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小结
我们分析了奥地利学派的三个不正确的出发点：它的主观主义、非历史主义和消费观点。与食利资产者的三个基本心理特征相关的这三个逻辑特征，必然要导致奥地利学派在一般理论“体系”的不同部分经常重复出现三个主要理论缺陷：与主观主义方法相关的循环论证；不会解释资本主义的特有历史形式，这是非历史主义观点所造成的结果；最后，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上完全破产，这种破产与消费观点有着必然联系。但不要认为所有这些“动机”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作为心理动机，它们也如逻辑复合体一样，是复杂因素，其不同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作用视其他同时出现的因素而得到加强或减弱。
因此，在进一步详细分析庞巴维克理论时所暴露的每一个具体错误，都可以以食利者新理论家们不是一个而是一下子若干个思想“动机”为“依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因素中划分出庞巴维克无数的“疏漏”与之结合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些疏漏清楚地表明“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能力进行理论思维。
[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将自己的方法称为古典学派演绎法。但是像历史派别的代表人物那样，认为一切抽象规律与具体的实际毫无共同之处，也是荒谬的。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萨克斯这样说道：“精确的科学规律，一个具有高度性和普遍性的归纳结果是：它是作为这些推论的出发点，而不是作为一些先天就存在的公理。”(《民族经济和统计学年刊》，1894年第3期，第8册，第116页)对这一方面的详细评论见阿蒙的《民族经济规律性的客观现象和基本概念》，维也纳和莱比锡，1911年版。
[2] 例如，见门格尔：《调查与研究》的第259页，这里给出了相当正确的定义，具有真实的理论出发点。在利夫曼的《关于经济科学客观现象的本质与任务》(康拉德的年刊，13，第106页)中，边际效用理论也有其充分的自我认识。
[3] 桑巴特：《对卡尔·马克思经济体系的批判》，载《关于社会福利的立法和统计学的案卷》，第7卷，第591—592页。还见利夫曼“未来方法学的主要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个人主义和社会指导方法的对立，或者是个人的和国民经济观点的对立。”我们建议读者注意利夫曼的著作，是因为该著作最彻底和最有意识地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
[4] 例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伦敦，1895年版，第1卷，第129页：“可以说，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同等数量的劳动对劳动者的价值都是相同的。在正常的健康状况、体力、精力以及正常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条件下，劳动者总是需要放弃同等的闲暇、自由和幸福。”可以列举一系列类似的引文。鉴于此，与考茨基论战的卡拉索夫的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重大的疑问，即古典流派关于价值规律的学说完全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一个坚定的社会观点，完全就像马克思自己所维护的观点……。”(见卡拉索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柏林1910年版，第253页)另一方面，该作者的下述论点完全正确，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主观主义的解释。但这完全是另一类问题。
[5] “马克思似乎不这样想努力寻找交换的个人动机或者是只以生产成本预算为出发点。是的，他的思路是这样的：通过竞争来制定价格，就像某事尚未确定一样。但是它们这方面的竞争是由于利润率，利润率又由于剩余价值率，两者又由于价值自身有保留事实的标志，即有规律的社会生产力。这在体系中出现了一个相反的顺序，即价值—剩余价值—利润—竞争—价格以及我们所常说的，在马克思时期从未涉及到动机而总是讲限制，这就是指限制经济主体的个人意愿。”(桑巴特，第591页，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6] “经济交易中的动机成为体系中的核心。”(桑巴特，第592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引用的这段话摘自马克思本人曾援引的考夫曼的评论。马克思完全同意这个评论。
[8] 庞巴维克：《经济福利的价值理论原理》，萨宁译，圣彼得堡出版社，第116页。还见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调查》及利夫曼第1卷，第40页。
[9] 见施托尔茨曼：《国民经济理论的作用》，柏林1909年版，第5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11] 已经有这样一种情况使对社会如对“专项教育”的目的论观点完全破灭，“这即是施托尔茨曼卖力深入研究的观点。”无论是在自然界现实中还是在人的关系中都见不到目的、系统培训、保存和节省力气(维珀教授：《历史认识论论文集》，莫斯科1911年版，第162页)。还可见恩格斯对结果“独立于”个人行为的精彩描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译，日内瓦1905年版，第39—40页)。利夫曼在其批判“社会的”即客观的方法时，恰恰抓住批判目的论观点不放，并断言，该理论观点对这种方法的任何一个拥护者都是逻辑上必须的。利夫曼甚至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希法亭)搞目的论，然后轻松战胜目的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社会，是无主体体系。
[12] 司徒卢威写道：“在经济交往中，总是通过经营主体对其他这类主体的关系来观察经营主体本身，而跨经济的范畴(即商品经济范畴。——布哈林注)表现这些关系的客观(或客观化)结果：其中没有什么“主观的东西”，尽管客观结果源于“主观结果”。另一方面，在这些关系中也并不直接反映经营主体对自然界和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没有什么“客观的东西”或从该意义上说是“自然的东西”(司徒卢威：《经济与价格》，莫斯科1913年版，第25、26页)。司徒卢威先生另一方面在援引价值理论中的“自然主义”成分(劳动的凝结物)的同时，得出了自然主义成分与“社会学”成分之间矛盾的结论。
[13] 司徒卢威把这类“普遍论者的”方法与逻辑现实主义紧密联系(与接近于逻辑学中唯名论的“奇异”方法相反)。他写道：“在社会科学中，现实主义思想倾向首先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社会心理关系体系本身不仅被看作是一个现实整体，被看作是总和或(!)体系，而是作为有生命力的特殊统一体，作为有生命的东西在人们的思想中体现。像社会和阶级这样的概念是或者至少容易成为(!!)社会学思维的‘共相’。所有这些应当用来证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没有用处，司徒卢威将这种方法与“黑格尔和经院哲学家们的逻辑本体论的唯实主义”混为一谈(见第26页)。然而十分清楚，马克思都没有暗示要把社会和社会派别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力的统一体”这一表述并没有什么别的，只是更加模糊)。在这方面，只要把马克思的方法哪怕是与“社会有机”派别的方法相比较就足以说明问题，施托尔茨曼的著作就是这一派别的最新表现。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黑格尔逻辑唯实主义的错误：“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14] “历史的和有机的方法作为存在着的理论研究方法出现在社会上，恢复科学的和精确的原子论派别。”(庞巴维克：见《关于当代私人和公开权利的杂志》，维也纳1884年第11期，第220页)
[15] 庞巴维克：《经济福利的价值理论原理》，第14页。
[16] 同上书，第14页。
[17] 同上书，第23页。
[18] 同上书，第45页。
[19]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维也纳1871年版。
[20] 同上书，第85页。
[21] 同上书，第95页。
[22] 同上书，第96页。
[23] 同上书，第104页。
[24] 巴师夏：《经济和谐》，布鲁塞尔，1850年，第213页：“Les loisé conomiques agissent sur le même principe, qu'il s'agisse d'une nombreuse agglomé rationd'hommes, de deux individus, ou même d'un seul, condammé par les circonstances vivre dans l'isolement. L'individu s'il pouvait vivre quelque temps isole serait àla fois capitaliste, entrepreneur, ouvrier, producteur et consommateur. Toute l'é volutioné conomique s'accomplirait en lui. En observant chacun desé lements, qui le composent: le besoin, l'effort, la satisfaction, l'utilité gratuite et l'utilité oné reuse, il se ferait une idé e du mé canisme tout entier, quoique reduit àsa plus grande simplicite.”
[25] “...J'affirme que l'économie politique aura atteint son but et rempli sa mission quand elle aura dé finitivement dé montré ceci: Ce qui est vrai de l'homme est vrai de la socié té ”(巴师夏，第74页)。应当指出，巴师夏是把与世隔绝的人作为方法论上有用的抽象来谈的。从历史的角度对他来说这个人是“卢梭不会实现的幻影”(还见第93、94页)。
[26] “就个人和国家而言，经济规律的一般形式是相同的。”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伦敦和纽约，1871年版，第21页。在“数学家”和“美国人”那里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见瓦尔拉斯：《社会经济学研究》(社会财富分配理论)，洛萨纳—巴黎，1896年版：“在没有直接补充说明个人也是社会状况的基础和中心的前提下，不应该说个人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和归宿”(第90页)。克拉克则充满客观主义，但例如从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尼克松·卡弗的这个定义中看来仍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遵循的方法是对控制人们工商业活动的动机进行分析性研究。”(《财富分配》，纽约，1904年版，第15页)但另一方面是那位卡弗的“客观体现”价值理论。
[27] “由生活造成的实际总和可能与由我们创造并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内的这些总和相对立。在欧洲俄罗斯的吃奶婴儿中间，除了我们统计表所产生的联系外，再无其他联系；森林中的树木处在彼此相互牢固联系之中并构成某种统一体，而不论它们是否会合并统一为类群的概念。”(丘普罗夫：《统计理论文集》，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76页)
[28] 我们从归纳已存在的事物开始着手，接着在研究国民经济真实性时指出一大堆实际情况，这使我们想到个体经济目的，在权衡和处理存在的经济秩序时是怎样取决于存在着的客观现象结构(施托尔茨曼，第35页)。
[29] “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常常是个人，但并不是马克思批评家们以及18世纪的研究者们所分析的与世隔绝的个人，而是与其他人结合为一体的个人，是许多的个人……这其中的每一个单独个人所展开的心理活动与其在与世隔绝时的情况是不同的。”——拉·布金：《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斯图加特，1909年版，考茨基的引言，第13页(有俄译本，扎苏利奇)。马克思不止一次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下述社会观点的必要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没有共同生活和共同语言的个人是不可思议的”。希法亭说得好：“从同样受经济关系本性决定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中，除了倾向于建立经济关系的平等外，任何时候都不能引申出某种重要的东西：同样商品的相同价格、相等资本的相同利润、平等劳动条件下的平等工资和剥削率。但根据主体动机我从未用这种方法涉及数量关系本身。”(《金融资本》，第265页，俄译本注释)
[30] 庞巴维克教授：《马克思的理论及其批判》，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教授译，圣彼得堡1897年，第90页(这本书译得文理不通并增补了一位地道俄国教授的最不高明的序言)。
[31] 这里只是谈抽象，奥地利人自己当然清楚这一点。“人类不能作为与世隔绝的人去经营，从严格意义上说，个体经济是一个抽象化概念。”(萨克斯：《国民经济的性质和使命》，维也纳1884年，第12页)但并不是任何抽象都是可能的，庞自己指出：“正如对‘逻辑’那样，在科学中不应当完全漠视事实去‘思维’……只有对所研究的现象没有意义，事实上的确没有意义的那些特征，才可能不去考虑。”(庞巴维克：《马克思的理论及其批判》，第114—115页，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32] 庞巴维克：《马克思的理论及其批判》，第123页脚注。司徒卢威将这种认识方法称之为烦琐哲学(援引著作的第25页)，同时在另一处(第32页)又谈到有关“凭经验合理运用普遍论者的动机”。这也丝毫不影响那位作者提出，“政治经济学中所必需的社会学观点最终只能来自于人(即“个人”。——尼·布哈林注)，并只来自于人的心理”(第26页)。同时，司徒卢威并不认为“心理主观主义的精微之处有特殊意义”，似乎这些“精微处”与“基础”并无必要的逻辑联系。正如读者所看到的，司徒卢威为自己选择了十分合适的立场。利夫曼对庞巴维克的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第1卷。
[33] 庞巴维克：《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第122页。
[34] 甚至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凯恩斯也承认，“工业生活的现象不能由从人性的少数一般规律中演绎出的唯一方法加以充分解释”(见《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马奴洛夫译校，莫斯科1899年，第70页)。
[35] “人们可以通过孤立和抽象简单制定出经济类型，就好像只是刚开始，但是这些经济类型必须是社会性的，并且具备可添加内容的社会性经济”(施托尔茨曼，第1卷，第63页，以及《社会范畴》，第291、292页)。还请比较利夫希茨：《对庞巴维克价值原理的批判》，莱比锡，1908年，特别是第90—9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37] 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但应当指出，当重农主义者实际上解释了资本主义(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杜冈也想有意识地阐述资本主义，不过是“编制了”清一色什么都不能说明的公式。关于这一点见《没有价值的经济》，《新时代》1914年，第22、23期。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引文摘自马克思本人引用的考夫曼的评论。
[39] 甚至“友善的”批评家也不懂得这一点。见卡拉索夫，第1卷，第260—261页。
[40] 翁肯教授在其《国民经济史》中区分三种方法：“确切的或者是哲学的，历史的或者是更高历史统计学的和最终的历史哲学的，哪一种都具有综合的特性。”(第9页)他接着说：“在社会主义领域内，通过塞恩特·西蒙发表的历史与哲学上的理论，在这之后马克思发表的极端唯物主义思想以及恩格斯的代表作中已经发现……在同样的也就是历史与哲学的基础上，它能被很有效地控制住。”因此，这里承认的正是马克思方法的成效性，当然，按照翁肯的观点，应将这种方法与康德的唯心主义“相结合”，以便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作斗争。
[41] 布尔加科夫完全不懂这一点。见他在《经济哲学》中对马克思预测的批判。
[42] 迪策尔：《社会经济学原理》，第90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44] 当代风格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产生了每一个孤立性，但地方独立性也是能够被消除的事物(诺伊曼：《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政治科学杂志》，出版者：朔夫勒，1892年，第48年刊，第3期，第446页)。司徒卢威对马克思分析商品拜物教大加赞赏，但他认为，马克思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学派都犯了错误，因为认为这种现象具有历史特征。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该作者将拜物教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按他个人的观点，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见他的《论经济体系》第1卷)。
[45] “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47] 可以在我们不止一次引用的“导言”中找到对马克思方法论观点的综合。关于历史的和非历史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是这样概括自己思想的：“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6页。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0页。
[50] “Kapital überhaupt nennen wir einen Inbegriff von Produkten, die als Mittel der Gütererwerbes dienen. Aus diesem allgemeinen Kapitalbegriff löst sich als engerer Begrift der des Socialkapitales ab. Socialkapital nennen wir einen Inbegriff von Produkten, die als Mittel socialwirtschaftlichen Güterewerbes dienen; oder...kurz gefasst, einen Inbegriff von Zwischenprodukten.”(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第2卷，第1部分，第54—59页，1909年版。)经历马克思学派锻炼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坚持这一极端肤浅的观点，他写道：“纯经营管理也知道诸如生产费用、资本、收入、地租这类范畴”(第1卷，第17页)，而且把纯经济理解成是“一切经济主体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同上书)。类似思想的更细致的提法源自洛贝尔图斯，他把资本的逻辑概念与历史概念区别开来。这类术语事实上掩盖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辩护腔调，而且实质上是完全多余的，因为对于“逻辑范畴”来说，还有诸如生产资料这样的术语。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在下面分析利润理论时更详细谈及。
[51] “Die natürlichen Kategorien geben nur technische Moglichkeiten für die Ausbildung von okonomischen Phanömenen.” (施托尔茨曼：《目标》，第131页)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脚注：“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庞巴维克把资本定义为是“中间产品”的总和，这个定义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受到马克思严厉嘲笑的托伦斯的观点是相吻合的。见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第2卷，第1部分，第587页。
[53] 马克思的批评者们经常忽略这个条件，例如见艾尔·俄明汉姆尔：《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尤其是“罗宾逊—资本家”这一章。
[54] 请比较施托尔茨曼的观点，第1卷，第26页；以及凯恩斯，第1卷，第66页：“甚至被视为纯自然现象的土地产品的递减规律，严格说来也未必能认为是经济规律。”
[55] 当然，除社会关系特点之外，“思想学说”的前提和出发点还是：共同领域基本现象的分析和抽象化的人类经济活动(萨克斯：《国民经济的性质和使命》，第6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数学家”和“英国—美国人”那里客观主义的非历史性使他们形成纯机械观点，该观点中实质上甚至不存在社会，而有运动的物体。
[57] “Insbesondere hätte ich gerne eine Lücke ausgefüllt ...es handelt sich um die Untersuchung, was die Einflüsse der sogenannten ‘sozialen Kategorie’, was die aus den sozialen Einrichtungen stammenden Macht und Gewaltverhältnisse, bedeuten und vermögen... Dieses Kapitel der Sozialokonomie ist noch nicht befriedigend geschrieben worden ...Auch von der Grenzwerttheorie nicht.”(《资本》第三版序言，第2册，第16—17页)
[58] “客观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仅变成社会的，而且变成‘历史的’；在系统逻辑研究与历史现实主义研究之间不再存在鸿沟，作用范围对两者来说总是共有的，它们都有着对历史真实性及其对立面的认识”(施托尔茨曼，第1卷，第2页)。与此相比较，见利夫曼第1卷，第5页：“这个所谓的社会研究方式已在半个世纪前由卡尔·马克思运用了。”利夫曼这里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方法的特点。
[59] 施托尔茨曼看到把社会现象视为社会伦理现象的必要性。同时，他把作为借以研究经济现实的那些标准和规范的总和的那种伦理，与由于经济现象的事实而存在的作为事实的伦理混为一谈。第一种情况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伦理学来谈，这就意味着把科学变成方法，仅此而已。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按施托尔茨曼的样板去做，可以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语文学来谈，根据这样一个“充足的理由”即语言现象也由于经济生活而存在。即使是从下一句话中也能看到“批评家”先生们的“伦理”是何等庸俗至极：“工资意味着道德的数量”(“der Lohn bedeutet eine moralische Grösse”)，着重号系作者所加，第198页。工资不仅决定于习俗和法律制度，“甚至决定于良心的召唤和内心的强制，即内心的命令”(“sondern auch durch die Stimme des Gewissens und den Zwang von innen, d. h. durch den eigenen Imperativ des Herzens”)。这种表面上客气但实际上不满的议论随处可见(请比较第199和201页，等等)。施托尔茨曼先生的“实际智慧”使他把人们从社会主义的怀抱中解救出来，见第17页。为此他愿意去蛊惑煽动，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当然，十分简单和不太负责任地满足于贬低现状，给予石头以取代面包，用未来的变革安慰挨饿者。但工人不想再等待”，等等。这些胡言乱语
[6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376页。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133页。
[62] 杰文斯也是这样：“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对效用条件进行充分准确考察的基础之上，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人类需求和愿望的特点。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财富消费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伦敦和纽约，1871年，第46页。着重号系我们所加)瓦尔拉斯(《社会经济学研究》，第51页)只把所研究的“财富”归人纯经济学，而对生产的分析已经属于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economie politique appliquee)。卡弗的观点则更接近于生产观点，他这里同意马歇尔的观点，即“换言之，构成这门科学主题的是经济活动而不是经济商品。”在《财富分配》一文的另一处，他是这样看这些“机能”的：生产(production)、消费(consumption)、定价(valuation)。在上述作者那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细微差别，而且无论是对庞巴维克还是对马克思，这些差别都是折中主义的。
[63] 因此，考茨基是对的，他说，奥地利学派“改良了18世纪的鲁滨逊式，因为该学派的鲁滨逊不通过劳动来生产自己的消费品，而是寻找从天上掉下来的消费品”(拉·布金：第1卷，“考茨基的引言”，第10页)。瓦尔拉斯的著名的交换均等论完全接受这一点。比较瓦尔拉斯：《交易的数理原理》，第9页：“根据商品数量设立方程体系，商品的价格是方程根。”他就是这样来表述自己的任务。正如读者见到的，这里也没有生产。
[64]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6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203页。
[66]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社会学理论的联系这里是清楚的(仅奉告那些认为可以“同意”该学说的一个方面，而“不同意”另一方面的人)。
[6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11页。
[68] 弗兰克不明白，为什么把劳动从其他“生产条件”中划分出来：要知道，例如拥有土地和一定的产品分配形式等是“人的永恒需要”。为什么正是劳动才应成为经济现象的基本特征，——仍完全没有充分理由来证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其意义》第147—148页)。分配形式是“生产方式”的导数；至于在此种情况下重要得多的土地等，从“拥有土地”的静矩出发不可能对任何变化和任何动态作出解释。
[69] 卡拉索夫：《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柏林1910年，第19页：“Wie sich die Technik in ein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entwickelt, woher der kapitalistische Profit stammt—all diese grundlegenden Fragen sind sie nicht imstande richtig zu stellen, geschweige denn zu lösen.”以上提到的瓦尔拉斯的“交换平衡”是静态的。帕累托也同样：《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卷，洛萨纳，1896年，第10页。
[70] 熊彼特：《经济理论的实质与主要内容》，莱比锡，1908年，第564页：“Sodann sehen wir, dass unser statisches System bei weiten nicht alle wirtschaftlichen Erscheinungen erklärt, nicht z. B. Zins u Unternchmergewinn.”
[71] “...unsere Theorie, soweit sie fest begründet ist, den wichtigsten Erscheinungen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lebens versagt.”(见第578页)
[72] “Weiter versagt sie jeder Erscheinung gegenüber, welche sich...nur vom Standpunkt der Entwickelung verstehen lasst. Dahin gehören die Probleme der Kapitalbildung und andere, so besonders das desökonomischen Fortschitts und der Krisen.”(见第587页)
[73]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是危机理论领域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