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山雨欲来
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30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胡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帽戏唱完，说“大革命”出台之前的山雨欲来。幕后的勾心斗角只有幕后人能知道，至于移到幕前，则是姚文元的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时是1965年11月，地点是上海《文汇报》。对于政治，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无兴趣，想脱离，一方面是怕，也就不能不注意。但姚文元的文章远在上海，而且主脑是评一个剧本，以为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怎么重视。大约是二十天之后就不同了，北京有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转载，而且不只一家，这就暗示，或说明示，有位甚高的什么人授意这样做。授意如何做，必有所为。为什么？虽然不知道，鉴往知来，就不排除涓滴之水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读了姚文中这样的句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多年来常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猜想，也许又将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吧？
我疑神疑鬼，有“理”方面的来由。其一，建国十几年来，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是处在有如波涛翻滚的一种形势中，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小运动断续来，表现在口头上，是“正确”重重复复压倒“错误”。至于某种想法、某种措施之所以为正确，其他想法和措施（未必是对立面）之所以为错误，除定于一尊之外，像是找不出可以说服多数人的理由。其结果，缩小到己身，就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想法或某行动，究竟算不算错误。其二，也是十几年来，有多种飘在多数人头上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敌我矛盾等等，几乎谁也不能知道，某一顶，某一天会不会扣在自己头上。其三，仍是十几年来，运动不断已经成为规律，大跃进，没饭吃，略恢复，已经平静一些时候，照规律，必致来个新的运动。总之，其时见到风吹草动，就不能不心惊胆战。
接着，这疑神疑鬼就迎来“事”方面的来由。只说三件，都是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是公开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另一件是继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之后，扩大为批判三家村。还有一件是北京大学贴了聂元梓等人的等于进军号角的大字报，其中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某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依旧例，判定之权不是在法院手里，而是在各种形式的有权人的手里。这样，显然，自己算不算牛鬼蛇神，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情况反映到心态上就成为“待命”，说严重些是日日如坐针毡。
何以故？是一，形势已经表明，运动的声势在加紧，范围在扩大。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扩大，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三家村，开卷第一回也，其后，会不会如《红楼梦》，多到八十回，甚至百二十回呢？自然只能走着瞧。还有二，“文化”是个庞大而模胡的名词，抽象的如思想意识，走向具体的另一端，书本，以至案头的小花瓶，等等，都不能漏网吧？因而就可以推想，说不定哪一天，整治的鞭子就会抽到自己背上。总之，还是怕。但也没有想到，只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刮起非君子之风，动口兼动手了。
事过境迁，回顾，都不免有些感想。我不能独无，也想说一点点，我认为值得深思的。其一，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合适吗？我有时想，就是发号施令之人，也未必不明白此情此理，而一再走老路，我看所求有排在治平前面的，那是独尊和出气。如果竟是这样，辨明真相，也会有教育意义吧？其二，权力无限之大，滥用而无法扼制，以致成为浩劫，这经验是惨痛的。惨痛之后怎么样？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改。其三，由《海瑞罢官》想到吴晗，想到葛剑雄先生《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见199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其中说：
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一次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报告，披露了吴晗写戏是出于毛泽东授意的事实。
吴晓铃是我的北大同学（晚于我两年），是研究戏剧的，这方面的见闻多，推想所说必有根据。若然，为《海瑞罢官》，吴晗先是中了姚文元的炮弹，接着更大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抗不了，提前走到上帝身边，旁观者都会说他可怜，替他抱屈吧？我则认为，也无妨戴上另一副眼镜看，知识分子，心同孔老夫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是已经种下可怜的种子，其后发驯服之芽，结被踢开之果，都不稀奇，也就说不上可怜不可怜。求不可怜，也不是无路可走，其上者可以学许由、段干木，其中者可以学范蠡、张良，乃不出此，而甘居下游，以至于一旦被踢开，哭诉无门，说“悔之晚矣”也就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