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坤舆万国全图》（1602）开篇即借浑天说和《周易》之言引入地圆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语其德静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圆地圆的宇宙结构，是西方宇宙论最基本的观点，与中国极为模糊的“天圆地方”观念大相径庭。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理解与认同，利玛窦采用中国传统浑天说中鸡子的比喻来引介西方的宇宙观。因中国自古没有明确的地圆观念，为让中国人接受这一与经验颇为相悖的理论，利玛窦以《周易·坤文言》来说明地圆：古人所谓地方并非指其形体，而是因其德性属静且亘古不动。虽然利氏所指的地圆说与中国古代的盖天说或浑天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一修辞手法试图消弭中西之间的差异，方便了中国人的理解，屡被后人所征引。这种适应策略显然是利玛窦及其中国助手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另一方面，中国士人面对传入的西学，亦不可避免地以自有的观念加以理解和会通。或以“心同理同”甚至“西学中源”的观念将西学收入囊中，如梅文鼎（1633—1721）将西方地圆说的多种证据附会于《周髀算经》，指出《周髀》之中即有地圆之理；或通过不同程度的变形进而整合到传统的框架之内，如揭暄（1613—1695）在西方水晶球宇宙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元气学说，形成中西合璧、自洽的元气旋涡宇宙体系，以及综合中西气象学说绘制的“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两种进路亦大有区别，前者是在充分认识到西学长处的基础之上，为了体现中国文化的自尊而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加以吸纳；后者则对西学多有“误解”甚至排斥，但西学作为一种文化的“他者”促使士人反思中国的传统观念，并为己所用地吸收了西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

文化交流中传播者的适应策略和接受者以己度人的“创新”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由于东西方自然哲学均深植于相应的文化传统而较少技术性的内容，因此不同自然观念的相逢，相较天文、数学、技术等知识，便会带来更多的文化冲击与激荡。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明清之际西方自然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知识变形与观念交织。我们不仅要去了解西人介绍了什么、中国士人接受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要去分析传教士是如何介绍西方自然哲学的，中国士人又是如何应对这种知识的，从而透视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教士的不少中文著作其实已非西方原著之翻译，而是一种“文化调和”的结果；中国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与吸取，亦不仅仅是明辨是非的借鉴，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偏见的误解或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