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严重挫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人们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积极性又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空前高涨，按理说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可走上持续发展的坦途了。但事实并不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良好发展势头，很快就被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运动延缓下来了。

从这时起，整个国家进入全面“政治挂帅”时期，各部门各单位的中心任务被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所代替。广大知识分子，无论老少、新旧，都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走所谓“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们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未改造好以前，是无法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而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最好的办法就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到工厂、农村去劳动锻炼。1958年，各高等院校开始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生产劳动被列为必修课。[8] 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也开始对每年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实行刚性的先去农村劳动一年的所谓“劳动实习”制度。1965年，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先后两次向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1月，那个没有任何理论著作的“理论家”康生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份《情况简报》上写下一大篇批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好以前，无权从事研究工作，也无权为农民服务，可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下到农村去劳动”。[9] 至于为提高研究人员所谓“思想觉悟”的政治学习活动，或被紧急动员起来去打退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斗争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所谓“又红又专”，不过是只“红”不“专”的代名词而已。研究人员如此频繁地脱离研究实践，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无休无止的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上，当然难以维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运动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开始广泛流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经过1958年各高等院校的“拔白旗，插红旗”等一系列批判运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除了如前所述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以外，又在研究方向、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偏向。

首先是由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导致阶级斗争观点的绝对化、简单化、公式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只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讲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讲封建统治阶级某些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即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也是批判远胜于肯定。总之，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好的，进步的，革命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黑白分明，毫不含糊。更有甚者，连一些大学历史系的“中外关系史”专业命名也受到指摘，认为这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被“要求改为帝国主义侵华史，后来又改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10]。其次就是要求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起初还仅仅是要求给某些现实政策寻找历史依据，作点历史注解而已。随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观点的强化，这种“研究”似乎就远远不够了。1965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要求历史研究完全为眼前的政治需要，即阶级斗争需要服务，将历史研究直接变成眼前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至于这样的研究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似乎都是无须计较的。最后就是轻视基础研究，反对所谓“烦琐考证”，崇尚“以论带史”。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关于洪秀全有无胡子的问题，成了反对“烦琐考证”者的口头禅，经常被他们拿来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这种考证毫无意义。其实，这种看法也未必全面，后人为了某种需要，如为洪秀全画像，或将其形象搬上戏剧舞台，岂能说这种考证也是不必要和毫无意义的？这些偏向无不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持续发展的因素。

不过，由于这时并未全面中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研究者虽不得不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上，但总的说来仍可断断续续从事一些这方面的工作。1961年前后中央又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前所述，还有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这样一批德高望重、敢于坚持真理的历史学家不顾越来越严重的“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潮，不断对这些偏向提出异议，甚至批评。学术空气一度有所回暖。因此，这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尚能维持一个缓慢发展的局面，不仅先前基础较为深厚的研究领域多多少少取得了一些惯性式的进展，还开辟了一个主要从社会调查入手的家史、村史、社史（即人民公社史）、厂史“四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若干初期成果。

但是，即使这种差强人意的局面也没能维持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由此遭受到江青、林彪集团长达10年的大破坏，几乎陷入毁灭的命运。他们先是宣布包括高等院校在内的各级学校停课，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全部停止工作，《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立即停刊，将一些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全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或“反动学术权威”，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以来历史研究的成就，迫使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长期陷于停顿。

这是否意味着江青、林彪集团要彻底取消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历史研究其实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此时大力砍杀历史研究，不过是借此取消一切科学的历史研究，代之以他们所需要的历史研究而已。因此，他们在迫使历史科学的研究陷于停顿的同时，又很快恢复了《光明日报》的“史学”专栏，并抽调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农民战争史组”，专事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尽管这个研究组很快就因戚本禹的倒台而关张，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但已足可证明他们并非不重视历史研究。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集团又情有独钟，于1974年破例恢复了《历史研究》杂志的出版。为了阻止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扶正祛邪措施，实现“打倒一切”，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他们网罗一些历史研究者组成写作班子，或以“梁效”“罗思鼎”的名义，或打着工农兵“理论小组”的旗号，大造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以来仅是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的舆论，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现代中国还有儒，最大的儒”，矛头直指周恩来。[11] 整整10年，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除了惨痛的教训，几乎没留下什么。

那么，究竟有什么惨痛的教训？哪些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呢？个人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不能把历史研究直接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以学术为手段进行政治斗争。这种倾向，如前所说，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出现了，这时则被江青、林彪集团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反复强调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研究历史”，“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要求历史研究者把迁就和满足眼前的政治需要当作唯一神圣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政治挂帅”。由于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以致泛滥成灾。

诚然，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说的是历史研究具有通古今，明是非，知得失，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走的作用。人们研究历史也从来不是没有现实价值取向，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否则，历史学早该在社会科学中出局了，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江青、林彪集团要求历史研究者把“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也即“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当作唯一神圣的任务，就不但不妥，而且有害了。

首先，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不完善的。一来这个口号只是片面强调了科学为政治服务，完全忽视了政治为科学服务。事实上，如果政治不为科学服务，不给科学提供必要的条件，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基本条件，科学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二来就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而言，这个口号也显得过于褊狭。难道历史研究只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而不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教育服务？[12] 其次，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现实政治也不可能固定不变，永远停留在同一个要求上。如果紧紧追随这种急功近利的所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求而研究历史，那就势必因为一时要适应这个政治要求而说历史是这样的，另一时候又因要适应那个政治要求而说是那样的，结果只会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混乱，根本无历史真实可言。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就是这样吗？斯大林在世时是一个样子，赫鲁晓夫上台后成了另一个样子，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是一个样子，让人不知何者为真？最终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后，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人曲解和利用，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历史学自身都危害极大的口号。江青、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表演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抛出这个颇具威慑力的口号，任意歪曲、篡改历史，把一部中国历史搞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当然，任何口号都只能是提出一般号召，都可能被人曲解和利用。但是，诚如黎澍所说，问题是“这个口号并没有针对历史学本身的特点提出要求，并没有回答历史学作为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者早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指出它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13]。而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就必须忠于历史真实，不容许对它进行任何歪曲和篡改，否则就不是规律，而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对社会进步不起任何作用的“鬼律”了。这是将历史研究的任务仅仅局限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范围内的必然结果。

可见，任何形式的，无论是江青、林彪集团这种明火执仗式的，还是其他不露痕迹地把历史研究直接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以学术为手段进行政治斗争的所谓研究，都是不可能推动历史研究正常发展的，都是应当坚决反对和摒弃的。

第二，不能硬套模式。人类历史从来就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当然，也并非只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这种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又绝不是仅仅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死板模式整齐划一发展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不能硬套死板模式。

以所谓儒法斗争史为例。江青自称发现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线索，经过她的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制造出一系列的死板模式。如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基层起来的，爱国的，爱护群众的，儒家则完全相反；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主张统一或对统一有贡献的人定是法家，主张分封或搞割据分裂的人定是儒家，等等。依据这些死板的模式，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简单地将洪秀全、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划为法家，杨秀清、石达开、蒋介石等人划为儒家。认为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是“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天京内讧是“尊孔派”篡权，等等。

其实，这些死板的模式本身就是江青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捏造出来的，根本不能成立，以它们为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就更荒唐了。洪秀全之所以反孔，主要是因为他是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领袖，他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发现有一个上帝可以用来号召群众，而必须尽力排除向来受到中国人尊奉、号称“至圣”的孔老夫子，否则就不能使他的上帝在群众中获得信仰，可说与“反儒尊法”毫无关系。康有为和章太炎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儒学在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冲击下，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内部出现的两种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前者为儒家学派的著名今文经学家，后者为儒家学派的著名古文经学家，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法家。至于蒋介石，他因参加反清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确受过压，也残酷镇压过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但能说他参加反清、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不是爱国的吗？何况他还一度标榜自己是维护统一的，怎么就不是什么“法家”，而成了所谓“儒家”了呢？岂非对所立儒家标准的自我否定？

事实证明，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对于各色人等构建的历史模式，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检验一下这些模式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考察一下他们构建这些历史模式的真正用意，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捡到了什么宝贝，急不可耐地盲目套用。否则，贻笑大方不说，倘若因此歪曲了历史，就不是一般的小事了。

第三，不能违背科学精神。中国近代史研究既然是科学研究，就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这一研究，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科学精神。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取得更大成就的必要条件。

可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手握重权的江青、林彪集团不但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提出要求，反而从外部强制推行一系列反其道而行之的措施，将中国近代史研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研究范围方面，他们设置种种禁区，只允许研究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反帝斗争史、中共党史，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只允许研究伟大领袖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不能研究其外的人和事，更不能研究反对过伟大领袖的人和事，即使研究也只能揭露其“三反”罪行，人为地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变成一个犹如在寒风中踽踽独行的干瘪老太婆，只剩下几根骨头，少有血肉。其实，人类历史并不那么狭窄，各种现象又是互相联系的，不研究这一现象，就不能完整、全面、透彻地说明另一现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向来认为历史学是无所不包的科学，从来不主张限制它的研究范围，硬性规定这个可研究，那个不可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江青、林彪集团虽然高谈阔论阶级分析，却把它发展成高度简单化、绝对化，可以任意张贴的标签。请看戚本禹1966年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 〈清宫秘史〉》一文，他在文章中将义和团捧上天，把戊戌维新说成罪恶，实际贯穿着一个极其简单的模式，即：劳动人民什么都好，剥削阶级什么都不好；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政治改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否定。这是罔顾事实的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义和团是一场农民的自发斗争，虽然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的一面，但它笼统排外，反对一切外国事物，又带有浓厚的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特点，根本无法与戊戌维新同日而语。戊戌维新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却是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际，都是以往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未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对待不同学术观点方面，江青、林彪集团无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双百”方针，不顾毛泽东多次要求对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简单地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或禁止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公然宣布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他们除了承认文艺方面的八个样板戏外，在历史学方面便只承认忠实为其“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梁效、罗思鼎两家，完全堵塞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历史研究是科学事业，不是政治宣传，而科学事业是有着完全不同于政治宣传的发展特点的。因为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内在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必定是一个充满错误和失败的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次研究所能完成的，无论是犯错误还是改正错误，都是认识真理的环节。每改正一次错误，都会接近真理一步，任何拘守现成结论，拒绝进一步的研究都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力避行政力量的干涉，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

总之，坚持科学精神，是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内的一切科学事业的生命线，万万忽视不得。

需要指出的是，江青、林彪集团也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一手遮天的。1972年6月，周恩来亲自指示由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搬到明港军营，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一年多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全部返回北京，恢复工作。周恩来这一指示，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两个难得的亮点。

一是大大促进了沙俄侵华史的研究。沙俄侵华史研究一度被新中国为维护中苏友好关系而列为禁区，后虽因中苏关系破裂而解禁，也有一批即使在中苏友好时期仍坚持认为沙俄疯狂侵略过中国的学者始终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终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少有进展。直到这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新聚集人才，成立了《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才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1974—1975年，他们先后发表《驳谎言制造者——关于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几个问题》等文，1976年3月完成《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的编写，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些论著虽在某些措辞上仍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却都是尊重历史事实，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严肃学术著作。

二是开辟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领域。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一个集中 40 余人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按照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传》和《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计划，拉开了内地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序幕。虽然这时尚处“文化大革命”时代，研究人员精神创伤严重，工作进展缓慢，成果有限，而且在有限的成果中也同样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毕竟为此后的大发展启动了风帆，奠定了初基。

这两个亮点，可说是“文化大革命”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