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顺天应人的管理思想

孙聚友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管理是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没有管理则人类难以在社会中生存发展。但是，对于什么是管理以及管理的本质是什么，这不仅是任何管理理论都要回答的问题，而且客观地体现于所有的管理活动之中。在现代管理学中，人们对于管理的本质认识，大多是从管理的职能、管理的对象、管理的分工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但是，由此而形成的观点，争论十分激烈，且没有形成一个为人们所认同的一致答案。对于这一复杂的问题，儒家有其独特的认识。

儒家学者在对历史文化的损益更新中，在对现实社会的反思认识中，不仅建构了以德礼政刑为规范准则的人伦社会秩序纲纪，而且从天人合一的理论出发，论证了人伦社会秩序纲纪源于天道和合于人心的合理性。天人合一的思想，表现于儒家管理哲学之中，在于它为儒家管理的理论基础、管理的行为规范、管理的价值目的、管理的原则方法等，确立起了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本原。儒家认为，管理的本质作为对于管理属性特征的概括总结，贯穿蕴涵于管理活动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其内容具体表现为顺天应人的管理存在属性、自律他律的管理行为特征、成人成物的管理价值等方面。总括而论，儒家认为，无论是管理的存在属性，还是管理的行为特征，以及管理的价值，都是以顺天应人为其根本特征的，亦即管理的本质就是顺天应人的社会行为实践过程。

一 儒家顺天应人思想的来源

要回答何谓管理的本质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管理，这即是关于管理的存在属性问题。儒家对于管理的存在属性的认识，是从天人关系的理论出发的。管理是人的社会行为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的对象可以分为人与客观世界两大部分，这两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在管理活动过程中，不仅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决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这两大关系，才能正确地认识什么是管理，以及管理的本质，进而真正认识管理的存在属性。由天人合一思想出发，儒家认为，管理的存在属性是顺天应人。顺天应人是指管理的理论基础、管理的行为规范、管理的价值目的、管理的原则方法等的确立和践履，都是以顺应天道、合乎人道，为其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本原。

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是天人观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是关于天与人二者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儒家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天的存在意义，也不是片面地分析人的存在的意义，而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来认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演变过程，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源渊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它的历史源渊，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如尧在治理社会中，即是以持守则法天道为其政治特点。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文明史中出现甚早，但自觉地把天人作为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以阐明其与人的存在行为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关系，形成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则出现在殷周变革之际。

（一）西周初期的顺天应人思想

天命神学观作为文化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殷周时代人们对于人的存在认识的主体标志之一，它对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殷人的天命神学观，是以尊神事鬼为特征的，亦即在处理现实人事与鬼神的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奉事鬼神，而后才是现实人事。这表明了殷人在现实的社会现象面前，尚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对自身能力缺乏理性的认知和肯定，没有认识到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如商朝末年的统治者纣王，认为天命是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的神秘异己力量，是现实政权存在的根本依据，它始终保佑着统治者的权势地位，任何人不得怀疑违抗天命，服从天命则必然得福，违背天命则必受大咎。陈旧的天命神学观，导致纣王盲目崇信天命神威，没有认识到人的存在的自身行为与天命意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政不重以德治国，结果最终走向灭亡。

而周人在其创建政权的过程中，则形成了崭新的天命神学观。他们对于天命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天命不再是神秘不可知的，它可从统治者的德行和民心的向背中得知，天命并非固定不变地保佑着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依据于统治者的行为善恶及合于民情的现实情况进行取舍转移的。故《尚书·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这表明了周人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已经认识到了政权的转移实质上是由人的行为能否敬德所决定的，亦即拥有天命获得政权，其根本依据在于敬德。基于天命意旨与人的行为之间内在关系的揭释，周人形成了“以德配天”的天人观思想，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点，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他们在论证了自身政权得之于天命的至善合理性时，指出文王因为能够敬德保民，故“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梓材》）。在此基础上，周人又指出了天命转移的可能性，强调“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尚书·君奭》）。因此，天命的无常与有常，都是建立在人能否敬德的现实活动基础上的，“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只有践履道德才能体现示出人的存在的道德特征，得到上天的保佑。故周人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的为政策略，要求统治者在为政过程中，要时刻体察民心所向，持守敬德保民方针，以求保有天授政权。同时，周人认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范，是上天对人们行为准则的合理规范，它具有不可违背的天赋神圣性和至上公正性。所以，人道来源于天道，天道决定了人道。人们只有绝对地遵循这些天赋的道德规范，规正自身的行为，才合乎上天的意旨。基于新的天人观思想的形成，周人发现了天命、政权和人的行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了“德”在沟通联结天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认为“德”不仅是由人的自身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且它也是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的根本依据。周人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决定了西周初期顺天应人的社会管理特点的形成。

（二）春秋时期的顺天应人思想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人们重新论证了道德规范源于天道的本体论依据，指出了合于天道的纲纪伦常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例如，春秋时期的人们认为，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作为治国安民的纲纪伦常，不仅具有则因天地之道的存在根据，而且规范了人的存在的社会地位和行为准则。“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父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作为人类社会的管理规范，是效法天地之道而制定和实行的法则，它涵盖了一切社会活动的领域和层面。故“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是人效法天地之道而实行的法则，它是为国行政、为人行事的行为准则，其社会作用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人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遵循礼就是顺应天道，违背礼就是弃天之道，所以，“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天道是以道德为其根本特征的，人道是以遵循天道为其核心本质的，天人相通合一是合于道德的。这一思想在春秋时代的社会文化中占据着主体的地位，它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管理中，是以天人相通合于道德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为特点的，表明了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顺天应人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二 儒家的顺天应人思想

儒家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天与人作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是相通合一。这种相通合一表现为，天道是人道确立的本根依据和终极来源，人道是天道的具体流行和现实体现。因此，人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应当以识得则法天道、践履遵循人道作为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儒家对于管理的存在属性的认识，正是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来加以揭释的。他们认为，顺天应人是管理的存在属性，它不仅表现为管理要顺应天道，而且表现为管理要合于人道。顺天应人的管理存在属性，存在于管理的所有方面，管理只有达致顺天应人，才能保证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儒家对于顺天应人的管理存在属性认识，主要是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

（一）孔子的顺天应人思想

孔子对于管理本质的认识，是以则法天道的天人观为其思想特点的。他在评价尧的为政特点时，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尧之为政，之所以能够取得有功于民的功绩，在于他在社会管理活动过程中，取法天道，以设人道，设制了天人合一的纲纪规范。亦即，孔子认为，天道是人类社会管理规范的本原，人只有遵循天道，才能取得管理的成功。孔子进一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道是以生生万物的仁德为其本质特征的，则法天道治理社会，就应以生生仁德来管理民众，这就是管理本质的具体体现。

孔子所言的天，既是自然而然存在运行的客观自然之天，它生生万物。同时，孔子所言的天，又是体现着万物存在之理的本体义理之天。而天道就是这二者的统一。

就自然之天而言，天有其运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在管理中效法天道，就要像天道自然那样，使自己的管理行为合于生生之道，识得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人类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行发展。故《易传·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全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管理者只有识得天人合一，其德行才能与天地好生之德相合，其明察才能与日月普照相合，其恩威才能与四时顺序相合，其赏罚才能与鬼神福善祸淫相合。《礼记·哀公问》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要贵重天道？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这里关于天道的解释，是指天的运行有其自然客观的规律，而这一规律又是为人们所认识和肯定的，具有着客观现实的合理性。管理者只有从天道自然中，识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规律，进而则法天道自然的合理性，制定管理的规范和准则，其管理才会为人们所认同和遵行。这是顺天应人管理本质的体现之一，它体现了管理规范的合理性。

而就义理之天而言，天道的义理表现为生生不息的仁德，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特征，同时它还是人道的集中表现和确立的依据。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伦秩序，都是以仁德为其核心特征的。所以，人在管理中则法天道，就要遵循源于天道义理、具有绝对至善性的以仁德为核心特征的道德规范和人伦秩序。所以，儒家认为，德礼政刑的社会管理行为规范，都是则法天道的产物，是天道对人道的要求和规范。例如，礼作为管理的行为规范之一，就具有着顺天应人的属性特征。“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礼记·礼运》中载，孔子在向言偃阐释礼的起源时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正也。”这即是说，人类社会的规范准则，源出于天道，以礼为核心，管理的规范和方法是天地秩序在人间的现实体现。所以，管理的本质，就在于顺天应人。

（二）孟子的顺天应人思想

孟子关于管理本质的揭释，也是从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进行论证的。他在论证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时，指出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来源和本根依据，人道是天道的具体流行和现实发现，天道与人道，是相通合一于诚道上的。他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天道表现为生生不息、真实无忘的诚德，人道即表现为对于诚德的识得践履。“天人合一”于诚道的思想，在《中庸》中有着相同的解释。《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关于诚道的作用，《中庸》进一步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持守至诚尽性的诚道，就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因为“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诚是管理方法的原则，在于“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天人合德的思想，在《易传》中也有着明确的体现。《易传·说卦》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易传·系辞上》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人通过存心养性事天的省察工夫，当下即可识得源于天道的仁德，并可在日用伦常的现实社会中，通过修己而安人，内圣而外王的管理实践，达于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可见，儒家认为，践履诚道，就能实现成己成物的价值追求。

由天道与人道相通合一的思想出发，孟子论证了践履天道实践人道的管理本质特点。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人通过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成就道德善性，践履天道诚德，实现天人合一。而管理就是通过尽心知性的道德修养，达致天人合一，实现修己安人的价值和目的。所以，就修身的自我管理而言，它是尽心知性的道德修养。孟子指出，人的心性特征，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心性为其特征的，道德善性是上天禀赋于人的心性中的。修身的自我管理，就是实践源于天道而内在于人心的仁义礼智道德善性。如果不能成就自身的道德善性，也就不能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样，就安人的社会管理而言，管理就是实施仁政德治，实现社会和谐运行，这也是在实践源于天道的人道。孟子曾指出，安人的管理能否成功，在于管理能否合于民心所向。他在引用《尚书·泰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时，就鲜明地指出了，无论是管理权力的获得，还是管理行为的成功，都是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的，而上天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意志体现出来的。亦即，天意就是民意，民意就是天意。不能实现安人的社会管理，也就不能达致事天应人的管理境界。所以，管理的本质，就是顺天应人。

（三）荀子的顺天应人思想

基于天人关系的认识，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他认为，天人各有其自身的职分，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替代，人当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唯有天人各尽其应尽的职分，才能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荀子虽然主张天人相分，但他在对管理存在属性的认识上，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其特点的。

荀子认为，天人合一也是相合于诚德的，诚德不仅是天道的本质特点，它也是管理的本质特点。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诚德是成己成物的仁爱之道，天道表现为诚德，人道就是对于天道诚德的认知和遵循。管理要合于人道，其实质就是践履天道。而践履天道，则是以隆礼守礼践礼为其表现特征的。

荀子指出，人道是以礼为其核心特征的，礼是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礼是社会的纲纪伦常，礼确立了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礼具有着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保证社会和谐运行的作用。而礼就是圣王本于天道以合人道而设置的。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天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祖先是人类形成的根本，君师是人类治理的根本，而礼就是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的人道，故礼的产生源于圣王对于天地之道的遵循，源于圣王对于人道的认识。

荀子进一步论证了隆礼守礼在管理中的作用。他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荀子·礼论》）荀子认为，天地的和合，日月的光明，四时的有序，星辰的运行，江河的奔流，万物的生长，都是体现了礼的作用。而人的好恶由礼而得以节制，喜怒由礼而得以恰当；依礼而作民众就能安顺，依礼而为君主就能英明。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千变万化，依循于礼就不会紊乱，背离了礼就导致丧亡。所以，礼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和谐有序运行发展的最高准则，它决定着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安危存亡。持守礼的准则，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背离礼的准则，天下就会处于混乱。故荀子强调“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指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礼在修身管理和安人管理中，其作用在于成就人的道德善性，实现养民富国的目的。所以，管理以礼为准则，就是遵循天道，实践人道。亦即，管理的本质，就在于顺天应人。

荀子虽然主张天人相分，但他却极力主张管理要体现顺天应人的本质特点。尽管他提出人在社会活动中，要“制天命而用之”，这实质上是强调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主动性。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天是具有其客观运行规律的自然之天，在自然之天面前，人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认识到了天的伟大而仰慕它，不如将天当作人所管理的物来控制它；顺从天的规律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来利用它；仰望天时而待天之恩赐，不如顺应时节的变化为人服务；空想使用万物，不如把万物加以调理使它不失去自己的作用；指望物类的自然发生，不如掌握它的生长规律而培养它的成长。所以，如果放弃了人的能动作用而指望天道来为人类服务，这是不合于万物发展的真实情况的。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并没有否定人的管理行为要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相反他明确地指出人在管理活动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的管理作用。他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天地虽然产生万物，但万物的治理，却要依赖于人。这就是“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富国》），“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地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圣人的作用就在于分辨万物，参赞天地，以实现管理的目的，这正是人的社会作用的体现。管理者要保证管理活动的成功，就要遵循自然的运行规律，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这就是顺天应人的管理。

荀子指出，顺天应人的管理活动表现为，人在管理活动中，要顺应天的自然变化规律，实现人在管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天虽然有其各种各样的自然变化现象，但社会的治乱成败不是由天所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决定的。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天所具有的自然变化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明于天人之职分，顺应天的自然变化规律，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采取适当的行为，就能避免各种自然现象对人造成的危害。所以，顺天应人的管理，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其特点的。他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人如果在管理活动中，不能明于天人之分，实现自身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就是丢弃自身职分，而去与天争职，违背人的活动规律的错误行为。因此，荀子指出，社会管理的治乱成败，完全是由人所决定的。他说：“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荀子·天论》）天地有其客观存在的自然变化规律和现象，而禹得之以治，桀得之以乱，这一迥然不同的结果，完全是由他们所采取的社会行为所决定的。他指出，只有在管理活动中，顺应天地自然变化规律，实行合于人道的治理方法，才能实现管理的成功。所以，他说：“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荀子·天论》）政令不明，残民害民，举措失时，不重民生，政事不理，礼义不修，道德败乱，上下乖离，这些险恶混乱现象的形成，都是由为政者没有采取正确的管理行为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天所造成的。故“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荀子·天论》）。因此，为政者在管理活动中，要防止社会动荡混乱现象的产生，保证人类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行进步，就应当遵循自然变化的规律，保证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实行重民爱民、富国安邦的管理行为。

儒家顺天应人的管理思想，揭释了管理的本质，指出了人在管理活动中所应采取的行为。无论是孔子的则天修养仁德的思想，还是孟子事天践履诚德的思想，以及荀子应天隆礼明分的思想，其实质都是主张在管理活动中，管理者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持守顺天应人的管理本质，以人为中心，满足和实现人的生存发展的需求，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行，达致管理目的的最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