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变革路径——从构建优良社会生态看转型发展路向
实践地论说发展是长期和广义任务，在当下，转型发展的路向已成各项问题之关键。虽然实践地论说可能需要从多种可能的维度和层面展开，比如，可以从自然条件或自然环境来讨论，也可以从社会历史形态、文明形态来讨论，还可以从“类特性”、价值形态、意识形态、技术形态等来讨论，各门具体科学以及个体和社群体验甚至还可以从各种更具体、特殊的视角和视野展开讨论和探究。但是，就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实践来说，对转型发展的原理、经验、问题和出路的思考总是当下根本必须的事情之一。这意味着要从转型发展的客观规律、普遍经验与人们的切身体验和情感两种尺度的综合中，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践进路进行持续地思考、设想。策略地说，以建设优良社会生态为契机，论说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转型实践的相关道理，可以成为当下实践哲学的适当话语对象。
我们这里所谓的社会生态，关涉的不是一般所谓自然生态，即不是动植物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而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合理性的切身体会和价值反思。自然生态当然也事关人类生存，是人类永恒必要的良好生存发展条件。但是从当前情况进一步来看，人们更看重的是希望社会关系具有良好的性质和状态，能够成为人们高质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促进因素。因此，所谓优良社会生态，实际上就是能够为人们的高质量生存、生活和发展提供最优条件和动力的社会关系形态。
之所以要用生态词语来述说社会形态，一方面是从客观事实看，社会形态本质上就是人们的实践形态即生存、生活和发展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本质上就是人们生存形态的一种表征维度，“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6]。人们只是因为要生存、生活才从事生产，才相互分工、合作、交往，进而形成技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价值认同关系等各种社会交往关系。而一旦社会关系形态形成以后，个人就成为相对弱势的方面。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利益咬合、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生存利益链条，每个人都只是社会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能按照既定的社会生存法则取得自己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价值份额。这种社会关系形态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生存法则又决定性地型塑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能力和交往规则意识，能力、机遇、条件互相差异的人们在现有交往规则下交往，形成相互分化又相互咬合的生存关系。人们最普遍、最日常和最深层的生存体验，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这种生存关系的情感体验和合理性评判。
另一方面，从实践能动性视角来看，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人们宁愿选择和建构具有优良福利效果、生存体验的社会关系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必然造就不同的生存体验，造就出不同的生存手段、生存趣味、生存法则和生存文化，造就出不同的人和人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既然“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那么人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者，在历史相对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存在转型发展机遇的情况下，人们完全可能反过来按照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尽可能地构建生态机制优良、优秀的社会关系形态。
所谓优良社会生态，简单说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福利、幸福体验和发展信心的社会关系形态。也就是说，这种社会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也能够产生相对而言最大限度公平公正的人际交往关系。还能够使最大多数人通过合理、可能的方式方法自主挖掘潜力、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再简单说，这是一个公平、公正、各得其所的社会。
当然，优良社会生态的判断标准是相对和历史的，传统社会话语下的优良社会生态与现代趣味迥异。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实践目的就在于建立符合现代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的优良社会生态，而当前的努力则是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关系形态和人们的社会生态机制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的社会生态机制和生存意志趣味朝向符合现代标准的优良品性转型发展。关键是，转型实践常常遭遇旧传统和新趋势两种话语系统的夹击，难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所以需要建构新的实践论话语，以便突破“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的话语重围，造就转型实践必需的崭新语境。
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话语，“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和“物的依赖性”的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两大基本社会生存状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8]
这三种社会形态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形态，因而也具有自己的社会生态品性。在最初的社会形式里，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得不直接靠人的自身能力实现人的生存发展要求。个人是如此，社会更是如此，于是形成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普遍特征的社会生态关系。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和他人的自身能力，如体力、智力、品格、德行等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权利份额、社会地位，人本身直接构成社会交往的主要依据。这样的社会交往形式，每个人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能力都投入开发、发展自己本身直接潜能的事情上，杰出的个人大多数情况都是其本身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实现的人们，而他人和社会整体也主要按照人的本身能力衡量人的价值、给予人相应的地位和权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对人的本身的依赖、重视乃至崇尚还是狭隘的和初级的，更多只是开发了人们在低级交往关系和简单交往环境中的直接能力。比如身体的搏击能力、心理的耐受能力、头脑的推算能力以及情感的收发能力等，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物化能力尚未得到更高的开发。这也就是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所以，“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而“物的依赖性”的社会情形则完全不同，这里出现了发达的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9]在这个社会，“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10]。
现实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实践同时遭遇到“传统”的拖累和现代“先驱”的双重误导。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信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对“人的依赖”的生存体验的集体记忆和路径依赖，以及对“物的依赖性”的生存形态的未知焦虑和本能拒斥。在整个20世纪里，我们大体始终置身于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传统社会的精神、心理积淀普遍深厚，现代生产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科学技术水平尚未高度提升、民主法治尚未充分实现，因此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计划经济和权力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运作机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相对切近于传统的社会生态体验，可以相对减轻人们对全新的现代社会生态环境的未知性焦虑。这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的便宜选择，在取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蓄留了人治、官本位、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生态机制和“文革”那样的社会动乱暗流。
所以一方面，实践地论说发展，强调面对当前实践的真实处境（我们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首先坚持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上学习和追赶现代文明，着力促进建构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的转型实践。另一方面，实践地论说发展不等于说我们必然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物的依赖”的历史目标，相反，要把人们为建立优良社会生态的社会转型实践看作是自由自主的历史创造实践，要把人民的生存体验、生活质量始终作为构建优良社会生态的根本实践尺度。
为此，在哲学上，既需要割断对传统话语的教条主义依恋，又防止随波逐流的经验主义统治，必须积极探究和改进实践的话语向度，坚持实践地论说发展，灵活发挥各种哲学遗产的建设性作用，为构建优良社会生态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实践提供更充分的话语支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