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末期的文学变革与美苏冷战终结
俄国的未来发展被估计过高了。若不能让那些在名义上使俄国的纵横幅员被大大扩展的游牧部落文明化，那么这些部落也就几乎不能增加俄国的真正实力，尽管不可能削减俄国的实力；但是，若这些部落被文明化了，俄国的力量当然会增长，但就像许多先前的事例一样，必然发生的结果就是过度膨胀的帝国，会分裂成各自独立的国家。
——1821年11月20日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致友人信[1]
我们知道，冷战期间，全球的文学格局都被卷入东西方对抗，从而耽误了其健康发展，这就是库津克（Peter J. Kuznick）和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在《美国文化和冷战》（2001）中所批评的，“冷战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但我们通常考虑的冷战文化的许多方面，很可能比冷战本身伴随我们更长时间。就实质而言，冷战形成并扭曲了美国生活的每个方面，但终究冷战时代根本上就没产生一点新的美国文化。我们所定义的最重要的冷战文化特征，是长期的社会潮流和政治精神文化之合成的结果，它由来已久，只是在此时复兴和被刷新而已”[2]。此论说的是，冷战使全球的文学艺术家也卷入其中，却没有因此使文学艺术有创造性贡献，只是使原本因苏俄建立敌视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对世界展开殖民所引发的东方抵抗，从而导致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出现东西方文化上隔阂、文学上的对抗，在冷战期间则更为集中、尖锐。相应的，战后苏共强化战前就已显露出危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得以动员苏联民众和第三世界长期参与冷战的重要手段，也就属于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就减弱、继而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权地位：1988～1991年间苏共解禁过往不同时期所查禁的作家作品，包括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强行中断俄国文化进程中白银时代的各类文本、解冻思潮以来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作品和流寓境外的知识分子作品等，正是这些得以重见天日的文字，促使苏联人重新思考苏联问题，也使之不再愿意继续容忍苏共治理国家的方式；进而，许多异常活跃的作家和批评家由此可以合法挑起批判与质疑苏联的政治纷争，有的甚至直接挑战苏联制度及其价值体系、标准、范式等。例如，1990年6月，小说家维克多·叶洛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1947- ）就在《文学报》上刊文《追悼苏联文学》，指责苏联意识形态监管、作协运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禁锢等，说它们必将导致苏联文学消亡、苏联崩解。此说当然进一步引发社会重新评价作为苏联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苏共原本是要让国人相信党和政府重建苏联的诚意，殊不知，却使信奉文学具有超常魅力的苏联人，由痛恨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和急于改造现实发展为对苏共和苏联丧失信心。换句话说，一直把文学艺术视为巩固苏联价值体系和苏联认同之手段的苏共文艺政策、文学艺术活动，演化成促进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冷战在欧洲结束的内在力量。
认真考究，事情的初衷应该并非如此荒谬：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苏共实施新的文学政策，显然一定不是为了促成苏联解体的！然而，苏共原本善意地希望通过改变文艺政策，以推动社会发生积极变化，结果却加剧了苏联解体。这种“意外”，实际乃苏联战后以来文学变化的结果而已：此前的文学政策和文化思潮变化，已孕育出戈尔巴乔夫时代必须要改革苏共文艺体制之可能性。由是令人疑惑：在卫国战争中前后方几乎所有事实都证实，苏联文学艺术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文艺界是可信赖的，而解冻思潮伊始苏共就着手清理不信任文艺界的斯大林主义、改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但苏共碍于冷战兴起和持续存在，还是不断实施逆俄国文学传统和国民认同的文艺政策，导致反对苏联的境外文学和地下文学风潮伴随战后苏联历史，后来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变这样的文学政策，显然不仅是内政改革使然。此其一，其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1920- ）苏联解体不久出版的《混乱与凯旋：我任国务卿的七年》（1993）所说，戈尔巴乔夫对结束的冷战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舒尔茨本人1988年底离职时，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举措，实际上意味着冷战已经结束[3]。更有甚者，几乎是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的马特洛克（Jack Matlock，1929- ），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2004）极力肯定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对结束冷战的贡献，但更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作用[4]。这样的认知，不单是亲历者的个人经验，也是研究者的普遍判断。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朗（Archie Brown，1938- ）《改变世界的七年：透视戈尔巴乔夫改革》（2007）称，“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冷战确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结束，他的继任者叶利钦对这一转型没有起任何作用，叶利钦甚至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也未提出一条有别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路线，而且根本就很少谈及这方面事，在东西方关系发生变化的那几年，他对外交变化没有丝毫贡献”，是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署了一系列削减军备的重要条约，邀请里根去莫斯科友好访问，里根由此在访问中声称“苏联不再是邪恶帝国”[5]。不仅如此，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英格利希（Robert David English）《俄国与西方思想：戈尔巴乔夫、知识分子和冷战的结束》（2000）更直接论述道，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试图按西方思想改造苏俄知识分子，通过改变文学艺术政策，以推动苏联改革，结果的确是缓解甚至结束了欧洲的冷战，但苏联也不存在了[6]。然而，苏联解体不足半年，戈尔巴乔夫就意识到自己不妥：1992年5月6日，他访问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讲——45年前（1946年3月2日）丘吉尔正是在此发表演说称“冷战的铁幕已在欧洲降临”、呼吁英美联合西方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不赞同丘吉尔当年所说的——40年代末苏联已经衰竭和衰败不堪，但承认苏联确实犯有误解和恐吓西方的“大错”，也批评西方发起的核武竞赛是严重错误，呼吁以后不要“重犯错误”，“若以结束冷战的方式超越1946年模式的世界，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1914年模式的世界，那将是一个超级错误”，即1914年之后全球很多地区突然陷入了战争，进而希望建立更为强大的联合国，警告美国不要以单一中心论的眼光认定西方赢得了冷战，从而可以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并认为曾深陷冷战的美俄虽然已达成共识，但倘若世界人民不以其头脑思考解决经济、政治、环境、核武器和恐怖主义等问题，那很容易出现新的灾难[7]。也就是说，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项政策，被调整到适合缓解冷战局势的意识形态下，结果却使冷战在欧洲的结束是以苏联仓促解体为标志的，而戈尔巴乔夫很快意识到这样结束冷战的不合时宜性，担忧出现“后冷战”及不可预测性，事实上超强的美国确实引领着冲突不断的“后冷战”时代，这些是否意味着晚期苏联文学政策存在着太多问题需要重新论述？
一 文学卷入“新思维”改革：苏联缓解冷战局势的意识形态行为
文学被戈尔巴乔夫纳入其激进改革轨道，除了文学在苏联一向被严重意识形态化，戈尔巴乔夫顺势希望让文学发挥鼓动改革之作用的惯性之外，更有改革局势使然：戈尔巴乔夫没有认真面对文学在苏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及其后果，相反，以为文学一旦被他所领导的苏共和苏联所利用，就一定能产生推进“新思维”改革的意识形态正能量。而这样改革苏联文学，今天看来是令人疑惑的：在苏俄享有崇高声望的文学，在战后岁月一直扮演着反西方遏制苏联战略的意识形态角色，产生了许多效力，这也就是战后苏联文学艺术业绩绝非乏善可陈，甚至在文艺普遍凋敝的冷战岁月产生了许多西方不能企及的杰作。这也就是，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热衷于冷战的苏联，其面临的国内危机和国际压力，不是随着苏联强势而减弱，相反，是空前增加，唯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倒是彰显苏联仍是超级大国的少数领域之一。然而，戈尔巴乔夫时期解决内政危机、缓解外界压力的方式、路径应该有多种可能性，可是苏共却对文学进行“去冷战”的政策调整，今天看来，显然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需重新讨论的问题。
不否认，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在美苏之间的冷战局势是持续紧张：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参议院通过辩论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苏关系再度紧绷，引发这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里根高调称苏联是当时国际社会所有动荡的根源，由此主张坚决捍卫美国社会价值观、强力维护世界秩序和美国在世界的利益，得到选民大力支持，赢得大选，从而使之在执政期间能迅速调整尼克松—卡特稍微缓和冷战的政策，公开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任命对苏联态度强硬的哈特曼（Arthur Hartman，1926- ）为驻苏大使达七年之久（1981-1987），后者公开不满苏联帝国主义暴行和虚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里根本人1982年在英国议会演讲时声称，苏联马列主义必将成为历史灰烬，需要加大对苏联遏制，断然拒绝勃列日涅夫因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沼和苏联经济衰退而提出苏美就武器削减问题谈判的要求。有意味的是，里根对苏联的强硬态度，融合了冷战文化手段，如1984年借助大批反苏反共电影、推动新爱国主义而再次连任总统，进一步激发美国人的反苏情绪。这种局势，显然有可能使美苏冷战向热战转化，彼此关系几近剑拔弩张，如1983年8月韩国一架民用客机飞越苏联远东上空时，苏联就以其探测苏联军事秘密为由将其击落：人为制造269人死亡的空难事件，只因韩国是美国盟友！更为严重的是，苏联意识到，美国已成功调整冷战策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进入联合国、中美建交等，充分显示出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改变的迹象，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果断放弃冷战思维，对美国愿同亚太地区合作的战略调整乐观其成，导致美国迅速扩大同中国合作范围、提升对华贸易进出口额度、向中国出口高科技武器，等等。也就是说，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被美国有效地纳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框架，这的确有效强化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
如此情势，戈尔巴乔夫任政治局委员以后就已明白，只有削减武器而非军备扩张、减少与美国竞争的范围，才是对苏联安全的最好保证。于是，他就职时便宣称，要改变莫斯科传统的核战争观念，变“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核战争中能生存”为“核战争中谁也不能生存”，相信核战争是全球共毁灭、无人能幸免的结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皆在劫难逃，确信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方可解决。进而，1985年11月美苏首脑在日内瓦达成削减50%战略武器、重新开展有实质意义的交流协定；第二年10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会晤，达成同意消除欧洲所有中程导弹的协定；1987～1988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三次会晤，成功磋商削减武器和裁军问题，并和西欧领导人就共同建立从英国到苏联的“欧洲大家庭”达成协议，为此戈尔巴乔夫宣布，两年内苏军单方面削减50万人、1万辆坦克，很快的，6个坦克师从东德（民主德国）撤出。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大胆涉及此前苏联对西方冷战的战略构想的其他重要内容，包括苏共热衷的“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因如此战略结果并未赢得所在国的认同，反而加剧和相关国家的关系紧张，于是苏联在与美国达成缓和冷战协定的同时，便和第三世界阵营诸国谈判，终止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停止效果欠佳的鼓励“世界革命”之类“国际共产主义”行为，如从1986年开始苏联就尝试终止对古巴每天千万美元的赞助，1989年初撤离在阿富汗的全部11.5万苏军，同时从蒙古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降低对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等危险地区的各种投入，把支持投向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有经济和战略利益回报的国家，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加拿大任职十年之久的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áндр 
，1923-2005）鼓动下，1987年把“全人类价值”引入苏共中央文件，建构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把对外维护和平、裁军、禁止核战争、防止生态灾难等表述，变成了改革内政原则。而如此大刀阔斧进行收缩冷战的改革，起初阶段的成效是明显的，如因同美国达成了缓解冷战的协定、成功削减援助国外革命费用等，就可以专心解决苏联国民经济问题；提拔年轻人进入苏共领导高层，以图改造旧官僚体系，如1985年夏天雅克夫列夫就在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位置上被提拔为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升任苏共中央监委书记，负责意识形态、信息和文化等领域工作，而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 ）替代葛罗米柯（Андрэй Грамыка，1909-1989）为外交部部长也属于此例；切实推动“民主化”进程，如1989年3月戈尔巴乔夫主持1917年以来首次人民代表选举，电视直播公开选举2250名成员的过程、苏维埃代表辩论实况，让国人目睹共产党员候选人普遍惨败的境况。然而，戈尔巴乔夫如此剧烈的改革，就激进性而言和当年赫鲁晓夫相近无几，因而遭到所谓“保守派”激烈反对也是自然而然的，包括政治局若干委员、庞大的苏共官僚体系和政府机关、数目惊人的国企工人和事业单位职工等各方面人士，对改革不满，或深感改革已经伤及自己的利益，或担心进一步改革会危及自己的境遇。于是，1989年6～7月爆发30万煤矿工人罢工事件，虽然煤矿工人位于苏联工人中待遇最好的行业。
对此，戈尔巴乔夫不是反思这种“新思维”改革问题——没有摆脱俄国历次改革的“理想化”“激进化”“乌托邦化”等基本规律，而是把目光投向文学——希望借助一向有着特殊社会影响力的文学推动其这种改革，文学由此被纳入用来缓解冷战局势，以图全方位改革的框架。但是，要使文学界帮助推动其改革，使苏联快速进入缓解冷战的新思维，就必须首先调整文学政策和改变知识分子境遇。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之后，“老作家在经历了百般的小心，每一步都要避开政府的非难之后，仍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中，虽成为读者崇拜对象，却是官方眼中表面被尊重和实际上被怀疑的对象”，青年作家亦然[8]。当局借口冷战局势紧张，即使是经济繁荣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仍高调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持续严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如1966年2月审判在境外发表作品的理论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1968年1月审判同样在境外发表作品的诗人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著名诗人伏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1974年1月寓所被查抄、3月被开除作协、9月被迫离开苏联，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国籍、作协主席团决定开除小说家沃伊洛维奇出作协，这年被开除作协的还有诗人楚科夫斯卡娅，离开苏联的则有著名的文学研究者马克西莫夫和作家爱德华·利蒙诺夫等，第二年诗人马拉姆津、小说家萨沙·索科洛夫等又相继离开苏联，等等。而这类情形正好成为西方用来强化遏制苏联的理由，如奥地利首相布鲁诺·克拉伊斯基为了能让萨沙·索科洛夫和其奥地利籍妻子团聚，故意给勃列日涅夫本人写公开信，从反面证实苏联是没有人权的国家。
面对如此尴尬情形，戈尔巴乔夫授权雅克夫列夫对文学进行“公开性”改革，快速释放安德烈·萨哈诺夫及其妻子伊莲娜等大批政治犯，而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受苏共打击和排挤的各种类型文学工作者等也很快由此重获自由。但此举不是促使他们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问题，而是因下列政策的刺激，走向日趋激烈的否定苏联共产主义的正统价值观之路；1987年5月以后，苏联开始停止干扰美国之音和其他西方的反苏无线电广播，西方作为公平正义之化身的意识形态、西方批评苏联共产主义各种不足和罪恶的论述等在苏联得到合法传播；所谓“60年代人”的一批文学家，因为一直严厉批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政策，得到苏共中央重视，于1986年被纷纷提拔为许多重要报刊的主编，包括活跃的记者和作家叶戈尔·雅科夫列夫（Егóр 
，1930-2005）出任影响力巨大的《莫斯科新闻报》主编（普京2012年大选前重要文章《俄国与变动的世界》就是发表于该报），热衷于新思维的作协秘书长柯罗季奇（Вита лий Коро тич，1936- ）出任同样极具影响力《星火》周刊主编（当时发行量达150万份），无党派作家（беспартийный писатель）扎雷根（Сергей Залыгин，1913- ）替代卡尔波夫（В.В. Карпов）成为《新世界》主编，热衷于揭示战争残酷性的小说家巴克兰诺夫（Григо рий Бакла нов，1923-2009）成为《旗》杂志主编，1989年尼古拉耶夫（Генна дий Никола ев，1932- ）还替代循规蹈矩的作家霍洛波夫（Гео ргий Холо пов，1914-1990）成为《星》杂志主编、激情的批评家和作协理事会秘书库尼亚耶夫（Станислав 
，1932- ）成为《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主编，等等。在这些新主编的“新思维”办刊思路指引下，绝大多数重要文学期刊和报纸都热衷于刊载激发人们批判苏联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各类文本，杂志发行量剧增，大大突破了规定的限额。进而，苏联最高苏维埃迅速放松新闻报刊审查制度，1990年6月最终通过新闻出版法替代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相应的，冷战时代西方遏制苏联的作品，包括奥威尔《1984》和中情局策划的《上帝的失败》（1950）——纪德等著名作家各自叙述对共产主义从信仰到失望、悔恨的心路历程，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集体自我忏悔书，在苏联得到合法出版。其实此前的1988年5月，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真理报》出版社和《哲学问题》杂志可以出版此前被查禁的各种作品，不再对二战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提出任何限制性要求，而《新世界》《旗》《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和《文学报》《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等，热衷于刊发持不同政见者作品、白银时代作品，包括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楼》等小说，A.阿马尔里克《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和索尔仁尼琴与阿马尔里克对话的《致苏联领袖的一封信》（1973）等危言耸听的政论作品。这些连同1986年就放禁《小维拉》和《年轻人容易吗？》等30多部苏共查禁的电影，以及其他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排斥的文学、哲学、历史等文本，共同形成声势浩大的“回归文学”（возврщ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潮流。这股来势汹涌的文学潮，很快演变成全方位批判苏联历史及其关键人物、事件的社会氛围，过去的文学在新思维政策激励下复活，变成推动公开否定苏联的重要力量。
与回归文学浪潮相一致的是，新苏共支持积极投身改革的一大批文学家，包括巴克兰诺夫、格拉宁、瓦西里·贝科夫、普里斯塔夫金、雷巴科夫、杜金采夫等小说家，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等诗人，米哈伊尔·沙特洛夫等剧作家，积极投身于“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而且，他们否定苏联的文学活动得到了大型文学杂志的支持，如《旗》杂志在巴克兰诺夫主编的“新思维”期间，发表的作品几乎全是不融于苏维埃文学框架的作家，不仅有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等苏共查禁人物之作，更有伊斯康德尔（Фазиля Искандер）、彼托夫（Андрея Битов）、库什尼尔（Александр Кушнер）、达吉扬娜·托尔斯泰雅（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等完全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健在作家的新作，这些人因其激进的否定苏共或批判苏联而被誉为“改革派”或“民主派”。这种把文学纳入新思维的改革，使坚守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正统派作家越来越少，以至于曾在苏联作协体制下获益良多的艾特玛托夫、扎雷金、阿斯塔菲耶夫等中间作家，也随着改革急剧变化、利益格局调整，先后转向批判苏联的阵营，导致著名作家中只剩下邦达列夫（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1924- ）、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1937）、普罗库斯林、沃罗宁等少数人继续坚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而他们并非完全服膺于苏联信念，更因为对西方冷战的不信任。然而，即便是这些作家，能写出真正维护苏联体制和历史的作品也不多，如斯塔德纽克《战争》续编《莫斯科——1941年》（1985）居然因为要歌颂卫国战争而充分肯定斯大林。文学界如此变化结果，使期望加大改革力度的自由派阵营不断扩大。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把文学纳入新思维的改革之中，是国内局势使然，更有重新塑造苏联在国际上的新形象之考虑。此前，美国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其借口就是要维护那些被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人权，虽然如此干预苏联内政行为的背后还有现实的政治博弈之考量。此外，改革还有其他多种设想，包括削减苏联在国外所承担的花费巨大、代价高昂的义务、苏联也不再恐惧美国仍在研发的危言耸听的“星球大战”计划等。然而，在没有厘清苏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之迷雾，更未形成关于苏联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认知之局势下，就希冀借助文学展开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克格勃、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问题的辩论，以图达成改革共识，结果不仅否定了战后苏联，甚至上溯到对十月革命的质疑。而此举与晚期苏联对待东欧阵营变化是一致的：1989年秋天，波兰非共产主义组织团结工会势力不断增大，波兰当局请求苏联帮助压制，但戈尔巴乔夫却宣布，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活动进行干预是不许可的，苏联不再有担负对东欧各国修补的责任，波兰人必须自行其是，结果导致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此风迅速波及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而苏联对此则完全不介入。对于苏联东欧如此巨变，乔治·布什政府甚至不知道用什么策略替代运行了43年之久的遏制战略（1947年凯南提出，遏制战略将导致苏联分裂、弱化），当真的要面临苏联解体可能带来混乱的局势时，此时85岁高龄的凯南却主张，须制止苏联解体。更为疑惑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新思维活动效果欠佳，1969年以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的移民数目不断攀升，80年代前五年却近乎停滞，但改革不久就改变了这种态势，即从1987年开始反而迅速飙升。
二 文学政策适应缓解冷战局势：促成国人对苏联的不知所措
然而，戈尔巴乔夫这种把新思维改革快速地延伸到文学领域的做法，其原本是为了激发正能量、释放国内改革阻力和缓解冷战局势，却契合了西方对国际冷战局势的要求，这便是澳大利亚迪肯（Deakin）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尼斯里（Nick Nisley）《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原因》（2004）所说的，苏俄政权诞生伊始就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冷战是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相冲突更为严重的第二阶段”，1985～1987年戈尔巴乔夫关于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构想、推动裁军和撤军的非军事化战略，此后展开让苏俄民众淡化冷战诉求的民主化运动，而冷战对手正期待这些，于是里根和布什先后积极呼应苏联改革，然而得到西方鼓励的自由改革，却引发苏联内部紧张，模糊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苏联价值体系认知，苏联制度脆弱性在物质匮乏和意识形态失灵的情势下加剧[9]。
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把文学纳入新思维改革框架，也并非他个人的一厢情愿。战后以来被强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是官方打压文学家事件频频发生的直接理论根据，由此导致解冻思潮以后，越来越多作家日益不再信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姑且不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9）对它极尽嘲讽，甚至官方批评家谢尔宾纳也认为“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定义与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权对艺术发出一套指示的意识形态有关”[10]，另一批评家勃拉金斯声称“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结为创作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教条，应拒绝这种教条”[11]，1970年代学界和意识形态部门试图合作建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努力则无疾而终。对此，1985年10月新版苏共党纲草案在涉及文学艺术问题时，虽仍维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人民性和党性原则为基础。它将真实地艺术地反映生活中的大胆的创新，同对祖国和世界文化的进步传统的借鉴和发展联系起来”，但不再说它是“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12]；顺势而下，1989年2月作协公布新章程草案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也就消失了。而伴随苏共高层迅速减弱原来定于一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殊地位之举，艾特马特夫坦言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辟了艺术新时代、新纪元”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称为一种试验，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13]。1988年，批评家扎洛图斯基《抽象的毁灭》（《新世界》第10期）说，受新近参加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会之启示，“我怀疑还有信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因为这就像普拉东诺夫的一个人物信奉罗莎·卢森堡一样”（《切文古尔》中那个像堂吉诃德崇拜贵妇人一样崇拜卢森堡的科片金），断言已至少没人真正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而苏共在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情形下，不去引导文学界完善曾出现许多经典作家作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急于否定之，这种情形自然影响到“国家奖”的评审机制。
我们知道，苏共中央先后设立斯大林奖、列宁奖、国家奖，以图通过巨大的物质奖励、崇高的社会声望，激励文学艺术家行走于意在推动冷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路上。斯大林奖存续十年正值物质生活艰难时期（1942年设立、1953年斯大林去世不久即被废除），一直保持一等奖10万卢布、二等奖5万卢布、三等奖2.5万卢布高额奖金（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奖励），并且获奖还会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待遇。如此导向，自然导致很多作家迎合官方的冷战意识形态，下列获奖作家作品（作品后面括号数字为获奖时间），如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1897-1986）《团的儿子》（1946）和《为了苏维埃政权》、卡扎凯维奇（Эммануил Казакевич，1913-1962）中篇小说《星》（1948）和《奥德河上的春天》（1950）、巴甫连科（Пётр Павленко，1899-1951）《幸福》（1947）、巴巴耶夫斯基（Семен Бабаевский，1909-2000）《金星英雄》（1948）和《阳光普照大地》（1949-1950）、格里巴乔夫《“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和《“胜利”集体农庄的春天》、阿扎耶夫（Василий Ажаев，1915-1968）《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9）、梅日洛夫诗集《共产党员们，前进》、波列沃伊《我们是苏维埃人》（1949）、尼库林（Лев Никулин，1891-1967）长篇小说《忠实俄国的儿子们》（1952）、潘菲洛夫（Фёдор Панфёров，1896-1960）《为和平而战》（1948）、冈察尔（Опесь Гончар，1918-1995）《旗手》（1948-1949）、沙吉娘（Мариэтта Шагинян，1888-1982）《漫游苏联的亚美尼亚》（1950）等，就是极好的明证——几乎都是在不同方面演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意在说明苏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中，著名诗人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1915-1979）先后六次获奖，冷战初期每年创作、第二年就获斯大林奖的剧本《俄罗斯问题》（1947）、诗集《朋友们与敌人》（1949）、剧本《异邦阴影》（1950）等则更是这方面典型，且他初次获奖不久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四次获得斯大林奖的巴甫连科亦然（1945年之后，一直在克里木疗养，被任命为此地的作协领导）。为了纠正斯大林体制和缓解冷战，斯大林奖被取消，代之以列宁奖（持续11年：1956～1967），但换回来的是赫鲁晓夫改革的不确定性。对此，在强行中断赫鲁晓夫统治之后，苏共设立苏联国家奖（1966年苏共中央决定设立、1967年实施，持续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此后俄罗斯联邦延续“国家奖”），以图持续奖励那些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的作家作品。典型者如邦达列夫：1957年、1959年先后发表中篇小说《一个营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在叙述战争残酷性和苏联人付出沉重代价中，体现赫鲁晓夫既要缓和冷战，又要批判斯大林的思想，成为苏联“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他此后的创作，紧随时代变化，发表了获法捷耶夫奖的《热的雪》（1969）、获国家奖的《岸》（1977）和《选择》（1983）等，用普通官兵视野叙述二战中苏联人的贡献，明显针对西方强调盟国在二战中作用的意识形态宣传。同样，下列获奖作品，也未超越苏联冷战意识形态，如斯梅里亚科夫《俄罗斯日》（1967）、科热夫尼科夫《特别分队》（1971）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近年来抒情诗集（1959～1967）》（1971），尤其是瓦西里·贝科夫（1924～ ）在60～70年代创作了彰显苏联普通官兵在二战中表现出伟大、坚强品格的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1962）、《方尖碑》和《活到黎明》（1974年获国家奖）、《他的营》（1978年获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奖），它们连同获得国家奖的巴克兰诺夫《永远十九岁》（1982）等，都表现出对卫国战争意义的深刻认同，在当时就有效抵消了西方宣传盟国在二战中作用的影响。当然，戈尔巴乔夫之前时代获国家奖作品，更多的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去强化冷战的，如1983年获国家奖作品包括邦达列夫《选择》、斯塔德纽克（Иван Стаднюк，1920-1994）《战争》、恰科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1913-1994）《胜利》、德拉奇（Иван Драч，1936- ）抒情诗集《绿色大门》等，以及沙特洛夫的剧作《这样我们必胜》（1982年在高尔基剧院演出）等，都显示了这种倾向。
苏联国家奖，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没有取消，而是照旧延续。但是，因应对冷战局势变化和文艺政策调整，实际评审标准却日趋混乱：几乎少有获奖作品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要求。1987年获奖的六位作者情况就表明了如此迹象：列宁格勒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布尔索夫（Борис Бурсов，1905-1997）专著《普希金之命运》，没有演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却在诠释普希金问题上既无思想创新，也没增添新史料；时任《新世界》诗歌组副组长的诗人维诺库罗夫（Евгений Винокров，1925-1993）的诗集《现实》和《身份》，更多是关于苏联人的哲理思考；达维多夫（Юрий Давыдов，1924-2002）长篇小说《草棚》、穆什克季克（Юрий Мущкетик，1929- ）长篇小说《界限》，没有正面彰显苏联进步、提出社会主义正面价值问题；B.拉斯普京中篇小说《火灾》（《我们同时代人》1985年第7期），充满着对苏联社会道德危机的忧虑；什克利亚列夫斯基（Игорь Щкляревский，1938- ）诗集《我倾听着天空和大地》抒发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哲理情思。这些作品显然不能激励读者对冷战情势的关注，甚至诱发人们进一步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此，以后获得国家奖的诸多作品，否定性叙述苏联的程度进一步升级，包括杜金采夫（Владимр Дудинцев，1918-1998）那关于学界争斗和学者不同责任之冲突的长篇小说《白衣服》（1988）、阿斯塔菲耶夫那汇集苏联各种令人悲哀现象之作《一个令人忧伤的侦探故事》（1989）、艾特玛托夫质疑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中亚地区意义的《断头台》（《新世界》1986年第6～9期）、别洛夫批评苏联城市化导致人们精神危机之作《一切都在前面》（《我们同时代人》1986年第7～8期）等，基本上是在放弃冷战思维的大背景下，从反思走向怀疑苏联社会价值观。如此一来，更激发那些激进作家去大胆否定苏共关于苏联历史的定位，典型者如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及其续编《1935年和其他年份》（1988）完全颠覆苏共关于基洛夫被谋杀案件、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等定论；与之相当，卡尔波夫《元帅》（《旗》1989年第10～11期）把被战后苏共排斥的朱可夫元帅书写成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关键人物，乌斯宾斯基《领袖的秘密顾问》（1990～1991）叙述苏共路线斗争实际上乃高层的私人恩怨和利益集团之冲突，莫扎耶夫《农夫们和农妇们》第二部（1989）、安东诺夫《沟壑》（1988）、别洛夫《前夜》第三部（1987）和两部《大转变的一年》（1987、1991）、贝科夫《围困》（1990）等，重新叙述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之类苏联重要历史问题。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极希望冷战缓解，而控制文学界的意识形态边际效益递减已然成为趋势，为更快捷处理国内重重危机，便授奖于那些影响力巨大却不吻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甚至与之对立的文学作品：曾经因《不单靠面包》（1956）而加剧解冻思潮的杜金采夫（1918～ ），同样因这部成名作而遭当局围攻，30年不能发表作品，耗时20年创作的揭露斯大林科学体制的长篇小说《白衣服》，1987年一出版就于第二年获得国家奖；普里斯塔夫金中篇小说《一朵金色的云在这里宿夜》（1988）、莫扎耶夫长篇小说《农夫们和农妇们》（1989）、阿斯塔菲耶夫的《一块可见的路牌》（1988）等，怀疑苏联存在意义之作，都先后获奖。最后一任获奖的诗人奥库扎瓦，几乎从未公开赞扬苏联，一直以边缘化诗人身份自说自唱。而这些获奖作品，基本上具有陷入缓和冷战的新思维改革之局限，虽然曾经对推动苏联民众参与公开性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此一来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时代国家奖评审质量，在很多方面是不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在那个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的冷战岁月，因有冷战的张力，苏联批评界反而积极探讨独特的苏联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视为历史—文学体系（文学潮流），在解冻时期开始出现日趋衰落的迹象，在70年代日渐显著。这时期该潮流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被假定为‘人民史诗’（народная эпопея）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具权威的文体进展良好”，如阿勃拉莫夫出版了第一个三部曲《兄弟姐妹们》第三部《十字路口》（1973）、普罗斯库林《命运》、阿尔卡狄·利沃夫《院子》（1975）、扎雷金（Сергей Залыгин，1913-2000）和杜金采夫（Владимир Дудинцев）把历史和意识形态有机融合的长篇小说[14]。由此，评奖标准反而注重文学作品的独创性和境界（本段下文括号是指获国家奖年份），既包括关注苏联人道德情操的拉斯普京《活着并要记住》（1977）、冈察尔《你的朝霞》（1982），探索苏联工业化和生态环境关系的阿斯塔菲耶夫（1924- ）的《鱼王》（1978）及以第一人称抒情性叙述苏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山隘》《雪融》《偷窃》和《牧童牧女》等中篇小说（获1975年度俄联邦共和国奖），以写农村问题的《凡人琐事》（1966）而著称的别洛夫（1932～ ）那充满着浓郁乡土气息而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中短篇小说集》（1981）；也有深刻呈现苏联工业化进程殃及农村的作品，如特罗耶波利斯基（Гавриил Троепольский，1905-1995）的《白比姆黑耳朵》（1975）、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别了，古利萨雷！》（1968）和《一日长于百年》（1983）、扎雷金（Сергей Залыгин）《盐谷》（1968）等，显示出苏联文学具有深广的社会问题意识；还包括在张扬集体主义情操中肯定苏军在二战中杰出贡献的鲍里斯·瓦西里耶夫（1924～）《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5），以细致的心理刻画和浓郁的抒情，叙述苏军普通女士兵在残酷战争中表现出平凡的伟大、崇高，她们一个个战死疆场，哪怕有的死得并不壮丽，却激发读者对苏军在二战中的敬意。此外，阿勃拉莫夫（Фёдор Абрáмов，1920-1983）平静叙述战时和战后苏联北方农村的困苦生活的四部曲《普利亚斯林一家》（1974）获1975年度国家奖，被苏联观众普遍推崇的著名剧作家阿尔布佐夫（Алексей Арбузов，1908-1986）之《老阿尔巴特街上的故事》（1970）、《期待》（1977）、《残酷的游戏》（1978）等抒情性小剧作获1980年国家奖，这些作品显示冷战局势在不同年份的情势，促使国家奖评审特别关注强化对苏联认同问题。而1990～1991年间国家奖授予了很快就消失在文学长河的几乎没有人记得起其名字的民间诗人马什巴什（1931～）。
可以说，通过斯大林奖、列宁奖、国家奖的评审去激励作家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一机制成为冷战时代苏联人自发认同苏联的重要精神力量，但因为是在文学领域践行意识形态，促成更多作家不愿意迎合，反对把追求“善”“公平”“正义”等人性夸张成英雄品质，或者把人性中“恶”的本能归之于西方文化所固有、苏俄人为其所诱惑，以至于规避、反对、对抗苏共要应对冷战的个人化创作盛行起来。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因为要契合缓解冷战局势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奖评审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中经历了从模糊化到被剔除的过程，导致苏维埃文学急剧衰落的同时，地下的和境外的俄罗斯文学在合法化过程中组合成的另一种苏联文学，加紧正常化：1989年国家奖授予参与1979年《大都会》文集编辑和撰稿工作被封杀的阿赫马杜琳娜（Белла Ахмадулина，1937-2010）、阿布哈兹诗人和小说家伊斯康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1929- ），前者诗篇很少直接关联现实，并且更多作品是刊于境外出版物，后者获奖是因在苏联出版删节本（1973）、在美国出版全本（1979、1981）的长篇小说《来自切盖姆的桑德罗》。1990年国家奖授予1973年被开除出作协而成为地下诗人的会计员齐齐巴宾（Борис Чичибабин，1923-1994），这些意味着回归文学不仅要被合法化，而且能进入苏俄社会主流，由此促成从彼托夫《普希金之家》（1978年美国Ardis出版社）到沃伊诺维奇（Вл.Войнович，1932- ）长篇小说《士兵伊万·琼金的生平与奇异的历险》（1963年创作，1969年在法兰克福发表部分章节、1975年在巴黎出版全书）和《反苏维埃的苏联》（1985）等大批被苏共拒绝的另类文学，包括《伏尔加》杂志（1989年第8、9期）刊发的萨沙·索科洛夫（1943- ）小说《傻瓜学校》和《帕利桑德利亚》《狗与狼之间》——以戏谑和玩世不恭的叙述方式直接否定苏联价值观，它们迅速被苏俄读者广泛接纳。进而，催生了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美女》、马卡宁《逃生口》（1990）和《漫漫长路》（1991）、别列文《奥蒙拉》（1992）、哈利托诺夫《命运线》（1992）等嘲讽苏共所建构的英雄事迹和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之作。可见，戈尔巴乔夫因要适应缓和冷战的局势，突然间大幅调整文学政策，使苏联国家奖评奖标准失衡，获奖的多是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之作，也就没再催生出冷战时代所出现的那样杰作。
此前的文学政策是冷战促成的，新思维改革无法脱离冷战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原本是希望通过文学政策调整，促进国内改革，提升苏联应对冷战的能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是官方的文学标准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在对待主流文学及其所表达的话语上不知所措，而且演化出社会性的无所适从，进而影响到苏联越来越没有能力应对冷战，而应对冷战能力的加剧丧失，诱使西方进一步对苏联改革提出要求，文学则呼应官方批判苏联的话语，最终使文学成为加剧苏联解体的力量。
我们知道，战后苏联重新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使苏联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饱受摧残，但背后确有西方冷战策略所诱导、迫使。按苏共表述，冷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主要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二战结束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试图围剿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便开始了冷战。这种认知并非没有历史根据：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向美国国务院发送“八千字电报”，认为来自俄罗斯帝国的苏联同样延续了其不安全感，苏联为了固化其僵化的体制，一方面通过苏共意识形态这块遮羞布去维持；另一方面苏联会想方设法削弱西方各国在（原）殖民地的影响力，把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相融合，由此美国必须遏制苏联。这种战略构想在他后来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若干资源》（1947）中得到了强化，认为苏联政策即使有软化的迹象，也是麻痹西方的战术，西方须在一系列经常变化的地缘政治议题上采用灵巧手段遏制苏联，造成苏联政治结构进入更紧张阶段，在紧张的高峰期，使苏联或解体或逐渐软化[15]。紧接着（1948年11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致总统的最高机密文件《国安会秘书长关于美国抗击苏联针对美国安全之威胁的目标报告之说明》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行为表明，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摧毁这个世界……战后苏联最高和最近期的目标就是控制欧洲”，苏联坚信共产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尽速发展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战争能力，对世界一些地区进行各方面渗透，其军力可在半年中占领欧洲、中东，并保持占领远东重要战略地区的军事能力，这些对美国是有害的”，“在可预测的未来，美国安全所面临的最为险恶的威胁源于苏联敌对意图和不容忽视的实力，也源于苏联制度的本质”，因此要鼓励苏联卫星国获得独立、促使俄国民众起来制约苏联政策的行为、支持希望获得独立的苏联各族裔的民主诉求、摧毁非共产主义国家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加强对美国民众教育，使之对我们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保持警惕，支持我们”。尤其是1950年1月31日，国安会向总统提交第68号绝密报告称，“美国是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最有实力国家的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美国也就是苏联最主要的敌人，若苏联要实现其企图，就一定会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破坏自由世界的完整和活力”，“对冷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唯有通过稳定发展自由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将此种发展的影响力扩散到苏联世界，从而引起苏联体制内部的变化，以此来挫败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才能保证唯一确定的胜利”[16]。这种冷战战略得到了社会积极呼应，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Taft）《给美国人一项对外政策之建议》（1951）、摩根索（Has Morgenthau）《捍卫国家利益》（1951）、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美国历史的反讽》（1951）等认为，苏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性，与美国用杰弗逊、罗斯福和威尔逊等伟人的崇高词句建立“民主”概念相对立，很显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具危险性，主张要在每一片土地上和共产主义展开战斗，但激起苏联对世界威胁的不仅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有苏俄追求超强国家权力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遏制苏联战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并未终止，改革到1990年，苏联已经基本上不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但在苏联学家詹姆斯·比灵顿建议下（1988年6月陪同里根总统对苏联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美国设立“开放世界项目”（Open World Program）仍继续进行——访谈流寓到西方的苏东知识分子，使6000多名苏俄的政治、商业、文化精英人士得以赴美访问、进修，这不仅丰富了美国苏联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回国后加剧了戈尔巴乔夫单方面缓和冷战的改革。然而，在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时（1989年12月），美国却动用2.7万军人入侵巴拿马，这是越南战争之后的最大行动，理由是为保护巴拿马运河、打击巴拿马毒品走私；与此同时，美国连贸易最惠国的待遇也没给苏联，相反，1989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演讲时却声称，1947年开始的美国和西方对苏联遏制战略已产生效应，苏联现在要进入欧洲自由世界，须大幅减少对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干预、进一步改变国家意识形态和加大对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移民政策的改革。实际上，如此要求就是把苏联推向分解的边缘，以至于1947年提出“遏制苏联”战略的凯南，此时已是85岁高龄，反而主张美国要阻止苏联分裂局面出现。实际上，进入80年代，美国对冷战已是疲于应付，也希望缓和，如里根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时说，“有些问题现在需要也能够解决了”，“我们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开始”[17]。甚至在苏联解体已十多年了，西方学术界仍然不改变这样的主张，如布伦（Lester Brune）和伯恩斯（Richard Burns）主编的《冷战编年史，1917-1992》（2006）就证实，十月革命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冷和平（cold peace）阶段，1940～1945年只是在战斗中结盟，1946～1976年是遏制和缓解并存阶段，1976～1991年是对抗和调和阶段[18]；同样，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俄国的冷战：从十月革命到柏林墙倒塌》（2011）也坚持认为，冷战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俄重建了一套世界秩序，从意识形态上人为地确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有意识地向国民灌输仇恨西方的意识和审美，还把这种意识形态演化为内政的各方面政策[19]。
相应的，西方文化冷战的战略，贯穿战后岁月，并且西方由此建构了一套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如英国一直在为大英帝国19世纪殖民行为辩护，认为此举不仅是向世界输送文明，并且是为了对抗沙俄扩张的危险，这和美国人在冷战时期担心俄国共产主义扩张有异曲同工之妙[20]。解冻思潮，在西方看来，促成了“自由与斯大林主义对抗”“马列主义的人道主义与浅薄、放任、绝望对抗”，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好莱坞推出大卫·李安（David Lean）执导、沙瑞福（Omar Sharif）和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领衔主演影片《日瓦戈医生》，都凸显布尔什维克政权获得过程乃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背景所在。令人疑惑的是，不因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西方就减弱对苏联的文化冷战，相反，美国智库更大规模支持西方苏联学界积极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禁止的话题。1952年抵达美国的苏联爱沙尼亚侨民学者维克多·特拉斯（Victor Terras，1921-2006），1959年成为伊利诺伊大学教师、1965年升任该校教授，此后又任威斯康星大学和戈达德（Goddard）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其主编的《俄国文学手册》（1985）本来就推崇苏共禁止的文学家和文学事件，而其《俄国文学史》（1991）更是和苏联对文学在俄国发展历程的描述相对立。出生于巴黎的波兰犹太人家庭的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际话语分析和社会批评中心主任罗宾（Regine Robin，1939- ）教授之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种不可能的美学》（1986年法文版、1992年英文版），多年后被认为这是更甚于在外交上罢免苏联文学（diplomatic dismissals of Soviet literature）合法性的著作。现为美国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的莫森（Gary Saul Morson），其《文学与历史：理论问题与俄国研究案例》（1986）、《文类的界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和文学乌托邦传统》（1988）、《巴赫金：创造平庸》（1990）等，都显示出西方排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形，甚至在后冷战时代也不改变这种研究思路，如《我们时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更明智的理解》（2007）。此外，济尔科沃斯基（Margaret Ziolkowski）《使徒行传与现代俄国文学》（1988）、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以上帝之名而愚拙的人》（1987）、贝尔（Stephen Baehr）《18世纪俄国的天国神话：早期俄国世俗文学中的乌托邦模式》（1991）等，对基督教及其在俄国文学中的表现进行了积极探讨。诸如此类现象显示，西方关于苏俄的认知，是被马克·斯洛宁和格列勃·司特卢威等谩骂之声所操控，“从西方美学来看，高尔基、肖洛霍夫、普拉东诺夫、卡塔耶夫等有着明显优长。但认识到其重要性，并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可以在西方美学家那里得到辩护，而是看到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学品质观念的美学前提”，并且苏联文学影响了非洲文学，非洲小说不单单是口语传统和欧洲审美的融合，冷战时期非洲文学和苏联文学一样，都排斥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叙事，如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的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1982）和《马蹄盖瑞》（1987）等就有高尔基《母亲》的痕迹[21]。此后，他在《社会主义文化在东方和西方：后冷战重新估价》（2002）、《冷战之后再阅读全球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再评估》（2002）等著作中仍坚持这样的主张。这也就是美俄间长达近百年的冲突根源，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消除，反而延续，数千枚核武器仍掌握在美俄强权人物手中，美国成为世界超强，欧洲地区的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
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在未成功使西方改变遏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情形下，却按西方所希望的那样，调整文化政策。1988年初，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库尼岑历数苏共在苏联历史上各种过错，“而文学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没有捍卫文学的权利”（《文学俄国报》1988年2月26日）。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苏联文化史专家的叶甫盖尼·杜波连科则认为，“我们不只是简单地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而是需要完全另一种性质的思想；我们所需要的关于苏维埃时代历史文学过程的思想应该出自另一种基础，另一种思维类型，不妨说，出自另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是看待价值问题的宽泛的观点”（《文学问题》1988年第8期第51页）。由此，戈尔巴乔夫大幅放禁曾被布尔什维克查禁的对“西方”抱有好感之作、把苏俄视为专制主义帝国之作，如索尔仁尼琴诸多质疑苏共合法性和苏联存在意义之作，迅速被合法化：
《新世界》1989年第8～11期连载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小说《古拉格群岛》（1981）；
《星》1990年第1～12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小说《1914年8月》（1981）；
《我们的同时代人》1990年第1～12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6年10月》（1982）；
《涅瓦》1990年第1～6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1917年3月》（1986～1987）；
《新世界》1990年第1～5期连载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1968）；
《青春》1990年第1～5期连载瓦西里·阿克肖诺夫长篇小说《克里木岛》；
《新世界》1990年第6～8期连载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癌病房》（1968）；
《新世界》1991年第6～12期连载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牛犊牴橡树》（1976）。
……而且这些作品特别为社会所热读——杂志发行量由此上涨到超过百万份。与此同时，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与内涵》、布宁《该死的和该诅咒的》等从道德和俄罗斯文化传统角度激烈否定布尔什维克之作，也被迅速重见天日。一时间，就促成声势浩大的回归文学浪潮。在回归文学浪潮中，原本期望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的正本清源，促进人们积极认识苏联问题、完善苏联体制，结果演变成揭露苏共错误、罪恶的风潮。并且，在回归文学浪潮中，还包含着大量以俄罗斯民族主义视角思考俄罗斯问题的著作，如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很快被视为迟到的经典而广为传播。与此同时，不断颂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之作，也颇为风行。这些从不同方面动摇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信任，外加戈尔巴乔夫倡导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引发各加盟共和国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
如此情势发展到1989年末，苏联作协章程就取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方法；同时，一些文学期刊脱离作协，成为独立刊物，一些作家也另立组织，如莫斯科不少作家于1989年3月10日成立“四月委员会”——取名于1986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以示对改革支持；1991年7月3日，叶甫图申科、巴克兰诺夫、贝科夫、阿纳尼耶夫、沃兹涅先斯基、雷巴科夫、普里斯塔夫金等61名作家成立独立作家协会。苏联尚未解体，统一的苏联作协就正式分解了！此外，过去只能存在于地下的激烈批评苏联的或者讽刺性对待苏联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就合法化了；尤其是，奥威尔《1984》、索尔仁尼琴诸多批评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等被解禁，出现《小维拉》及《青年人容易吗？》等灰暗地叙述苏联工人和青年人的电影，许多地下文学艺术也开始转入公开，如著名《戏剧》杂志1990年第4期刊发格罗伊斯名作《莫斯科的浪漫观念主义》，是转载《А-Я：现代俄国艺术》杂志（1979年第3期）。
而文学改革，是属于整个新思维改革的一部分：1989年3月举行2250名人民代表的选举，电视直播了选举和辩论的过程，全苏联民众都看到了共产党员纷纷落选的情形。此举原本是试图通过公开性消除改革的阻力，却变成鼓励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走向否定苏联之路。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声明，放弃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但为了推动改革，进一步切近西方政府模式——实行总统制和内阁制，把政府权力建立在直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基础上。如此一厢情愿的改革，虽有效地把热心社会政治活动的文学纳入改革框架，结果却相反：就在文学艺术积极参与改革之际，1990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国内各族裔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文学不仅无法帮助化解苏联危机，而且促使戈尔巴乔夫继续单方面放弃冷战！加拿大学者斯蒂芬·斯特里特等人合作《帝国与自主性》（2001～2009）认为，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谈判，实际上已宣告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因为作为新帝国的美国正在开始以其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等多方面的主导性优势，限制其他国家的自主性，而作为另一大帝国的苏联，面临着美国在其主权范围之外的咄咄逼人压力，却接受了妥协性方案。戈尔巴乔夫以为借助文学营造的苏联和欧洲和平相处氛围已经出现，就下令突然间大规模从东欧撤军，实际上苏军快速退出欧洲计划给苏联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在事实上激化了如何安置这些军人的现实困难，甚至殃及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以至于1989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切尼（Richard Cheney）感慨，被削弱的苏联使美国更难维持过往那样的北约内部的紧密团结[22]；正因为单方面考虑结束冷战，不顾及美国在欧洲的利益，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和西德领导人科尔（Helmut Kohl）达成协定，支持一个完整且自由的德国，但要德国不再要求1945年放弃的领土，为此他是恳求布什保留美国在欧洲驻军要保持相当的规模，以看管统一后的德国。
我们说，戈尔巴乔夫强行把文学纳入缓解冷战框架，急功近利地使文学服务于新思维改革，看似是松绑文学政策，实际上中断了文学渐进变化过程。70年代，苏联已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存之声，沙帕诺夫（Николай Шпанов）《战争贩子》（1950）、丹尼尔·卡拉米诺夫《阿里彼昂的前妻之子》（1962）、叶夫图申科诗篇《进步摇滚》和《美国夜莺》（1962）、作协列宁格勒分部主席和《十月》主编伏谢沃洛德·柯切托夫《那么你究竟想什么？》（1970）等完全丑化西方的文学作品已然失去了影响力，代之以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昼夜不停》（1976）、1974～1978年《真理报》驻英国记者伏谢沃洛德·奥夫恰连科（Всеволод Овчинников，）《橡树之根》（Корни дуба，1980），前者描写以访问教授身份在伯克利两个月的见闻，包括五彩缤纷的洛杉矶——车水马龙、高速公路、快餐、热狗等，美国英语在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直接音译美国英语，连作品名称（Крулые сутки нон-стоп）也是英语俄译（нон-стоп=non stop），“阿克肖诺夫隐蔽地和反西方思潮辩论，有意识借用外来语捍卫自己的权利、主张和西方国家接触”[23]。1980年代，两部先后获国家奖之作——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1983）和叶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1933- ）《妈妈和中子弹》（1984），居然都书写国民渴望缓解冷战的真情，前者奇特地书写了苏美航天开发合作并在太平洋建立联合指挥部，后者表达渴望保卫“世界和平”。而戈尔巴乔夫时代许多完全没有西方经验的作者，也触及东西方缓解和消除冷战的题材，这种激进现象却是1945～1991年间苏联文学整体规律使然——或敌视西方（pro-western）或亲西方（anti-western）的复杂情形，“和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对抗之传统不无关系，这种对抗传统使得苏俄人一方面承认西方的繁荣和效率；另一方面信仰俄国精神优越。依据政治偶发事件，俄国人很容易从一个角度跳跃到另一个角度，或者相反，这类观点本质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24]。
文学能在18世纪后期的俄国突然发展起来，并且呈现出和中国、阿拉伯、印度、欧洲等文学很不相同的诉求和表达，还反过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力，乃因文学在俄国是知识界强烈履行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俄国文学如合同那样实在，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反应，通常人们会忘记它仅仅是语言构成的一种叙述。想象性的人物，会走出小说，进入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的作家则被提升到神话的高度。神话围绕的首先是圣徒/道德高尚的人物（saint）；其次是相关的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再次是作家生平传记；最后是有关族裔和意识形态的一整套东西”[25]。这种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越来越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参与下，文学变成了直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反对资本主义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的手段。文学的这种审美功能弱化于社会诉求的情势，在白银时代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不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大量有知识的市民、劳工阶级，而俄罗斯帝国体制又无法顺畅解决西化改革所带来的各种“进步”问题，导致文学诉诸社会现实问题的叙述，在白银时代同样有影响力，这便是高尔基乃白银时代作品发行量最高、超过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原因所在。文学体制化的结果，虽然在苏维埃政权之初就培养出一批新作家，很快创造了大量的苏维埃文学，替代了传统俄罗斯文学，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流寓境外的俄罗斯贵族作家所带来的断裂，但苏维埃意识形态不是以建立苏联国家认同为基础，而以强制性的帝国服从为原则，对不信任的文学艺术家、知识分子施以强硬政策，所以1922年苏维埃政权稳定之后，文学在俄国就发生了境内的主流文学和境外俄罗斯文学分化。
公开性、民主化运动，没有主导社会去客观而审慎地讨论歪曲苏共历史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主动权，而是让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替代了严肃思考和表达，与此同时苏共继续维持《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和卡廷案件的谎言。如此一来，1936年开始流寓西方的维克多·谢廖扎（Виктор Серж，1890-1947）《这个世纪的中间》（1936～1938）、《图拉耶夫同志的事情》（创作于1940～1942年，1948年用法文出版于法国L’Affaire Tulaev），因展示西方作家所描述的不为苏联所知的斯大林，包括基洛夫案件在此被叙述成可能是有预谋的政治案件，不可避免地导致斯大林在伪造证据基础上实施大肆逮捕。这样的作品，1989年在苏联问世，和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一道，迅速演化为对苏共继续保留斯大林体制的不信任。其他许多被合法化的作品，如著名观念主义诗人甘德列夫斯基（Сергей Гандлевский，1952- ）自70年代所写诗篇，因为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极尽嘲讽而不能刊行，但1989年大量在各大文学杂志刊发、出版社出版，迅速成为后苏联著名诗人，和诸如艾吉、阿克肖诺夫、布罗茨基、季诺维耶夫、沃伊洛维奇、伏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铁木尔·吉彼洛夫、萨沙·索科洛夫等被西方文化冷战所推崇的文学家一道，成为此后苏俄人讨论苏联问题的思想来源之一。
总之，和社会进程关系一向密切的俄国文学，在美苏冷战末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是作家自身的选择，也不是苏联意识形态针对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个案行动，还不只是苏联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活动，而是和美苏主导的国际冷战局势变化息息相关。同样，戈尔巴乔夫把文学纳入新思维改革，以为按西方要求开禁那些激励批评苏联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被查禁大半个世纪之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能放心进行内政改革，因没注意到这些文学本身就包含有对西方不信任，当年查禁它们自有苏共的严重失误，但现在使其合法化过程而形成的回归文学浪潮，同样是行政行为——试图借助文学政策调整，以迅速战胜国内那些反对缓和冷战的保守势力。结果并没有对激进改革发挥有成效的批评功能，正如勃列日涅夫时代文学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束缚，难以发挥促使苏联人警醒的作用，对1979年底苏联10万大军挥师阿富汗，处决当地缺乏执政力的共产党领导人、和穆斯林游击队开战，文学没有一点批判声音，只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烈·萨哈洛夫等人公开质疑这样的国家行为，并因此遭到强力镇压，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戈尔巴乔夫时代那些远非单纯的内政举措，而是苏美首脑已达成缓解冷战协定的延伸，导致东欧剧变速度之快，令人头晕目眩，这正是布什给予戈尔巴乔夫以巨大政治支持的后果。
苏联末期的文学，是整个苏联新思维改革一部分。正如一厢情愿的改革未能善始善终，戈尔巴乔夫把热心社会政治活动的文学纳入改革框架，结果自然也相反，因为背离了苏共存在的基础：正如苏共曾天真地以为，原本充满着反西方诉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抵抗西方遏制苏联的文化冷战手段，于是战后重新延续战前借助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把苏联作家强烈关怀现实的责任感，强行融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通过作协去动员队伍庞大的文学艺术家们进行抵抗现代主义的文艺创作，以引导国民不再相信盟国、自觉否定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等，结果是很不理想。这便是：1945～1985年苏联文学格局，表面上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学政策所导致的，实际上与整个国际冷战情势紧密相关，甚至许多具体的文学现象也有冷战的动力。苏联文学积极反对“西方”“现代主义”“自由”等基本论题，是因为欧美把“西方”标榜为“民主和人权”之代表、苏联或东方是“专制制度”的代名词，把“现代主义”去意识形态化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对抗，利用“自由”诱惑苏联知识分子去反对苏联，并且针对西方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视为和苏联争夺的对象，世界许多国家也的确因此转入冷战，如美国建立美洲国家组织、发表《加拉加斯宣言》，承担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扩张的义务，而苏联则以支持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理由，通过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军事同盟、意识形态宣传等对抗美国，倡导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正义性，认为“现代主义”掩饰了西方的道德堕落和精神危机、苏联人享有世界最大的共产主义自由等，但这些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要求，又是立足于苏联的俄罗斯帝国基础上的，要改革这样的文学政策，势必触及俄罗斯民族主义演化而来的殖民主义，它们已经是苏联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也是西方对苏联展开冷战的客观理由。可是，在冷战仍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进行弱化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把西方用来遏制苏联的“自由”“人权”“现代主义”等概念变成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恢复了此前苏共长期公开禁止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原本期望这些宗教促成教民支持苏共的改革主张，殊不知也被赞同缓解冷战的西方纳入到反对苏共和苏联体制的框架；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在未对苏共文学政策发展及其理路进行结构性反思的情况下进行大调整，期望回归文学浪潮、新的改革文学，去活跃社会思潮，增加国民和西方对苏联改革的信心结果当然不会形成改革共识。如此改革却触动了更多问题，既促成反苏和反社会主义力量活跃、合法化，又诱发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对中央政府和主导中央政府的俄罗斯人日趋不满和仇视，对苏共过去所有政策不满的公开化，引发了更多的反对声音。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若尝试进行苏联文学政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脱离苏联展开冷战的思想基石，这便是尼斯里（Nick Nisley）《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原因》（2004）所说的，“苏联作为一个国家解体是极其复杂因素所致，绝不可低估经济危机、领导失败、过高估计军事实力”，“1917～1928年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快速发展、重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消除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私人空间和经济发展，挣脱了国家干预，自由理性地发展着”，英国之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确定了国家的有限性，保证了私有财产的地位、个人权利和自由交往原则，而苏联私人经济被压制，是因为一直实行战时经济模式[26]。此外，苏共无视冷战格局中自己的责任和不足、外交政策僵硬，导致无论苏联文学怎样配合冷战意识形态，但最终不能抵挡冷战格局越来越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而境外文学和地下文学则加大对苏联的消解力。如此一来，那些积极介入冷战意识形态的苏联作家及其作品，很少能成功超越冷战格局，如就在文学艺术积极参与改革之际，1990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要求有更多主权甚至独立浪潮越发不可收拾，而文学作为公开性改革的动力，却无法化解苏联危机，其文学生命力也随着苏联解体而失去，自然没能形成阻止戈尔巴乔夫继续放弃反制西方遏制苏联的力量！
也就是说，苏联末期文学政策的失败，是戈尔巴乔夫整体改革失败的一部分。苏联单方面考虑结束冷战，不顾及美国在欧洲的利益，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和西德领导人科尔（Helmut Kóhl）达成协定，支持一个完整且自由的德国，但要德国不再要求1945年放弃的领土，又担心德国食言，便恳求布什保留相当数量的美军驻扎欧洲，以看管统一后的德国。而作为反西方重要力量的苏联文学（曾经获得西方左翼知识界的支持，但持续时间不长、力度不够），世界许多国家曾受其召唤而卷入冷战，并把苏联视为正义的一方，戈尔巴乔夫把文学简单化地纳入缓和冷战的政策，正如此前苏共把文学意识形态化以强化苏联对西方冷战一样，如1988年让基督教在苏联合法化，结果却没有使东正教成为缓和东西方冷战的力量，却被西方所利用，如布什在冷战结束不久就宣称，“仰赖上帝的恩典，美国赢得了冷战”，美国由此成为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27]。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和西方对抗的苏联，形成了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结构，却无力改变冷战进程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并在朝着有利于美国的进程中持续增加了控制苏联的权力，所以无论戈尔巴乔夫怎样进行改革，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批评集权制度、宣扬美国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始终没有停止。这也就是，文学意外成为加剧苏联解体的力量，按当事者雅克夫列夫的说法，这是戈尔巴乔夫当时完全未曾想到的[28]！哪怕苏联末期仍有不少作家继续18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叙述的传统，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不把应和官方的调整冷战政策当作文学家使命，甚至挑战苏联官方要去应对西方冷战的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叙述方式等，却无助于改变文学在加剧苏联解体的命运，其价值在当时可能远不及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及其左翼文学对西方冷战的批评。
（原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题目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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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J. Kuznick & James Gilbert（ed.），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 Washington &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1，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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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New York Times，May 7，1992，p.A16. 实际上，这种把苏联解体与欧洲的冷战结束对等起来的认知，几乎成为常识，如David Armstrong & Erik Goldstein（ed.），The End of the Cold War（London：Frank Cass，1990）在苏联仍健在时，就开始讨论冷战起源和终结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虽然认为冷战源于1944年东欧进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俄国也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展开的结果，如克拉什尼尼科娃（Вероника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а）《俄美：冷战文化》（莫斯科“欧洲出版社”2007）、阿达穆齐克（В. В. Адамчик）等人主编《世界史：冷战，苏联解体，当代世界》（2002）都把苏联解体归结为冷战结束的结果，即对手造成了苏联终结。
[8]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13.
[9] Nick Bisley，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auses of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Plagrve Macmillan，2004，pp.74-132.
[10] 转引自《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第90页。
[11] 转引自《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第120页。
[12] Правда，20 октября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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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第410～411页（附录有凯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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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ick Bisley，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auses of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Plagrve Macmillan，2004，p.44.
[27]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9，1992. p.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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