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伊犁如何从“新疆都会”变为近代“边疆”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命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对此，乾隆帝谕称“伊犁为新疆都会”。[126]而乌什平叛后，乌什仍“系回疆腹地”。[127]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癸酉，谕：“伊犁、回部尽入版图，两处事务并无区别，叶尔羌需用马匹伊犁理合通融办理。”[128]在宣布设立伊犁将军的当天，谕科布多办事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建造科布多城垣。[129]尽管科布多不属于伊犁将军辖地，但把两者联系起来看“新疆”还是有益于对西北“边疆”的理解。

以伊犁而论，乾隆帝于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开始，允许伊犁将军、大臣携带家口前往驻扎：“现今西陲平定，各该处大臣更换驻扎，非从前军营可比。”[130]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谕：“向来派往伊犁及各回城办事大员，原令伊等在边疆学习，以便回京另行简用……着通行晓谕西北两路军营及驻札回城大臣等嗣后各宜痛改前非，敬事称职，副朕委任造就之意。”[131]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谕军机大臣等：“闻内地农民皆祀刘猛将军及八蜡神。伊犁虽系边徼，其耕种亦与内地无异，理宜仿效内地习俗。着传谕明瑞等，令其建祠设位供奉。”[132]继任伊犁将军阿桂于三十二年（1767）六月上《奏伊犁土地神、刘孟将军庙修成片》说明此事。[133]后伊犁将军伊勒图撰惠宁城关帝庙碑文称：“盖神之保又（佑）我国家宁靖我边陲，非一朝一夕之故，百余年于兹矣。”[134]“边徼”、“边陲”、“边疆”同样用于“伊犁”，出现了用法合一的趋势。

站在近代的门槛上，面对边疆危机，道光五年九月伊犁将军庆祥明确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哈拉塔拉为“边疆”，[135]同治八年（1869）七月，“钦差建立科布多西北边境界牌鄂博参赞大臣奎昌谨绘”的《科布多边疆地图》[136]称科布多为“边疆”。光绪二年（1876）军机大臣文祥叮嘱帮办左宗棠新疆军务的副都统李云麟亦有“边疆”字眼：“南钤回部，北抚蒙古，借以备御强邻，视为边疆久远之计。”[137]进入民国时代，称“新疆”为“边疆”的地图，如北洋政府外务部政务司民国初年绘制的《西北边疆简要总图》、[138]民国十三年（1924）绘制的《西北边疆第六第七两段新旧界合图》，[139]更多起来。

随着沙俄对外藩哈萨克的侵据，失去了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包括一部分天山主脉在内的大片领土自是无言，《西北边疆简要总图》[140]只在斋桑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同时标注着“中国旧壤”、“西部哈萨克夏季游牧地”、“右部哈萨克辖地”字样，标示着往昔的“主权”。根据光绪九年（1883）《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第四条，巴尔鲁克山又被“俄属哈萨克”借牧十年。[141]新疆之“外地”被剥离。按照今天的国境线来看，原来整体作为新疆“西路”、现属于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下游地区也属于魏源所谓的“外地”范围，概念本身就跨着“外地边疆”与外藩，边疆不包括“外国边疆”的习惯观念也许需要更新，才便于说明历史实际，也才适应全球化的国际需要。新疆之“内地”遭借牧，南疆（南路）、北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路）、东疆（以哈密、吐鲁番为中心的东路）三疆余地也主权飘摇，原来的“准夷腹地”、“新疆都会”、“内地伊犁”暴露为失去“哈萨克边界”这一“外边疆”的单层“边疆”，靠左宗棠的武威和曾纪泽的辩才勉强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