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因此读了一些诗集，也想方设法读了一些还没有形成集子的当代人的诗。

我是不薄新诗爱旧诗，是新旧体诗都爱读的，读得多一些的，还是旧体。

年轻人多写新体诗，老年人爱写旧体诗。一般总是年轻人才爱写诗，但“文革”后，老年人写诗的特别多，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

“诗穷而后工”，“文革”穷且乱。诗就更多了。

我不仅欢喜读诗，也欢喜读诗话。这是早年就养成的习惯。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随园诗话》，读得熟了。

读得多，自己也就想写，既写诗，也写诗话。写诗是为了抒情，写诗话是为了记下好诗，可以时时翻阅，也可以随时公诸同好，让也欢喜诗的朋友可以借阅、传抄。

我认识和结交的新知旧雨，从事新文学的比较多，旧学宿儒较少，因此，也就接触到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

我写了一些诗，自知水平不高，秘不示人。写了一些诗话，记的是别人的诗，不会妄自菲薄，相反，却有了宣之于众的冲动，就把它们送回香港，拿到《明报月刊》发表了。

在当时来说，我还没有这样发表的权利，却有发表了就可能出麻烦的危险，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

当我还没有阅读和写作的自由时（当然更没有发表的自由），我在大都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幽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条件恢复自由后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事过境迁，我还是以此为荣，喜在心里。

当我有机会写作、发表的时候，第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也是唯一想到的，就是给它加上一个《燕山诗话》的名字了。

遗憾的是这些诗话却没有谈到邓拓的诗和别的一些我喜爱的作者的诗。原因多种，有的就是找不到。我曾经找过朱光潜的诗而无所获，他谈诗谈得那么好，但据说自己的诗诗味却不怎么样，我有些不愿意相信。

遗憾的是有些已经写了的却没有收进这本诗话中，也是原因不一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原因。

老实说，我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

北京燕山，夏日将临，不知为什么，我却像黄仲则般有都门秋思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