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利玛窦的“乾坤”

一、利玛窦及其在华西学传播

利玛窦是明末首批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Macerata）的一个药店老板家庭。1568年前往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7年赴里斯本，开始传教生涯。次年离开里斯本，与罗明坚、孟三德（Duarte de Sande,1547—1599）等一起前往印度果阿，1580年在科钦晋铎。1582年，应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之命，于同年八月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1583年，与罗明坚一起获准进入内地居留。从此，便一直辗转于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讲学传教，以进入北京为主要目标，试图劝化皇帝进而皈依中国。1601年，终以精心准备的自鸣钟等“方物”获万历皇帝赏识，破例被允许在北京居住，从而开始了在北京近十年的生活，直至1610年去世。

来华不久，利玛窦即敏锐地意识到，在有着深厚文明基础的中国传教，只能采取适应的策略，而不是僵硬的说教甚至武力的方式。虽之前范礼安、罗明坚已有类似的想法，但明确践行这一方针的是利玛窦。他进入韶州后，在瞿汝夔（太素）的建议下，放弃身上的僧衣，改穿儒服；之后还制定了传教过程中“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和祭祖礼仪”的所谓“利玛窦规矩”。当然，也正是这一政策，后来遭到了其他修会甚至耶稣会内部的挑战以及教廷的反对，从而引发了持续三个世纪的“礼仪之争”，直到1939年教廷重新认识到利玛窦的先见之明，颁布“关于中国礼仪的有关仪式与宣誓的指令”，争论才告结束。

概括起来，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主要包括：研究中国经典、传播西学、结交士绅、尊重中国礼仪、从上到下的路线。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研究中国经典和学术传教（传播西学）是为了结交士绅，并在传教的过程中懂得如何尊重中国礼仪、调和中西之间的差异，从而步入上层社会，甚至进入宫廷，最终归化整个中国。虽然利氏采取了正确的传教策略，但他的传教事业却收效甚微，直至他去世，整个中国受洗的教徒颇为稀少，比起他的著书立说以及在士林间的名声来，更显得相形见绌。他对此也甚感忧虑，这在他不断返回西方的书信中表露无遗。但他对所采取的路线还是怀有信心，认为只要用心“播种”，总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耶稣会士所遵守，而且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他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更为后人所称颂。

利玛窦深知，要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十余年的勤奋学习，他便对中国经典精通有余，令中国士人大为叹服，“西儒”之称随之而来。他凭借其儒雅和博学赢得了不少中国士人的信赖和善待，著名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1562—1627）、冯应京（1555—1606）、李贽（1527—1602）、焦竑（1540—1620）等等，并听从一些士人多讲实学的忠告，采取传播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在与他们的交往和合作中，利玛窦编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从而在士人间声名鹊起，成功地拉近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正是这样，利玛窦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著述，除用意大利语撰写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大量书信外，还在不少中国士人的帮助下，著译了近20种中文著作，有关于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义》（又名《天学实义》）《畸人十篇》，天文学方面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地理学方面的《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伦理学方面的《交友论》《二十五言》，语言学方面的《葡汉辞典》（与罗明坚合著）、《西国记法》《西字奇迹》，音乐方面的《西琴曲意》，另有《辩学遗牍》中的部分文字。

这些著述几乎涵盖了西学的主要门类，举凡宗教、伦理、语言、天文、地理、数学、艺术，均有涉及，当然还有以口头传授而未形成文字的西方力学、建筑、印刷等知识。从实际效应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科学著作。利玛窦自1584年起绘制的一系列世界地图使中国人惊奇地认识到“天下”之外的世界，他无疑是使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系列地图及《乾坤体义》等著作，虽然介绍的是那时正在被淘汰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但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人塑造了明确的宇宙结构（后来被不断更新的天文知识所取代），甚至清中后期尚有士人祖述其说。数学译作尤其是《几何原本》则使演绎逻辑的方法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影响深远。利玛窦逝世后，明廷赐葬地，有人以此相质，当时的首辅叶向高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毋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几何原本》之重要与影响，可见一斑。此外，利氏在宗教、伦理、艺术等方面的《天主实义》《交友论》《西国记法》等著述，都均引起时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利玛窦的著作还不同程度地波及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儒家文化圈中兴起一股西学风气。

利玛窦不仅著述宏富，而且创造的许多术语（其中当然有中国士人的帮助），至今仍被广为采用，如数学中的“几何”“点”“线”“面”“体”“角”“弧”“平行”“比例”，天文学中的“天球”“地球”“月球”“半球”“阴历”“阳历”，地理学中的“经度”“纬度”“赤道”，宗教中的“上帝”“圣母”“耶稣”“圣经”“十字架”，等等。这些术语，有些是新造的，有些则是赋旧词以新义，且利氏等人还充分考虑了语汇相互之间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这不仅使这些术语具备传承下去的生命力，而且也为以后新术语的形成奠定了空间。这些新的术语还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术语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个结点的生成，更体现了新观念和新知识的产生，以及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

入华28年，进京不到10年，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怀着未能使万历皇帝皈依的遗憾在北京逝世。在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李之藻、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争取下，破例由万历皇帝赐地，葬于滕公栅栏（今北京市委党校）。作为传教士、学者、汉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不仅致力于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而且著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同时不断将中国文化反馈回西方，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中国或西方，而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使者、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亦因此于2000年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实当之无愧。

利玛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恐怕是他没有预料到的；而作为辅助手段的西学东渐，似乎超越传教更成为他所肩负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他开的一个严肃的玩笑。

二、利玛窦的“乾坤”

罗明坚和高母羡对西方自然哲学的介绍都是夹杂在他们的护教作品中，均较为简略。直到利玛窦才对水晶球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译介。一些内容早在1584年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中即有反映，在后来多次绘制的地图中不断深入，而现存世的李之藻刊布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及其传本和李应试刻印的《两仪玄览图》（1603），是绘制得最好、介绍得最详细的。除图中释文外，四周空白处安插有“总论”“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论日月蚀”“论日大于地”“四元行论”，以及多篇序跋等文字，对水晶球宇宙体系已有深入的介绍。这些内容后经利玛窦和李之藻集中汇编于《乾坤体义》一书中，对西方的自然哲学和天文学有更为系统的论述。尽管这些地图或书中内容概为西学，但“坤舆”“两仪”“乾坤”等语的选定，极具中国传统，反映了利氏及其合作者眼中的“乾坤”。

实际上，《乾坤体义》中的很多内容编译自利玛窦在罗马学院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天球论〉注解》。书中的很多文字之前已以不同的方式流传过，关于宇宙论方面的“天地浑仪说”“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与之前的《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的内容几无相异，并没有什么增改。《乾坤体义》分上下两卷，卷上包括：天地仪说、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浑象图说、四元行论。“天地仪说”主要论述天地均为圆形，地球的大小分度、寒暑五带、五大洲和100余个国家的分布以及经纬度知识。“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介绍以测量天地之法测地球大小、各重天远近、各星与地球大小比率等。“浑象图说”介绍托勒密的铜制浑天仪。“四元行论”则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四元素及由四元素产生的各种天气现象，并批驳中国的五行和佛教的“地、水、火、风”四大之论。

卷下包括：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论日球大于地球、论地球大于月球，并附徐光启地圜三论。“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以五个光学命题和一个几何命题详论日、地、月之远近、大小以及日月食的原理。“论日球大于地球”“论日球大于月球”分别以地影和月食证明这两个论点。最后所附徐光启地圜三论以“正论”“戏论”“别论”三种方式为地圆说辩护，并将之比附于《周髀》，试图说服当时的士人相信地圆说。

作为水晶球体系中最为基本的观念，利玛窦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及地球的尺寸：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内，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查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出高一度，南极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入低一度，南极出高一度，则不特审地形果圆，而并徵地之每一度广二百五十里，则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实数也，是南北与东西数相等而不容异也。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

利玛窦开宗明义指出地圆说，接着引进了西方360度的圆周度量衡，还以经度1度250里来计算地球的尺寸，得出地球的直径28636.36里，周长90000里。当然，也有可能是先得出地球周长再算出地球经度1度之距。经纬度是地圆说才有的概念。中国古代有“日影千里差一寸”之论，唐僧一行的大地测量打破了这一说法，得出南北相距351.27里（351里80步）则北极高差一度，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经度1度之距离，元代郭守敬仿一行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大地测验，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出地圆说。

前已述及，罗明坚在《天主实录》中以经度1度为200里，很可能是与利玛窦等人讨论过的结果，因利玛窦在1600年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之前采用的也是这个数字，但在之后便改为250里。利玛窦为何改为250里？其实是根据在华的经验对数据作了调整。克拉维乌斯在《〈天球论〉注解》中关于地球的尺寸，依据托勒密的“地度”是500斯塔德（stadia，即希腊里）。按照普林尼的换算，8斯塔德=1罗马里（milliaria），而利玛窦根据1罗马里=4华里计算，一度正好250华里。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序中亦云：“彼国欧罗巴原有镂版法，以南北极为经，赤道为纬，周天经纬捷作三百六十度，而地应之。每地一度定为二百五十里，与《唐书》所称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者相仿佛，而取里则古今远近稍异云。”李之藻认为利玛窦与一行之法相类似，只是数字稍有差别。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的文字说明及《乾坤体义》正文中说的都是“九重天”，且关于水晶球体系的文字介绍“天地浑仪说”“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亦没什么差别，但关于水晶球宇宙结构的图示，《坤舆万国全图》中所绘为“九重天图”，各重天依次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列宿天、宗动天，并没有神学意义的永静天。而在《两仪玄览图》和《乾坤体义》中的“十一重天图”中，列宿天和宗动天中间加了一重“无星天”，作为岁差天，在宗动天之上，又有一重永静天。这样，岁差天便成为第九重，宗动天是为第十重，最高的第十一重则为永静天（图1-4）。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绘九重天图无疑是要与中国传统的“九天”观念契合，以便中国士人的接受。而后来的十一重天图，尤其是最高一重永静不动的“天主上帝天”则更加符合天主教教义和利氏的本意。利玛窦对各重天的命名，尤其是将第十重天和第十一重天翻译为“宗动天”“永静天”，均较为准确、简洁，悉为后人所接受。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和《乾坤体义》中关于水晶球宇宙体系的介绍，主要包括地球及其尺寸、宇宙结构、各天高下之距、星体大小、各天运行周期等，大部分源自克拉维乌斯的《〈天球论〉注解》，乃中世纪通行的理论和数据，是罗明坚、高母羡书中所没有的。各重天之远近如下（表1-2）：

利玛窦的数据乃是以克拉维乌斯的罗马里乘以4换算为华里所得，但其中金星以上各天的距离均略有差误，如金星天应为2400670，日轮天应为16055693，火星天应为17412102（表中27412100中的首位数字2应为误刻），木星天应为126769602，土星天应为205871591，列宿天应为323769886，宗动天应为647539773。然而，利氏所列出的数据均为后人所袭。

关于各星体与地球直径的比较，在克拉维乌斯的《〈天球论〉注解》中，详细列出了诸星与地球体积以及直径之比。而在利玛窦的地图及著作中，仅给出诸星与地球的体积比较，因其题为“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所指实为各星体比地球（或地球比星体）所大的倍数，故所给出之数值均相应以克拉维乌斯的数据减去1所得（表1-3）。

利玛窦还列出各重天的运行周期（表1-4）

可见，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九重天中，利玛窦将岁差归于列宿天。这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也是有例可循的。自《两仪玄览图》和《乾坤体义》中改为十一重天之后，便全部遵从克拉维乌斯的理论，在列宿天之上专列一岁差天，运行周期为49000年一周，列宿天则有一颤动（trepidation），周期为7000年一周，宗动天还是一日一周不变。

明清之际对水晶球宇宙体系批判者不乏其人，但对以上三组数据，却广为采纳，并往往被视为西士测量精准的反映，即方以智所谓的“详于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