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后现代主义在今日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其影响扩展到宗教、社会学、政治学、美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它广泛地影响到人类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然来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后现代状况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存语境。无论喜或忧，人们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借助全球化发展的威力而势不可挡。一方面，人们迫不及待地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文化形态表现出或宽容、或紧张、或欢迎、或对抗的态度；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逐渐发现，学术研究在各个领域所引发出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长期以来的宏大叙事遭遇挑战，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艺术等各个学科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问和质疑。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一些问题，特别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现代性与现代精神是否真的气数已尽？它是否依然具有理论价值？现代审美文化是否已然终结？现代性危机是否已经解决？这成为美学研究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同时，关于“后现代”的言说，本身也在现代性中寻找根据[1]。事实上，对于现代性的探讨，并没有因为所谓“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而归于寂静，人们反而以更加冷静和清醒的意识表现出对现代性的关怀。
饶有意味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当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也就是面对自己的过去、现在甚至是将来。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存在的“斯芬克司之谜”。无疑，人是一种逻各斯的动物，人具有反思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根本意义上说，涉及现代人生存的可能性。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归根结底，也是对现代人自身的研究。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所言：“现代性在认识、审美和道德的意义上，是一种不可逾越的视域。”[2]这表明，我们是时候应该严肃地思考现代性问题了。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年，又译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与马克思、韦伯并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其学术贡献广泛而巨大。
西美尔这位世纪转型过程中在时代和思想变动上起了桥梁作用的学者，被称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过渡思想家”，他的思想被认为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他对理论界的影响持续且广泛，被他影响过的思想家的名单至少包括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卢卡奇、阿多诺、卢曼、曼海姆、谢勒、魏斯、布洛赫、舍勒、柏格森、马尔库塞等。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年轻时的克拉考尔曾对西美尔流连忘返，并且考虑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克拉考尔后来的现代性思想很多地方都可看作西美尔思想的延续和扩展。海德格尔，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在二十几岁作为崭露头角的无薪讲师的时候，也曾致力于对西美尔的研究。本雅明试图构造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这种努力在《单行道》一书中初见端倪，最终显露并闻名于后来的“拱廊街计划”。有意思的是，“拱廊街计划”的注释中引用最多的，竟只有一位学者，就是西美尔。他的学术“飘到四方，消散于他人思想当中”[3]，尤其是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西美尔似乎对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都“大彻大悟”，其“货币哲学”成了现代生存状态绝对的隐喻，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引发现代性体验，“冒险儿”与“忧郁的栖居者”随处可见，时尚成为理解现代性的钥匙，甚至“妓女”、“招魂术”也成为形而上思考的问题。人们面对他的文本时往往自然而然地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但又忍不住产生疑惑：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现代性思想家？应该如何为他归类？正如西美尔曾经的学生，后来的批判者卢卡奇所言：那个时期，无论时间长短，没有人不对西美尔思想着魔[4]。总之，西美尔，在同时代及其后人眼中，都是一个“不易归类的使人不安又令人着迷的形象”[5]。
然而，作为世纪转型拐点，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之一的西美尔，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一直遭遇被主流学术忽视或漠视的境遇。他的学术继承者即便从他这里开启学术之旅，却在旅途上走向了他方，甚至有些学者竟无法清晰地辨认他们的师承者[6]。“就像弗洛伊德一样，西美尔有许多学术子嗣。但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聪明到能够认出他们的父亲来。”[7]有趣的是，对于身后的境遇，西美尔是早有预见的。他在1918年临终的日记中，抱着极其复杂的心态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段话：“我知道我将在没有学术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也该这样。我的遗产就像是现金，分给许多继承人，每个继承人都按自己的天性将所得的一份派上用场，而从中将不再能够看出是继承自这一份遗产。”[8]究其原因，除了他犹太的民族身份以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学术兴趣的多样性以及碎片化、情感化叙事的特点。
兴趣广泛、极富创新性和对总体性结构不十分感兴趣的西美尔一生著述颇多，内容涉及广泛，研究领域涵盖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终身乐于游走或游离于各学科之间。其写作范围经常超越当时人们能够接受的限度，涉及饮食、妓女、冒险、卖淫、时尚、交际、忧郁、奢侈、厌世、招魂术、贸易展等问题，故而常常给人以捉摸不定的感觉。他的写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的学科分类面前，都是难以简单划分的。是社会学还是哲学？是心理学还是宗教学？是文化研究还是文艺美学？他同时又是属于多个学科的。长期以来，他的身上总是被贴上形色各异的标签，诸如“形式社会学家”、“印象主义者”、“唯美主义者”、“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甚至“早熟的解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性主义先驱”等。每一个标签，都代表了一种把握西美尔思想实质的尝试。同时，他独特的讲述方式也总是令人充满好奇同时又费解不已。他将“所谓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了一种写作，一种随着生命的细微感觉而涓涓流淌的叙述”[9]。其文章特点鲜明，其文风往往带有一种“幽雅的倦怠”。他是一个“缺席的在场”，有意、无意间打破了学科的限域，游走于多学科之间，探寻现代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探寻是感觉式的、碎片式的生命体验，令人捉摸不定，又为其吸引。
西美尔已知的出版物不少于25本专著和200多篇文章。综观之，西美尔的思想路径大致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探寻各种文化的起源、本质、命运，包括音乐、绘画、哲学、美学、伦理和宗教；二是探寻各种社会形式的起源和结构特征，此路径与社会学关系密切；三是探寻伟大人格的形式特征，体现为一些形而上学的传记，如对叔本华、尼采、歌德、康德、罗丹等人的评论、研究。
如墨顿所评价的那样，西美尔是“一位有着无穷创新思想的人”[10]。他对几乎每一样现代性事件感兴趣，是一位“取之不竭的人物”，因此有人断言：“并不存在本质的西美尔，只有站在当代话语形态中的不同立场上解读出来的不同的西美尔。”[11]
也许几幅“人物肖像”随笔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走近形象“暧昧”而又令人着迷的西美尔。
第一幅肖像——作为犹太知识分子的西美尔。
1858年3月1日，西美尔出生在柏林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犹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父亲是一间久负盛名的巧克力工厂的股东，西美尔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父亲去世后，一位名叫弗里德兰德尔（Julius Friedlander）的音乐出版商成为他的监护人，并在其身后为西美尔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些遗产足以令他衣食无忧。犹太人是西美尔与其同时代的诸多犹太知识分子最难以被忽视的身份底色。始终被排挤在学院派之外，游走在学术界的边缘，似乎永远的怀才不遇、四处碰壁，这些令人不快的体验和经历始终伴随着西美尔。
作为一名犹太籍学者，特殊的民族身份使西美尔的学术道路几经挫折。他最初提交的名为《关于音乐起源的心理学·民族学的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没有深入研究印证资料”的理由而遭到拒绝，直到他提交了作为参赛论文而写的名为《康德的物理电子论中物质的本质》一文时，才迈过了成为学者的第一道关，这一年是1881年。
在走向讲师的道路上，他在“有史以来任何人都不曾落选”的院系审议会的口试中落选了，直到1885年众所公认才华横溢的西美尔才入选柏林大学无薪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这一时期，西美尔开始进入自己的学术研究高峰期。他所教授的课程受到大量学生的欢迎，其中不乏女性听众和德国人以外的听众，薪金主要取决于选课人数。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一客观原因，促成了这位教职与名声极不相配的学者在课堂内外获得了众多的拥趸。
他申请副教授一职却用了更长的时间——15年，其间得到好朋友韦伯等人的帮助，但是仍然困难重重。即便顶着副教授的头衔，西美尔仍然长期被排斥在学术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之外。这个头衔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荣誉称号，他的工作和讲师没有实质的分别。
相比之下，西美尔申请教授一职的经历给他的打击更大。在任副教授期间，柏林大学的高级职位屡有空缺，但都与他无缘。西美尔也曾积极申请过海德堡大学（分别于1908年和1915年）、普鲁士大学（1910年）的教席，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大学都将他拒之门外。直到1914年，已是56岁的西美尔终于拿到了一所省级大学——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大学教授席位的聘书，不得不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柏林。踌躇满志的西美尔以篇名为《没有西美尔的柏林》的文章向他熟悉且眷恋的柏林作别，不能说他没有遗憾和怅然。命运只安排他在梦寐以求的教授席位上停留了四年，而且其间大部分时间斯特拉斯堡大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变成一所临时医院，他的教授工作断断续续。1918年，修改完最后的文字——《生命直观》之后不久，西美尔即因肝癌离世。
西美尔的好朋友，马克斯·韦伯曾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但是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自然会劝他“放弃一切希望”。可见民族身份在那个时代对一个学者的学术之路的影响程度之深。西美尔并不顺利的学术生涯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是他同时代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境遇的缩影。美国学者刘易斯·A.科瑟因此将西美尔定性为“永远的学院局外人”。犹太人的身份是西美尔肖像画不可避免的底色，他抹之不去的生命经验。所幸的是，虽然西美尔的学术生涯一直为他的民族身份所累，但是就其本人而言，似乎他对于自己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并没有特别的抵抗和情绪消极，至少从外界的反映来看是如此。这也许和他暧昧、慵懒的格调有关，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太在乎，哪怕是影响他终身的民族身份。
第二幅肖像——作为特立独行的美学家的西美尔。
赛亚·伯林用“刺猬”和“狐狸”将知识分子分成两类。前者比较“专情”，对研究对象“一门深入”，喜欢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做向心运动，擅长逻辑思维和理性体系；后者比较“滥情”，经常被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吸引，喜欢在无关联事物间做离心运动，尊重多样性经验。有人将两者的代表性研究方式简化为“唯理论”和“经验论”，或者“一元论”和“多元论”，“刺猬型”的知识分子为专家，“狐狸型”的知识分子为通才。按照这个划分，显然西美尔应该在“狐狸型”之列。
研究者经常为西美尔广泛的学术兴趣感到惊喜和讶异，冒险、赌博、金钱、妓女、爱欲、旅行、时尚、都市、建筑、美食……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拿来研究的。那些片段化的美学生活仿佛积木的组件，被西美尔在其文论中看似随意地堆砌在一起，竟构成了有关现代社会直观、生动且深刻的景象。“现代文化诊断者”的名头对于他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克拉考尔（Siegfrried Kracauer）就此提出了“景观主义”（Perspdktivismus）的论断，用以形容西美尔对生活碎片把玩的热衷程度，从而树立了西美尔一个上流社会阐释世界碎片的无所事事者的形象。
西美尔不停地转换着他的研究视角。他好像对许多话题都感兴趣，却始终与研究对象保持着一种寂寞疏离的精神态度。与经常被置于一处讨论的马克思相比，西美尔显然与整天泡在图书馆费尽心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逻辑因素大相径庭。他更倾心于徜徉在大都会的现代生活现场，流连于现代生活的风情中。他并不十分在意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庞大、严谨的学术体系。从表面上看，在随意和隽永的学术气息下，他更类似于一个“学术痞子”。
值得注意的是，西美尔热衷分拣世界的美学碎片，期待抵达“意义”的彼岸，即从看似细枝末节的碎片中寻找整体性生活意义的可能性，以片段表现整体，以瞬间再现永恒，以个体隐喻整体，即“从永恒观之的瞬间图景”（Moment bilder subspecieaeternitatis）。西美尔试图将整个现代社会看作“一件艺术品”。在他看来，现代社会问题不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美学问题[12]。不得不承认，西美尔这位“学术上的独行侠”，热衷把玩的诸多“审美现代性碎片”开辟了后来美学研究的若干疆域。
有意思的是，西美尔对诸多现代性美学问题的把玩，往往是体验式的、心性的，从这个角度理解西美尔，称他的美学研究为“体验美学”也并不为过。他以感性直觉去把握现实的碎片，体验的方式内化为现代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心性品质的“直通车”，直达现代人的生命感觉。也正因此，曼海姆称西美尔为“印象派艺术家”。优雅和倦怠似乎是对西美尔美学研究最好的注脚。
当然，也不乏有学者将西美尔看作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西美尔曾言，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它根本就没有本质。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在有“后现代主义之父”之称的美国文学评论家伊哈布·哈桑后来非常著名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本质特质里发现共同点：“不确定性”和“内在性”[13]。这样看来，西美尔的现代性思想已经蕴含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若干源流。假使这种判断成立的话，“后学”的历史至少可以提前半个世纪。
第三幅肖像——作为暧昧的“女性文化”和性别形而上学孤独文化倡导者的西美尔。
从1890年到1918年他去世的近30年间，西美尔有关女性文化、性别问题、女性教育、爱欲与文明、家庭与婚姻、妇女运动和“爱的哲学”的文章不少于15篇。早期文章有《女性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r Frauen，1890年）、《女性运动的百年纪念》（Ein Jubilaum der Frauenbewegung，1892年）、《军国主义与女性的地位》（Der Militarismus und die Stellung der Frauen，1894年）、《妇女代表大会与社会民主》（Der Frauenkongress und dieSo-zialdemokratie，1896年）、《家庭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rFamilie，1895年）、《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Die Rolle des Geldes den Beziehungen der Geschlechter，1898年，后收于《货币哲学》一书）、《妇女进柏林大学学习》（Frauenstudium an der Berlinet Universitat，1899年）。从《货币哲学》（1900年）开始，西美尔的“女性文化”研究渐成体系。随后，在那本著名的《哲学文化》一书中西美尔发表了集中阐述女性主义主要观点的重要论文《女性文化》（Weibliche Kultur，1902年）、《性别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Das Relative und das Absolute im Geschlechter-Problem，1911年）。之后，他还发表了几篇论述歌德与女性、歌德爱情观的论文《歌德与女性》（Goethe und die Frauen，1912年）、《歌德的爱情》（Goethes Liebe，1912年），这些论文后收于《歌德》一书。最后阶段是西美尔论述纯粹的爱和爱欲的《论爱断片》（Fragmente uberdie Liebe），以及以爱欲为重要论题之一的最后一部压卷之作《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章》。
如此长时间地思索性别关系问题，在当时乃至今时都是不多见的，这与西美尔仿佛与生俱来的“女人缘”不无关系。他的学术生涯伴随着其与堪称德国第一批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密切的交往。西美尔令这些才智过人且充满魅力的女性着迷，其中有一些与他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和亲密关系。这些女性中有女性主义者玛丽安娜·韦伯，社会活动家哈伦娜·施托克尔，画家格特露德·基内尔，他的学生也是其终身的挚友玛格丽特·苏斯曼，当然还有著名的诗人后来的西美尔夫人格特露德·康托洛维茨。这些知识女性既是西美尔各种理论的热心听众，共同构成了一个以西美尔为中心的文化群落，同时为西美尔的“女性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范本和对象。
西美尔的“女性文化”在那个时代不是唯一的，也算不上最激进的，却是“最本质的”。他的“女性文化”是相对于“男性文化”提出来的。在西美尔看来，相对于男性的性别，女性的性别是更本质的。如果说对于男性而言，性别特质是一种行为的话，女性的性别特质则是一种存在，女性与“女性性”具有更高的同一性。因此，男性特质是相对的，女性特质是绝对的。西美尔将之称为“性别在质上的差别”（qualita-tiven Differenzender Geschlechter）[14]。
基于性别的“本质主义身份”（essentialist-dentities）观点，西美尔设想“女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女性化的文化构想，是一种按照女人性的存在方式产生的客观的文化形态，是“以女人天性为前提、表达女人天性的文化”[15]。有别于同时代的以玛丽安娜·韦伯夫人为代表的强调性别政治学的女性主义观点，要求与男性平分天下的社会权利机制，西美尔终究关注的是性别的存在本质问题。这一点使得他在女性主义第一次激进运动的潮流中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必然是少数派。这就造成了他的性别形而上学的孤独的境地，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性别形而上学”在当时很有听众缘。人们对他“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过是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这一理论，兴致勃勃。事实上，他提倡的是在性别文化的前提下塑造一种女性精神贵族，摒弃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注重培养个体的生命感受力和以性别为基础的个人生活风格，完全有别于马克思式的解放运动，可以看作女性“小资情调”的雏形，但这还不是终点。
同时代的韦伯、滕尼斯、曼海姆无不对现代性所牵引出来的制度化、理性化、精神困境等提出解决之道，而在这条路上，西美尔“另辟蹊径”。西美尔设想，女性和女性文化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最终筹码。这是西美尔对相对温和及保守的德国资产阶级女性运动的一种欣然的期许和赞美，毕竟他认为能够与充斥着现代问题的男性客观文化相抗衡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也许只有女性文化这块略带乌托邦意味和彼岸理想色彩的女性“文化新大陆”。
然而，西美尔终究是“暧昧”的，因为他对充满理想魅惑的“女性文化”的前提——“女性性”的定义始终游移不定。性别的本质产生的社会原因，“女性性”如何相作用于德国资产阶级女性运动，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西美尔的态度是含混的。或许在他看似先锋的女性文化中，他始终无法丢弃的仍然是传统的女性身份，女性“文化新大陆”终究是一个“性别乌托邦”。更何况，西美尔那份始终无法获得世人原谅的与学生兼情人格特露德·康托洛维茨的恋情，仿佛也在为他的“女性文化”理论提供着一份附录，对“女性文化”津津乐道的男性在面对具体女性时是如何疏离自我于理论和道德的疆域之外的。
第四幅肖像——作为悲情的哲学家的西美尔。
西美尔终究是一位哲学家。不止因为他的哲学专业科班出身，更是因为无论他所讨论的话题多么广泛，涉及的内容多么繁杂，最终指向的仍是哲学意义。他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哲学：货币的哲学、时尚的哲学、都市的哲学、建筑的哲学、冒险的哲学、生活的哲学、饮食的哲学、交际的哲学……人们在西美尔的生活中很容易发现各种关于西美尔“哲学”的趣事。一位致力于撰写《世界市民和国民国家》的历史学家去拜访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的判断是“近乎聪明过度”，谈话中有很多立刻就消失的火花。西美尔给来访者印象最为深刻的细节是，当对方让他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哲学家却在站着的瞬间对“椅子的哲学”和“劝人坐下来的哲学”侃侃而谈起来。哲学之于西美尔，是最为本质的存在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哲学家必须是精神上的冒险家。
然而，西美尔这位哲学家始终身负一抹挥之不去的悲情色彩。原因大抵有两个：其一是他以高度的热情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带有太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些问题（时尚、旅游、冒险、饮食等）似乎都与探寻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不搭边。他的著述多为随笔、小品文，文风散文化，写作习惯飘忽不定，少见逻辑严谨、符合学术规范的“大部头”，终身未曾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自成一个学派，因此始终很难进入经典之列。其二是西美尔恰好生活在一个不那么需要哲学，确切地说不那么需要“文化—哲学”的年代。韦伯式的社会制度理性分析和马克思式的社会阶段批判理论都更符合世纪转型时世界的需要。这样，他另类哲学的命运也就难免了。他的哲学之旅孤寂、荒凉，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他必然“迟到的复兴”。
西美尔的现代性思想是穿越各种“边界”的一种思想“旅行”和情感“冒险”。想对西美尔进行学科归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哲学家，其关于“椅子的哲学”和“劝人坐下来的哲学”确实难以令人信服；作为社会学家，“感觉社会学”、“交际社会学”、“饮食社会学”、“时尚心理社会学”……也有待考究。这种学问式的研究，也许本来就是一场“自作聪明”的思想探险。除了研究范围难以捉摸之外，他的写作方式也需要细心揣摩。后人往往认为小品文或随笔是其作品的主体，西美尔甚至很多时候述而不作，只是由学生记下只言片语，除了个别的长篇巨著（如《货币哲学》、《社会学》等）之外，西美尔仍然钟情于以书信、札记、日记的方式来写作。
西美尔现代性思想最大的特点在于，既落后于时代，又站在时代前列[16]，人们似乎对于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理解总是处于时间的错位当中。他在一个世纪之前对现代日常生活碎片的描绘以及对审美救赎的渴望，可以看作他留给每一个现代人的临别赠言。但他绝算不上一个系统的思想者。他试图用科学交叉的学术视野来对他的时代作出哲学的诊断，而不是固守于哲学或者社会学一隅。这使得西美尔那些由灵光闪烁的隐喻和“自由漂浮”的想象滋养出来的思想奇葩，一旦被以学科分野明确以及以众多专业术语的方式归类，便顿失光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学术身份不明”的西美尔在各门新兴学科突然出现时，却一时成为它们的“先驱”。无论如何，经历近一个世纪“局外人”境遇的学者及其思想，在今天看来，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先锋性和开拓性。今天的我们既可以将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看作关于现代性的记忆，也可以看作关于现代性的想象。
特立独行而又令人不安的西美尔，在身后成为学术界的思想宝库。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适合中国的语境，但西美尔的研究无疑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或者一种思路。沿着这种视角和思路，可以使我们的现代性研究受到许多不一样的启发并得到许多不一样的收获。西美尔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毫无信心的情况下黯然神伤地离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西美尔，竟发现，原来有一扇窗户在一个世纪以前就为我们打开了。
弗里斯比称西美尔为“第一位审美现代性思想家”[17]。这位被后来者称为“过渡性”的人物开启了德国，更确切地讲是西方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其思想为现代性的理解提供了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之外的“第三种视野”[18]：审美现代性（也称“文化现代性”），与它们形成现代性研究的结构性张力。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对现代性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位令人难以琢磨的“编外讲师”是绕不开的。所以，在今天深刻理解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显得十分必要。
[1] 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利奥塔，将启蒙运动缔造的两种“元叙事”作为理解现代性的关键，认为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元叙事”意味着总体性、统一性和普遍性。与之相对应，后现代性呈现为局部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相对于利奥塔的看法，哈贝马斯显然表现出更为坚定地捍卫启蒙理性的立场。他反对“新保守主义”通过反理性的方法解决理性的困境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知识、道德、艺术等方面的潜能远远没有发挥全部作用，这项“现代性工程”（或称“启蒙运动的工程”）并未完成。
[2] Albrecht Wellmer，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Essays on Aesthetics，Ethics，and Postmodernism.Trans.By David Midgle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1.p.vii.
[3] 〔德〕皮兹瓦拉：《齐美尔、胡塞尔、舍勒散论》，王岳川等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56页。
[4] 参见〔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赵玉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1页。
[5]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13页。
[6] 而阿多诺和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卢卡奇虽然都与西美尔对现代社会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阿多诺与西美尔都关注社会分工对艺术作品的影响，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受益于西美尔颇多，他们都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认为西美尔虽然对现代社会的困境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但他们并不赞同西美尔对现代社会节制、冷静的观察者的立场，认为他顶多只能算作“时代的诊断者”，却没有足够的批判意识。持这一态度的研究者大多对西美尔的现代性思想采取主观漠视的态度，投去“怀疑的眼光”，最终在学术的道路上“分道扬镳”。
[7] David Frisby，ed. 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Ⅲ.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354.
[8] D.N.Levine，ed. Georg Simmel：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xiii.
[9]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1页。
[10] 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Free Press，1968.p.404.
[11] D.Weinstein & M.A.Weinstein，Postmodern（ized）Simmel.London：Routledge，1993.p.55.
[12] 〔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第221页。
[13] 参见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The Oh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87.
[14]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第141页。
[15]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前引书，第151页。
[16]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前引书，第5页。
[17]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Kracauer and Benjamin.Cambridge：Polite Press，1986.p.39.
[18] 在现代性文化景观中，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高扬“超越”旗帜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以西美尔为代表的审美悲观主义哲学立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他们的理论精神气质迥异，显示了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三种态度。贝尔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监护人形象，他主张对待资本主义社会规范和文化秩序要持保守、节制的态度，反对过激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立场；法兰克福则是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者；而西美尔则是游离于这两者之外，与前两者形成区隔和张力。参见David Frisby，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second edition，1992.pp.6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