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玻璃制品与贸易：来自阿里卡梅杜（Arikamedu）的证据

考古发掘的证据正在拓宽我们对广阔的北部湾区域与南亚之间早期海上贸易的理解，这里我们集中分析在印度南部港口阿里卡梅杜遗址发现的玻璃器皿残片。

有明确的考古证据表明，地中海玻璃器皿沿着海上商贸之路运至中国。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曾出土一只毫无疑问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玻璃碗残片，^[31]该墓葬的断代时间是公元67年，这块玻璃碗残片饰有竖凸棱条，是用半透明的深紫色玻璃和不透光的白色玻璃拼接的马赛克玻璃制成，外观则模仿天然大理石。竖凸棱条玻璃碗的制作年代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它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皿中最常见的器形之一，它们很可能是在地中海东部和意大利批量生产，然后长途贩运至罗马帝国的西北行省甚至更远，再向南方和东方出口。

考古学证明这些玻璃器皿从红海口岸用货船运到索马里海岸，然后转到印度，至少有九到十只不同的罗马竖凸棱条玻璃碗的残片在印度发现，主要是在阿里卡梅杜遗址。^[32]这一遗址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在今天泰米尔纳德邦，它很可能就是古代商港波杜克（Podouke），曾在一部公元1世纪撰写供罗马埃及行省、东非海岸、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印度间做买卖的商人们使用的航行指南《红海环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和公元2世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中被提及。^[33]另一块竖凸棱条玻璃碗残片是在沿东海岸再往北去的陀罗尼科达（Dharanikota）发现的。陀罗尼科达曾是古代萨塔瓦哈纳王朝（Satavahanas）的首都，位于今天安德拉邦。^[34]地中海竖凸棱条玻璃碗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前文列举的邗江马赛克玻璃碗可资证明，它很可能是经由海上贸易转输而来的。

有趣的是，1945年莫提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在阿里卡梅杜遗址还发掘出一块特殊的玻璃器皿残片，惠勒将它与其他几块在阿里卡梅杜发现的可确定为罗马玻璃的碎片一同归入罗马玻璃，但这块玻璃残片的纹饰从未被令人信服地归入任何一类已知的地中海玻璃，它是在兼具港口运输、商业与居住功能的港口北区发现的，出土地层年代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世纪晚期之间，^[35]这种残片被描述为是用“蓝绿色玻璃”制成，“充满气泡和条纹”，并饰有三道阳弦纹。^[36]1946年所作的线描图形状与广西所出的玻璃杯惊人相似，只是在当时它们还不为人所知，而且约8厘米的玻璃杯口径与这些玻璃杯的大小正好相符。

这些相似点都表明这块玻璃器皿残片应当归入广西玻璃器皿类型。阿里卡梅杜玻璃残片出土的地层深度和地层环境所对应的时代（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世纪晚期），也与广西西汉晚期墓葬群出土的玻璃器皿年代相契合。倘若我们接受广西玻璃器皿类型是在当地制作的这一观点，那么阿里卡梅杜遗址玻璃残片就具有一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显然发现了一只来自华南地区的玻璃碗，由东往西远涉重洋来到印度，^[37]这一观点也得到泰国新近发现的玻璃杯残片的证据支持。这些玻璃杯残片是在泰国东、西部的克拉地峡（Kra Isthmus）发现的，它们的形制与化学成分都非常接近广西玻璃器皿类型。^[38]

而且，这只玻璃杯并不是唯一一个从中国传来阿里卡梅杜的玻璃制品，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中间有小孔的线轴状器物，它们不符合印度制品的任何类型，而十分接近典型的中式耳珰。^[39]其中一件是用不透明的红玻璃制成，其余则是玛瑙制品，而且至少有两件是未完成的产品，这表明它们应是在当地制作的，这种类型的成品耳珰在广西和广东的汉墓已被发现。^[40]鉴于这种以高超的印度工艺制作的玛瑙玻璃珠在东南亚的广泛分布，因此对这些在阿里卡梅杜发现的未完工的耳珰制品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按照中国客户的设计在印度订做的商品。^[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