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制度分析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项目把制度分析拓展到环境变化及低碳经济分析之中。制度分析的关键就是考虑到制度性激励体系的不完美特征，并将其纳入分析框架。[1]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性激励体系，建立这种制度性激励体系的难点是什么、障碍是什么，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1）制度的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本书所采纳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研究方法，事实上诺思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的，包括历史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分析方法等。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发生。根据诺思的理论，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促成“制度创新”，这正是本研究力图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应用的突破口，也就是如何用制度建设去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互助协作的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了命令—控制型制度、市场型制度及自愿协议型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把制度的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有利于我们分析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制度安排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与适应。
（2）单个制度分析与整体制度分析相结合。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建设要回答低碳经济制度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把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内生于经济增长等这些亟须探讨的重要问题。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本书首先从三个层面（作为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作为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及作为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低碳经济）对低碳经济的制度体系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后面接着重点探讨了作为治理层面的制度分析，主要有命令—控制型制度、市场型制度及自愿协议型制度，对于这些制度的演进、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企业节能减排的绩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且对政府的环境规制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把整体制度分析与单个制度分析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我们观察制度安排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和效果。
（3）制度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本书重视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结合。科斯提出要对政策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我们出台了不少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这些政策与我们现行的制度是否吻合，需要一定的研究，本书对低碳经济政策和政府规制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
（4）制度建构与制度绩效分析相结合，尤其重视制度绩效的计量分析。按照丹尼尔·布罗姆利（Daniel Bromley）的理论，制度决定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仅仅是界定在选择集中的一种最大化选择，效率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假定下的一种人为的东西。制度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大程度上是国家对个人的强制。从逻辑上讲，对制度安排的偏好比对制度安排的结果更为重要。经济学家通常是将现存的制度以及对这些制度的偏好当为既定，由此寻找在此限制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
二、制度分析框架
本书采用诺思提出的制度分析框架，即“现实”—信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改变了的现实”。从这个“现实”出发，我们建立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了解、解释和改造世界，按照我们认为的世界运转的方式建立并实施我们认为能够达到期望结果的制度框架。
本书从高碳经济这个“现实”出发，目的是达到一种“改变了的现实”，即低碳经济。这其中，信念、制度、组织和政策都是从“现实”到“改变了的现实”的重要因素，也是本书要重点研究的对象。在从高碳经济（“现实”）到低碳经济（“改变了的现实”）的转变过程中，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信念？信念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对某种思想理论、学说和理想所抱的坚定不移的观念和真诚信服与坚决执行的态度。低碳经济信念是人们对人类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理性思考的结果。目前，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环境破坏的社会认知对克服碳锁定是必需的，没有对环境及低碳发展的认知是难以采取低碳行动的。但仅仅靠社会的认知并不能解除锁定，这是因为认知是采取行动的前提，除此之外，需要一个“触发器”或是“焦点”事件促使制度政策的改变。换言之，没有重大事件的“刺激”，人们就很难行动。例如，早在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她的新著《寂静的春天》，呼吁公众关注杀虫剂DDT对生态系统的危害，但直到10年后，意识到作为国家象征的白头鹰的数量大幅减少，美国才禁止使用DDT杀虫剂。同样，尽管1972年《科学探索》杂志刊登了酸雨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森林大片死亡之后减少酸雨的行动才在北欧和北美洲大规模展开。虽然历经十多年的研究，只有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后，人们才停止使用氟氯烃。从认知上讲，现在发展低碳经济还存在不少争议，如气候变化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是自然造成的还是人为的，是减排还是适应，是立刻减排还是逐步减排。这种不确定性大大制约了人们的减排行为。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与认知不够和认知误区是密切相关的。随着人类对经济行动与环境关系认知的不断进步和理念的变化，经济活动与环境关系将越来越协调。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
制度变迁的方式反映了人们所具有的信念。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制度是人们施加给人类行为的结构，以达到人们希望的结果，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因此，经济市场的结构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当人们的信念存在冲突时，制度会反映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的人们的信念。[2]在向更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文化演化的压力环境中，人类的意识及其意向性已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进一步又可以解释社会不同的绩效特征。在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制度安排极其重要，而低碳制度的形成又与人们的信念密切相关。
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行为变革与大众观念转变。我们不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建立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而是在一个具有成本和技术优势的高碳领域发展低碳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都有一个行为的滞后效应。要使现代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需要消费者、企业家和决策层观念上的转变。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采取非市场性政策工具和干预措施。从历史来看，各类灾害风险管理计划关注的焦点都是改变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公民个人将在公共辩论和实施低碳发展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意调查报告表明世界各国人民都关心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甚至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时也如此。但是认知要变成行动还有一个过程，尤其在存在外部性、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及道德风险的情况下这种转变就更艰难。这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美国各地的公用事业公司开始利用社会规范和社区内的压力来鼓励人们降低能源消费，改变消费习惯，如只需向各个家庭说明他们的能源消费量与其他家庭的比较结果，并对消费量降至平均线以下的家庭表示赞许，就足以鼓励大众降低能源消费。
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变是一个经济变迁过程。诺思把经济变迁理解为如下各种变化的结果：①人口的数量和质量；②人类的知识存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③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3]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为什么需要发展低碳经济？这是人类外部环境变化（包括历史、现实及未来气候变化）以及对人类生存及发展已经或将产生影响的结果。如何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是我们要探讨的中心问题。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是关键。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力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措施以应对来自经济、生态和社会承载力方面的重要挑战，是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与科研机构共同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考虑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与人类的知识存量，那么从高碳的“现实”到低碳的“现实”是理念、制度、组织和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本课题中，我们重点是探讨制度、组织和政策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如前所述，我们选择了三个切入点来研究这个问题，一是作为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二是作为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三是作为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低碳经济。这三个层面尽管有交叉的地方，但是侧重点不一样，这有利于我们从深层次探讨低碳经济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需要技术支撑，更重要的还需要制度创新。若制度创新跟不上，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也难以发挥作用。研究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支撑和政策及制度支撑及其相互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一种延伸。从理论上讲，设计适当并得以实施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能以最低的可能社会成本实现任一期望水平上的污染削减。本课题通过制度、政策工具与发展低碳经济关系的分析发现，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范围、对象、主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转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也必然是多元的，并且形成有效的约束与激励系统，从而达到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命令—控制型制度）到诱致性制度变迁（市场型制度、自愿协议型控制）的转变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基本趋势。这是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系统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本书的理论价值就是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低碳经济问题。重点涉及两大问题：一是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是怎样形成的，低碳的政策工具是如何产生的；二是低碳经济的制度绩效如何，低碳的政策绩效如何。前者涉及发展低碳经济为什么需要制度安排及政策支撑，而后者则回答如何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低碳经济与制度安排及政策工具的关系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低碳经济的知识体系或认知，包括信息系统等；二是发展低碳经济与现行经济（高碳经济）的关系，即如何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问题，包括实现转型的条件，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空白”的地带发展低碳经济要容易得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作为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的重要原因；三是转型的方式及路径，包括公众行为的改变、企业行为的改变、各种社会组织及政府行为的改变等，这种改变需要规则（制度）、社会规范及政策工具的建立等。
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现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社会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换言之，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的滞后成为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理由如下：①低碳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的供给不足。从低碳经济的构成来看，广义低碳经济涵盖面宽，它不仅限于低碳产业、新能源和技术，而应当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低碳生产、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交通、低碳消费与生活方式、低碳建筑、低碳农村、低碳城市。在这些领域中，我们有的领域已经有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但有些领域还没有。②在一些领域，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还替代不了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现在只能作为目标，除了少数强制性规定外（如行业标准），大多数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都只是建议性的。所以，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既不能强制性地替代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其自身的作用也有限。更重要的是，原有的制度安排及政策（高碳经济）还存在路径依赖。③低碳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的构建和实施缺乏互补性条件。一般来讲，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是根源于人们在社会经济交往中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而需要创立规则从而节省交易费用，而低碳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则首先具有外部强制性。人们对低碳经济制度安排及政策有个认识的过程，包括习惯的改变等。所以，低碳经济制度安排及政策的实施还缺乏相应的互补条件。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执行力还比较低。制定相关的低碳经济制度和政策并不难，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制定相关的环保法规，但是这些法规制定过程中民众与参与度比较低，所以实施起来就比较困难。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社会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是低碳技术和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相结合的结果。
本书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的思路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一是制度分析的三大视角，作为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主要是要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第二章）；作为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主要是从碳锁定的角度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关系（第三章）；作为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低碳经济，是从历史与制度的角度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第四章）。二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四大制度问题研究：①从高碳行为到低碳行为中制度的作用及吉登斯悖论（第五章）；②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体系构成（第六章）；③发展低碳经济的碳价格制度（第七章）；④低碳经济制度安排及演进（第八章）。三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多种组织形式（政府、环保部门、企业、公众、城市居民等）及主体行为研究，这主要涉及第九章至第十三章。
本书的特色在于系统地分析制度安排、政策工具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在制度—行为—绩效的框架下研究不同主体的低碳行为；把制度分为三个阶段：命令与控制型制度、市场型制度及自愿协议型制度等；从多层次制度分析及制度内涵的三个方面（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分析从高碳到低碳的制度演化过程；从规则与组织（政府、企业及非正式组织等）两个层面分析了从高碳向低碳的转变；对制度和环境规制（政策）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2.
[2] 〔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7.
[3] 〔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