量测度中的几种主流方法的缺陷。他们认为，Khandelwal（2010）、Hallak和Schott（2011）使用国家层面的工具变量，无法拓展到企业层面的质量估计；Khandelwal等（2013）的测算依赖于Broda等（2006）的假设和估计的替代弹性，结果可能产生偏误；只有在企业内产品质量不随时间而变化时，Gervais（2015）的工具变量法才有效，一旦产品质量随时间而变化，生产单位产出可能需要更多劳动，即产品质量与生产率负相关。Piveteau和Smagghue（2015）构建了价格的新工具变量。基于CES需求函数，他们推导出如下方程：

其中，r_fhct为出口额。Piveteau和Smagghue（2015）以进口加权的企业层面实际汇率作为出口价格的工具变量，其传导机制是，实际汇率波动可视为出口企业在进口活动中的一种成本冲击，出口企业将进口价格冲击传递给其出口产品价格。为了控制汇率对质量的直接影响，式（2-10）中还加入了进口加权和出口加权的GDP。

国内也有少数文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进。魏浩和林薛栋（2017）甄别了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国家和企业层面进口产品质量的最佳测度方法。施炳展（2013）、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方法与Gervais（2015）的式（2-9）类似，但有三点不同：一是他们控制了产品水平多样化特征；二是把企业出口到其他市场的平均价格作为出口到某一目的地的价格的工具变量；三是进一步在产品内通过标准化出口质量并以出口额为权重加总到企业层面，使出口质量指数取值范围限定在0～1，从而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特征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差异。

余淼杰和张睿（2017a）认为企业层面的质量测度方法忽略了供给侧因素，且跨时、跨国无法比较。他们将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质量测度方法扩展到企业层面，得出企业层面的质量表达式：

其中，θ_h为h产品的质量对边际成本的弹性，k_hc为产品—国家层面的参数，取决于c国消费者对中国h产品的质量偏好程度、h产品的替代弹性、h产品质量的成本弹性，φ_ft为企业生产率，w_t为投入成本。为了计算产品质量，需要式（2-11）所有参数的信息。θ_h、k_hc由Feenstra和Romalis（2014）估计的产品—国家层面数据整理得到，价格由出口额和出口量之比得到，φ_ft通过OP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投入成本被假设为劳动、资本和中间投入的线性函数，三种投入要素的系数已由OP法估计得到，因而可以得知w_t。

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总结如表2-1所示。由表2-1可见，测度产品质量的一种主要思路是基于CES需求函数导出包含质量的回归方程，通过寻找价格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而获得系数的无偏估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