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繁荣的专题研究

从1977年到21世纪初年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九人的思想，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思潮。作者认为“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是有见地的。书中所要论述的是从洪秀全到鲁迅，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进步浪潮，对与这浪潮相对抗的反动派的思想则没有涉及，只在后记里稍为谈了以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为典型的思想。不能认为作者对此不重视，恰恰相反，作者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也多有出版和发表，在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深入研究一直是重点和热点。蒋大椿的《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 期）一文，通过对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系统考察，尤其将它与唯物史观进行认真比较后，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辩证的实践史观，民生史观的实质是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基本含义有二：一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表明孙中山对社会历史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见解，突出了历史主体的人；二为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表明孙中山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认识：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一是民生，二是“人类求生存”，三是“民生主义”。

梁启超思想尤其是戊戌后思想发展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由于梁启超思想的发展与他流亡日本后的经历关系密切，因此，结合中日两方面的材料来探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正道。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对梁启超思想与日本思想界的渊源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指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启蒙思想、新民思想、民权思想、国家主义和国家有机体论等思想，均有日本思想家的影子在其中。梁启超传播西学，通过日本这一中间渠道，因而渗入了不少日本思想家的思想成分，该书厘清和析释这些成分，有助于对梁启超思想更深入和更精确的了解。关于梁启超的思想文化取向，郑师渠的《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指出，梁启超在欧游前与新文化运动相一致，欧游归来则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他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因此，梁启超由反省现代性归趋于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章太炎思想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张昭军的《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将章太炎儒学思想置于中国儒学发展历史长河中动态地把握，置于儒学近代转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嬗变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分析了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学术流变、思想本原、演进过程、与儒学近代化的关系及其儒学思想的政治性、时代性和社会性。指出章太炎儒学思想具有自身特点的同时，因近代儒学存在共性，需要把握并客观评价章太炎儒学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史革新的《章太炎社会思想述略》（《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 期）一文指出，章太炎的社会观固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融入了进化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等思想内容，形成对人类社会起源、组合、发展、变迁以及批判现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等问题的一整套独特看法。

章士钊是辛亥革命时期较早关注和研究近代民主政治的知名政论家，因倡议“毁党造党”而轰动一时。陈宇翔的《章士钊的政党理念与“毁党造党”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 期）一文，系统总结和分析章士钊的政党主张和理念后指出：注重政党的党纲和推崇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是章士钊政党思想的最大特征，提出“毁党造党”论是他的政党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中国缺少建立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这必定成为无果之花。《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邹小站的《章士钊 〈甲寅〉 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 期）一文，剖析、勾画出这一时期章氏自由主义思想的轮廓：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调和立国论。他认为，章氏一方面关注国家的强大，另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因此，章士钊思想上的困惑，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中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分决定思想状况。“文化大革命”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版），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新闻思想有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论著加以评介。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1）该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如自由思想、平等思想、分权思想、法治思想、反对封建纲常的思想、反对作为封建精神支柱的孔子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2）辨析了古代“民主”（民之主）与近代“民主”（人民的权力）含义的本质区别，以及近代中国“民主”与“民权”的内涵演变。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重点在反对专制主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依据。中国民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不但否定专制制度，更为近代民主国家和人民权利描绘了蓝图。（3）全面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认为它经历了酝酿（鸦片战争前夜）、产生（19世纪70年代后）、发展（甲午战争后）、成熟（20世纪最初10年）和转变（民国成立后到五四运动）五大阶段，其间又经过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四个交替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认识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是从御侮强国的目的出发而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它较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超前出现。这样便使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点，影响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对于看似与救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由平等思想则相对冷落。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时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使民主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未必能为研究者所认同，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独到之处的学术专著。

而耿云志等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则是21世纪初年研究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代表作。（1）该书从思想和制度、认识和实践两大视角切入，考察自从中国的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力求在中国建立某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包括立宪君主制和共和制）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尝试。（2）该书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主认识的发展历程，对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引入中国，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和尝试的历史进程作了系统考察。（3）该书根据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认识与实践两方面的考察，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特点是，近代中国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实践并不同步，存在一个奇特的悖论。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很早便形成了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促进国内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的融合和团结，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扩大国际影响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等是数十年来的民族优良传统。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各书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发生了重要变化。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中华夏文化中心的地理观念、华夏文化优越观念、羁縻怀柔观念、“夷夏之辨”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中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新的近代民族意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改良派以满汉合一为特征和革命派以排满革命为特征的不同民族观及其争论对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他阶级、阶层也有表现，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虽然他们限于阶级地位和认识水平不可能找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唐文权则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就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

21世纪之初，又有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面世。他以近代民族主义发展为切入点，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思想与政治互相呼应、渗透、相互作用的状况，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两面实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的，在抵御外侮的反帝运动中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有加以政治运动的策略，同时，民国初年中国权势结构中外国在华存在有着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意味着中国民族主义对外的一面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关联密切。21世纪以来，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耿云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文指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历史合理性不能否定。近代民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层次：一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尚未摆脱“华夷之辨”的古代民族观念；二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三是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民族主义增加了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的新内容。一定要注意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肯定健全的民族主义、理性的民族主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既反对崇洋媚外，又反对盲目排外。李文海的《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及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作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要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消极的作用和影响。[7]

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后较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课题，因而发表的成果也较多。在那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中，差不多都辟有专章论述这一思潮。此外，还出版了4 部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它们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五四运动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其中蒋俊、李兴芝的著作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一定的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的著作则横向分析解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如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兴起与破灭、思想内容、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来源，以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都逐一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几部著作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此前已有一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发表，如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张磊、余炎光的《论刘师复》[8] 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后来专门研究的深入和专著的出版。

近代伦理思想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它是从哲学史中分离出来的。较早的近代伦理思想史专著是张锡勤等撰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年版）。前二书着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后一书的下限至五四运动，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兼顾对社会伦理思潮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作者对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做了清晰的阐述，明确提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并认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兼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由于民族生死存亡始终为最急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伦理思想的建设不能成为主题”。书中还就一些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在中国旧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中，哪些是具有封建性的糟粕，哪些是具有生命力的珍品，我们应当如何有选择地加以继承；中国近代许多著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都有一个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离异或悖逆到回归或倒退的发展变化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事实证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能全部用来振兴民族精神，完全照搬西方的伦理道德也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国情，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应当如何建构，它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中的精品怎样结合，等等。这些问题的确都值得探讨，它的提出对于近代伦理思想以至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是有助、有益的。

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兴起稍晚于近代伦理思想史，但成绩却颇为可观，近代理学思想研究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领域。如龚书铎等的《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对有清一代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作了系统梳理。（1）将清代理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第二阶段为乾隆、嘉庆及于道光中叶；第三阶段从道光中叶开始，历经咸丰、同治、光绪朝，至宣统三年止。（2）总结清代理学的特点是：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宋学与汉学既互相贬抑又兼采并蓄；宗理学者对西学的抵拒与接纳。（3）该书对有清一代理学兴衰变化的脉络，主要思想家的理学思想，以及理学内部宗程朱与宗陆王者的辩驳、调和、消长，清代理学较之宋明理学的特点等，皆做了切实有据的考辨、梳理和分析。此外，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张晨怡的《清咸丰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版），张昭军的《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均有深入研究。

关于近代学术思想转型的研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王汎森的《从经学到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以廖平与蒙文通师生之间的学术承传为例，考察近代学术研究从经学向史学转变的进路。认为，蒙文通的“古史多元论”“大势变迁论”都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加之受廖平的“经学系统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观念的影响，于是在近代“经”与“史”地位发生激烈转变的学术背景下，开始用历史的思维处理廖平以经学思维提出的问题。刘巍的《〈教学通义〉 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4 期）一文，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考察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教学通义》所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经世理念的古今兼用的趋向，上书活动的失败，使康有为经学思想发生转变，调整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桑兵的《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清末和民国时期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晚清民国史学的转向问题。指出，清季知识人提出民史的概念，并认识到用西方新起的考古学与社会学来弥补远古历史不足之重要，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使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也产生了一些令史家困惑的倾向，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史学以史料为依据，而考古学与人类学基本没有自己的文献记录，都强调实地作业，要解决此一困惑，就要“回到历史现场”。关于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趋向问题，麻天祥在《变徵协奏曲——中国近代学术统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 期）一文认为，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基本特征是：变与合。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方，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对传统的重新评价，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依据和核心内容；有选择地引介外来学说是变的条件；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建设则是变的结果。其主要途径是：以复古为形式，以创新为内容，以中西文化比较为方法，中西互补，古今合和，建设求真而又致用的近代学术，形成了近代学术的新格局。

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就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现代性质的学术分科，并初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从考察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方案入手，揭示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历史轨迹：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与西方学术的中国化，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

近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有论者认为，胡适等新文化人有意区分“问题与主义”的起因，主要是针对当时主导北京政权的安福系。因为当时的安福系也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主义”作为其研究对象。在胡适看来，既然“主义”方面大家不太分得出彼此，那么研究具体问题或不失为一种选择。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至于中国问题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则涉及更为宽广的面相，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用简单的二分法加以涵盖，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群体尚在形成之中，各自皆难得出系统一致的看法。[9]《独立评论》是影响很大的自由主义刊物。章清的《“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从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角度，考察认为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所聚集的一群学人，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共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但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他们打通了上层的渠道，却失去了“人民性”，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李细珠《晚清保守主义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指出，“近代中国保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学东渐挑战的抗拒性回应，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潮相比，是一种具体表现为更多地维护传统文化而反对引进西方文化的文化心态或思想取向。该书以倭仁为中心，以近代中西思想文化关系为背景，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中，探寻近代中国思想的渊源和流变。此外，研究保守主义的论著还有李世涛的《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作为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这时也有了新的探索。学者们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结合起来考察。如张太原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认为，《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使原本同属于“新思潮阵营”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一个既争论又合作的时期后，双方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社会主义及学习苏俄潮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有“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中国共产党又有着“批判和反对”的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前者可能使该刊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投入国民党政府。郑大华、谭庆辉的《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认为其兴起的直接诱因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导致资本主义吸引力日益削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辉煌成绩，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以及日本侵略导致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一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逐渐趋于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包括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分析和评判，而较少关注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放弃问题，尤其没有将该理论如何创制、发展及放弃的机缘给予系统的评判。王智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制与放弃》（《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孕育、形成、发展和放弃的完整过程，认为该理论的过早放弃，使得发展商品经济、吸取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奠基工作仓促收场。还有学者将新民主主义理论与现代化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张勇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争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 期）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由被动现代化转为主动现代化时期的指导理论。要科学地描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其他现代化思潮一起加以分析和考察。在吸收和批判其他现代化思潮的基础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当然，由于受到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新民主主义理论又不能不具有当时中国现代化思潮的一般特征。

关于其他社会思想的研究。对于战国策派思潮，此前学界多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反动的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思潮”，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对这种定位提出质疑。该书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力求完整地厘清该思潮的思想主张及其价值。该书对战国策派的基本定性、对文化形态史观的评价、对其传统政治批判与现实政治关系、关于“民族意识”的倡导、围绕《野玫瑰》展开的批判等问题，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该思潮突出了近代以来知识群体的社会功能，“文化形态史观”是主张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充分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性，绝非因循守旧。

过去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计划经济思潮、反现代化思潮、重农思潮也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黄岭峻的《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 期）一文，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颇有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产生的背景、过程、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该思潮的倡导者既有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均试图以政府干涉的办法，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把“计划经济”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导致其后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也引起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与其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的思考：计划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结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经济震荡、道德沦丧、精神枯萎等弊病，东方国家由此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反现代化的思潮，梁漱溟和甘地是中印两国的突出代表。陈辉宗的《梁漱溟与甘地现代化思想之比较》（《新东方》2000年第7 期）一文，比较了梁漱溟与甘地现代化思想的异同，认为在排斥现代工业文明，批判西方文化，提倡本国文化，主张乡村重建方面，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梁不像甘那样排斥工业化，在乡村重建的经济方面，梁主张“中道”，既不排斥工业化，但又反对过度工业化，提倡分散、中小规模的工业化。

近代以降，现代化潮流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推动着国人思想观念的变革。赵泉民的《论晚清重农思潮》（《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一文认为，自1860年后，随着新型工业的创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市场的拓展，有识之士在倡导“重商”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农业对工商业的支助作用，因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并企图通过创办农务学堂、刊农报、设农会、讲农政、派遣留学生、广译西方农书等方式来推动农业的转型。他指出，这种重农思潮与兴农实践对于改造传统农业，促进中国社会的技术化、细密化、专门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