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对于低碳经济，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去定义。比如作为一种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转换、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经济等。本书是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层面去研究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狭义的，就低碳经济发展来进行制度安排；另一个是广义的，就影响低碳经济和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制度安排。本书的研究主要是从狭义层面去探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莱特斯·R.布朗在其著作《生态经济革命：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1]而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它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2]其实，这个定义是有局限性的，它没有真正地揭示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经济’概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遭受空前挫折的形势下由英国率先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际气候谈判的僵局，着眼于国际气候制度建设。英国希望以此建立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的桥梁”（庄贵阳，2007）。低碳经济着眼于高能效和低排放技术的开发与合作，着眼于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及环境的双赢，所以能够为打破谈判的僵局和推动合作提供更多激励。[3]理想的低碳经济是一种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碳生产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可能地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兼顾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从而使社会经济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前进的经济形态。发展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人类发展水平和促进可持续发展。[4]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体现了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基因”重组，是对经济增长质量观的再认识。低碳经济归根到底还是要以社会财富总量和人均财富占有量的绝对增长为根本落脚点，片面追求生态价值而牺牲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有违经济主体参与生产消费活动的初衷，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要尽力摆脱传统的、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三高”模式，并取而代之以可持续性较强的低碳模式，使人们在人均收入水平得以提高的同时，涵盖生态环境价值的人类发展的实质权利也得到不断拓展和代际延续。要达成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构建以低碳理念为核心的社会激励结构，培育市场参与主体的低碳偏好，营造经济主体决策函数与低碳发展目标的共容氛围，建立传统社会向低碳社会转型的自动演化机制。在这一认知层面上，低碳经济则应该被定义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安排将打破传统社会激励结构下的高碳化路径依赖，触发能源结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消费行为的全面变革，打造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引擎，并最终建成低碳、甚至是零碳社会。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5]庄贵阳等人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时，必须要着力于四个基础性要素，即资源禀赋、技术进步、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6]若从中长期来看，决定低碳经济最终完善程度和稳定程度的基础性建构要素，存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层面：

在微观层面，要注重提高低碳资源在能源市场中的比重。低碳资源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方面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这些能源在使用过程中碳排放量较小，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以森林资源、湿地、农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还可以提供碳汇功能。例如，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技术进步是提高低碳资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关键因素，对低碳经济转型具有多维度推动作用，它决定了低碳资源的可利用程度，能够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且对管理效率、能源结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自身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低碳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本质上看，低碳经济就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函数中，资源要素投入和技术条件原本就是决策变量，与低碳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19世纪以来，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动力系统中长期占据主体地位，至2006年，其消耗量占全球能耗的比重已高达87.9％，该能源结构特征具有高碳性质，而在这一历史时期，整个工业社会建立了以碳基能源为主要原料的能源动力系统，技术体系被高碳锁定。为此，节能减排的基本思路必须要分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在不对能源结构进行完全替代的前提下，将技术体系的清洁化改造作为发展重心，利用技术革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对碳排放进行捕捉、封存和再吸收，由此开辟一条节能技改的过程化低碳道路；二是不断提高新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利用能源结构变迁倒逼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彻底打破技术路径的高碳依赖，从源头上解决社会经济系统的碳排放问题。

在中观层面，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将产业体系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链的协同减排作为战略重点。一般地说，第一、二、三产业的规模性增长都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但不同产业的边际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从各国碳排放的产业结构影响系数来看，第三产业普遍小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又小于第一产业。[7]从我国碳排放的产业分布特征看，有超过七成碳排放来自传统工业部门，而居民碳排放仅占不到三成。[8]因此，要顺利实现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是必然要求。在注重产业体系横向调整的同时，产业链间的协同演进也能在节能减排中发挥重大作用。产业链是个纵深概念，涵盖原材料供应、产品设计及生产、包装、运输、销售的所有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碳排放的潜在来源。如果上下游产业在节能减排上存在偏好差异，由单方面减排投入产生的环境效益将大打折扣。所以说，只有实现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减排，大力提升全产业链的清洁化程度，才能真正降低碳排放密度，并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宏观层面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强化政府作为基本制度制定者、低碳理念宣传者、社会协调和监督者的宏观调控作用。[9]前面我们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为发展低碳经济创设了一条技术路径，然而，除了成熟的技术支持系统，低碳经济的最终建成还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创立制度和政策工具支持系统。[10]之所以要从制度层面推进低碳发展，是因为在当前局势下，很多节能减排技术难以在生产消费活动中被自觉采用，而其根源就在于社会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仅从技术和投资角度去发展低碳经济将面临复杂的不确定性，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在低碳转型决策中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更现实的原因是，有效的制度将使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制度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机制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立法层面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二是培育全社会的环境意识、环境观念、环境道德、环境习俗，通过公众的环保觉悟来促成低碳自愿行动；三是构建涵盖命令—控制型制度、市场型制度及自愿协议型制度等政策工具的实施机制。

本书主要从三个层面切入到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研究。一是作为一种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二是作为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三是作为一种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经济。从这三个层面有利于我们探讨发展低碳经济与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关系的内在机理。

一、作为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

当今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则是缓解气候持续恶化的最核心的内容。面对气候急剧变化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密集行动，许多负责任而有远见的国家正试图通过共同的努力，开拓出全球协作一致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框架。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共同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两份文件奠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为国际社会探讨2012年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指明了方向[11]，制定了时间表。2009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再次将气候变化问题推向了国际舞台中心。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商讨了《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经历了这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之后，国际社会达成了多项重大协议，低碳经济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

在过去的30年中，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范围内的大气平衡正在受到破坏，这会对人类生活产生全面和长期的重大影响。一些研究者利用一些相互独立的历史数据观测到，是工业化等外力导致了气候在短期内的非正常的剧烈变化。根据From和Keeling（1986）的研究，从工业革命之前到现在的这段时期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280 ppm（parts per million）上升到了360 ppm。Conway等人（1988）发现，从1958年到1988年，二氧化碳浓度以每年1.3 ppm的速度上升，如果目前的趋势一直保持下去，到2100年，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540～790 ppm，与工业革命之前的280 ppm相比上升了90～250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气温的上升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Hansen等人（1981）估计从1880年到1980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带来的温度上升幅度是0.2℃，根据Dickinson（1986）的计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会达到工业革命前的两倍，因此均衡温度的上升将会达到2.5℃～4.5℃。这些发现都得到了最近一些研究的证实，陆续发布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一系列气候变化报告中（IPCC1990，1995，2001，2007）。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主要由两个方面引起：一是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燃料的燃烧，二是热带雨林的减少，据估计后者起到的作用大约是前者的三分之一。[12]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变已经成为了人类与世界各国需要审慎面对的时代课题。

IPCC公布的《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显示，全球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许多自然系统正在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有中等可信度表明，区域气候变化对北半球较高纬度地区的农业和林业[13]、人类健康[14]以及对北极地区和低海拔高山地区的人类活动造成影响。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报告指出自工业化时代（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是对气候变暖形成净影响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年，人为变暖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可辨别的影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若以当前的速度排放温室气体，将会引起进一步变暖并引发全球气候系统更多的变化，基于《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预估结果显示，21世纪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如暖期、热浪和强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会增加，受干旱影响地区会增加，强热带气旋活动会增强，由极端高海平面所引发的事件会增多，这些对农业、林业、水资源、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以及社会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灾害。[15]面对这些问题，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动已在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开展起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执行约束性的减排任务，而发展中国家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或出于改善国内环境的自愿行为加入到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

全球暖化正在导致气候的转变，气候变化已令全球GDP损失翻倍，约合每年损失1.2万亿美元。至2030年，全球气温急升及碳污染会令全球GDP损失从1.6％增至3.2％。人类也会遭受前所未有的伤害。碳排放密集的经济体及其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世界每年约500万人死亡，其中90％与空气污染有关。[16]尽管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冲击最严重，但大型发达国家亦不能独善其身。在世界各国中，当属中国蒙受的打击最大，或在20年内经济损失超过1.2万亿美元（约合7.5万亿人民币）。气候变化对孟加拉影响甚深，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将导致其农业损失10％，这意味着孟加拉民众失去了400万吨、价值25亿美元的粮食，加上变化引起的物业及其他损失，孟加拉的GDP将损失3％至4％；而海平面每上升1米，国内1/5低洼地区将被淹没，3000万人流离失所。如果各国着手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将为全球带来庞大经济利益。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全球性战略。一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指世界范围内温度的上升和风暴活动的增加等，是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趋势。气候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可能是自然内部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外界强迫或者人为的因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气候类型的长期改变是由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的。因此，气候变化这种全球问题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一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才能得到最终解决。[17]如果我们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其中要探讨的问题有很多。这些重要问题有：经济增长的未来步伐如何？不同区域的气候造成的损害如何？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了2℃或者3℃，那么气候损失将会急剧上升到什么程度？零碳的支撑技术到底值多少钱？制定和维持延缓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到底有多难？发展中国家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转移农业经济比重的速度有多快？[18]

作为面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我们应该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一个类似于包含不同国家立法者的议员机构的全球行动，是否能达到全球治理的民主，以促成在应对全球性灾难面前的共同理念的实现。这种理想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范围和力度的尝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了保持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曾讨论过建立调解机构以消除战争的问题；而到了现代，一些国际机构（如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超国家的大陆联合体（如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和东盟）则是出于为不同国家提供独立国家无法提供的协调的考量而成立。然而，功能完整的“世界政府”从来没有存在过，联合国距离这一理念最为接近，但也越来越受到来自大国权威的挑战。

温室气体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可能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努力而达成行动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现在已经发生的各种事件表明，要求所有国家都要削弱或放弃投资某些高碳行业的权利，这可能是无法实现的。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因此而丧失实现工业化的机遇，而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同样不愿意这样做。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态度与行动，就是一个多方的动态博弈过程，有点像囚徒困境，虽然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协调有效而又公平正义的环境治理机构不能发挥“绝对”的作用，但由于人类共同伦理基础而产生的危机意识与对后代人生存环境的责任，却能使各国的政府与民众做到“相对”的减排与改进，进而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各国间的行动也将有可能不断地接近于“合作解”。

二是面对气候变化各国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为了使地球免于遭受毁灭性灾难的威胁，也已成为实现各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契机，例如金融危机后的欧洲与美国正有所准备地向低碳领域进军，虽不能说是低碳经济及其所带来的技术革新使得欧洲与美国摆脱了金融危机，然而其通过绿色革命促使经济获取持续增长潜力的倾向已非常明显。虽然欧洲的瑞典、德国等国是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领跑者，但真正的全球关键因素却是美国与中国，两个大国担负着对于星球与人类的责任与希望，应当积极地参与到节能减排的各项建设当中。

对于瑞典、德国等发达国家而言，将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甚至做到零排放的目标，已经接近于完成了；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还应把相对的低碳发展作为目标。不同国家对于环境治理的权责仍是有区别的，因为在全球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公平”：现在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的，这些国家经过百年以上的工业化建设，也已进行了百年以上的无节制的废气排放，是当今世界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它们享有了工业化带来的好处，却破坏了地球整体的气候环境，造成了很强的负外部性，是对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第一种不公平；同时，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又片面地强调环境问题属于公共领域，在其他所有国家一致行动之前不愿意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及率先进行减排工作，这就形成了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种不公平。

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难而受损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低纬度地区，这些国家已经“太暖”，气候变化将会使其自然环境更加严峻；作为生计之一的农业在穷国中所占的比例较高，环境变化将加大这些国家农业的脆弱性；穷国在发展工业化和提振经济方面，不可能走高尖端科技道路，对于高耗能的资源消耗产业依赖度高。同时，穷国、弱国在全球环境治理战略的制定时很少拥有话语权，如果不能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治理环境污染的全球合作就不能取得实质的效果。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世界各国采取积极的减排措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向穷国输出技术与资金支持，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中国要发挥自身在低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影响力，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发声，推动建立更公平的全球经济政治合作。

三是面对气候变化我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现在，在任何层面的有影响力的全球行动，都不可能忽视中国的态度与作用，特别是全球环境合作方面，只有当中国被赋予核心领导角色之一的地位时，有效率的全球合作才能真正地展开。就中国自身而言，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还有利于我国能源的安全。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树立我国在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1世纪，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在2009年前后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高碳排放和其他伴生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中国减排的声音越来越多。此外，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能源资源对我国经济制约的瓶颈效应愈加凸显[19]，能源安全问题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国家在政府决策与制度安排上的有所作为，能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有效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四是要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低碳经济研究是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主要是利用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特点，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方面。其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20]如何应对这个挑战需要认知上的准备及相关知识的增长。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学科问题。不是科学造成了气候变化，而是科学在社会层面的误用造成了气候变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能单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更加重要。科学所确定的风险的量值有多大？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策略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这些风险？这些需要现代公共政策经济学的精确分析手段。在这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自然科学及相关知识的增长是我们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是能不能完成这种转换，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和手段最有效，如何改变人类的行为，等等，都需要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完成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变。

低碳经济研究是环境保护的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空前重视，低碳经济与环境保护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节能减排等既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也是环境保护的内在要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也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然而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至少在两个方面与普通的环境保护有差异。一是从范围上来讲，普通环境问题很少具有全球性，而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是以全球性为主要特征的。二是一些环境保护要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相悖。如环境保护论者一般反对核能的应用，而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来说，核能的低排放优势十分明显[21]，它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2011年发生在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震惊了世界，更加深了人们的忧虑。探索能够长期持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脆弱性，以使其能够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等不确定性的冲击，成为世界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未减缓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甚至会危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如果不能实现减贫目标和增加平等机会，单纯的经济增长还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未减缓的气候变化及环境的恶化将最终威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果，并且其负面效果对发展中国家、对穷人的影响更大。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市场和体制失灵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贫困不断加剧的恶性环境。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曾说：“如今的经济增长与世界的发展相脱节，变得毫无意义。更可怕的是，它却成了盲目的领军者。”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这一指数能计算出实物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并考虑到环境恶化对社会富裕造成的负面影响。戴利和考勃将一段时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计算得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进行了对比研究。[22]总之，低碳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作为解除碳锁定的低碳经济

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碳经济基础之上的。我国重化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经济增长是以能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基础的，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无论是从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责任来看，我国都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发展低碳经济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对于“低碳”的理解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二是零排放，三是绝对排放量的减少。而三种情况下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都是要以经济的正增长为前提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特别是近年来，极端气象事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问题十分突出。但事实上，我国能源粗放利用型的发展方式难以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因此，2009年年底，我国政府确立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以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还规定这一减排目标主要依靠降低能源消耗来实现，而不包括利用国际碳交易和增加碳汇。[23]碳减排目标的数字化意在有力地约束我国朝着以低碳方式发展经济的方向迈进。

发展低碳经济就要解除碳锁定。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分析人类目前向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为我们分析中国从高碳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西班牙学者格里高利·乌恩鲁（Gregory Unruh，2000）对低碳技术难以扩散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现行的主导技术是基于对化石能源系统的高度依赖，政治、经济和社会与之组成了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原有的技术、组织、工业、社会和制度会维护既得利益[24]。对于如何解除碳锁定，乌恩鲁2002年又提出在现存的能源系统中采取从局部开始的渐进连续变革的方式，保护培育低碳技术的“缝隙市场”（niche market），通过社会运动来推动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制度变迁[25]。

解除碳锁定的过程是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发布的《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必须把缓解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看作一个全球性的结构调整进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多种协同效应，存在着发展的机遇。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要把气候变化缓解政策与快速增长结合起来。要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环境商品”市场，产业发展要转向再生能源、无害气候技术、低碳设备和电器等领域，与此同时，要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因此必须采取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有利于解除碳锁定。[26]

从全球范围看，发电厂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26％），其次为工业（19％）、交通运输（13％）、建筑（8％），此外还包括土地利用变更、农业及浪费。城市是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心，消费了全球2/3以上的能源，排放了70％以上的二氧化碳。现有技术和最佳方式可以使工业部门的能耗降低20％至25％，从而在不滞缓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碳足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高碳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依靠能源密集型产业推动的经济增长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果，并且挤出了高端的人力资本，压制了科技创新。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我国实行产业结构升级，更新生产技术，使传统的工业产业向高科技、低能耗的纵深梯度转移，这也是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难得契机。

解除碳锁定的过程是一个低碳技术创新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非常时刻，以新的能源技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突破，将让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比如，美国、日本在新能源研究领域比中国领先，这一领域被一些学者称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新引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生产使用也已经逐步实施。科技进步被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带动多个领域的技术革新，促进产能的提升，发展低碳经济与科技进步相得益彰，发展低碳经济能够成为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技术角度来讲，要实现低碳增长，需要做到：第一，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二，停止砍伐森林；第三，尽快将现有的低碳技术投入使用，如风电、水电、地热发电和核电；第四，大力投资于着眼中期的新技术，如更好的电池、增强光合作用、新一代生物燃料、核聚变等。[27]低碳实践和创新在一开始时可能只有很小的吸引力，但它们却有领跑潮流的潜力，政府与企业一旦能够认清这股动力，并将其当作发展方向，就能推动相关产业迅速成长为时尚的消费品制造者。例如，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氢动力概念车（摩根LIFECar）刚刚上市时就有一份长长的申购名单，尽管买一部这样的车子将会十分昂贵。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如今它在全世界已经销售了近百万辆。中国比亚迪公司所开发的双模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也同样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该公司在锂电池蓄能以及电池快速充电等项目上的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2008年大幅持股比亚迪公司股票，显示出对中国发展清洁能源前景的认可。这也使得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短期内赢得了广泛的消费者关注。只有越来越多的低碳技术进入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时我们才能逐步地解除碳锁定。

解除碳锁定的过程是提高一个社会应对环境危害的社会能力和制度能力的过程。回应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将推动和需要政府本身的创新，以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的创新。[28]面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等环境问题，我们是将这些问题纳入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还是像许多绿色人士选择做的那样反对这些制度呢？制度具有延续性，并存在路径依赖，我们要完全废除现行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体系来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有制度又有不适应低碳发展的一面，我们需要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体系，调整部分规则和社会规范，建立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制度激励机制。本书的研究将有利于提高我们应对环境危害的社会能力和制度能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规则出台后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7年《京都协定书》生效后，却出现明显的加速。这个事实成为摆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面前的一个谜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政策失灵还是制度失灵？但它们足以说明，如果仅仅以需求为导向制定政策而没有对供给加以限制，是阻止不了化石燃料的消耗步伐的。[29]对现行低碳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实施绩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从而提高社会应对环境危害的社会能力和制度能力。

适用于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除了要考虑技术因素外，更应该考虑制度因素。低碳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排放的模式转型。[30]因此，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发展模式。近些年来，中国在把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应用于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将国家低碳发展的路径提升到制度层面，不仅会带来较好的实施效果，也有利于在国际上肯定与巩固“中国模式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提升我国在国际相关事务中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作为国际体制与框架的被动接受者。制度和政策工具的创新也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除碳锁定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转变生产方式的过程，也是一个转变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根据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在人类不创造新消费形式的前提下，20年后人类的能源消耗将比现在增加30％～40％。城市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扩展，必将引发短期内人类对资源需求的激增。破坏环境的真正幕后黑手是“人类不加限制的消费欲望”。[31]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使环保政策陷入人类社会发展、国家组织的协调、个人（集体）行为的选择这三重困境。因此，只有通过消费结构改革和绿色科技创新，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合作的政策网络，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科威尔就指出，气候变化危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类对自然和消费劳动成果的方式进行改造。

由于资源禀赋的客观限制，我国主要以煤炭作为能源消费的主要来源，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耗的75％，由此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极大影响。中国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10座城市均在世界污染状况最为严重的20个城市之列。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经济增长方式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加深，人民群众对于环境污染的感受明显，迫切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的环境质量。利用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的手段，能够有效消除市场失灵所引起的外部性，切实保障清洁发展机制的顺利实施，改善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是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实现，需要通过制度的内生化和政策工具的引导使人类社会的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者对“低碳”的偏好和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将决定生产者对低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我们既要有从供给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也要有从需求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合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社会内在的伦理基础也将对低碳经济与节能环保产生长期的正面作用，从而调整全社会为了适应现有的气候状况和地理方位的变化而出现的极大改善。

发展低碳经济就是一个解除碳锁定的过程。我国在解除碳锁定上面临着以下障碍：（1）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应的就业压力，将长期要求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消费水平；（2）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相对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业占主导的阶段，这对于我国解除碳锁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3）中国能源禀赋以高碳的煤为主；（4）中国未来低碳战略技术储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为薄弱；（5）建设低碳社会要大规模淘汰吸纳众多劳动力的现有落后产能，这个过程会引致以就业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6）将发展低碳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和众多技术需求从其他领域转移过来存在巨大的困难；（7）社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能力普遍不足，意识、体制和社会机制的改善任务十分繁重。[32]

从长期和根本上来看，人类发展和低碳目标是一致的。但从短期和特定发展阶段、特定情形下来看，快速而大规模的节能减排会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作为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经济

从文明层次来看，面对气候变化并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生态文明的建设。从区域及人类文明史来看，人们对罗马帝国后期的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的最新研究表明，罗马帝国给地中海附近的地域造成太多的压力，最终导致这些地区生态崩溃。[33]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其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的发育不全，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明显衰弱。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非常重视文明形成的内在机理与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汤因比发现，那些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文明，其衰落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和自然关系不协调、生态文明遭遇破坏有关。与根植于自然区域和水源的生态系统文化不同，当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这些古老的贡赋社会占据了整个地区后，便出现了达斯曼称为“生物圈文化”的社会形态。早期的生物圈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和玛雅文明，通过大规模剥夺人类和自然资源保持了数百年的繁荣，但最终这些文明都衰落了，部分原因就是它们破坏了自身生存的生态条件。太平洋上的复活岛就是这方面的缩影。该岛一度有着极其完整的生态系统，能够支撑一个发达的、君主制的文明。然而，王者的身份需要用他们所能建造的建筑的大小来做标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规定使得建筑工程耗用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由于制度的刚性，那些中断砍毁森林的君主立即会受到岛上其他遵守这一秩序传统君主们的围攻，结果使得岛上森林被砍伐殆尽，环境变得越来越贫瘠和不友好，繁荣一时的复活岛文明如今只剩了一些遗迹。正如为早期苏美尔文明奠定基础的灌溉系统存在缺陷一样，为我们现代经济奠定基础的化石燃料系统也存在缺陷，它提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从而改变地球的气候。[34]

与区域性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不一样，当今世界则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及系统性生态灾难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从表面看，是一个如何创新低碳技术应对的问题；从深层看，面对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从制度层面深刻反思工业文明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的关系，并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基础。

人类文明历史上仅有两次大转变可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相比：由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和工业革命的伟大转变。与前两次大转变相比，发展低碳经济有三个独特之处：第一，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进化的结果，对此无预先的蓝图；而面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是在时间的压力下有计划进行的，以便达到朝向气候友好与资源有效利用的社会转变，发展低碳经济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政治和政策的、有意识做出的伟大转变。第二，工业革命仅始于少数国家，且经历一个多世纪才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现象；而这次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转向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并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需要一个规模空前的合作。第三，与以往两次大转变不同，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将社会重构为一个全球体系，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必须把全球生态体系考虑在内，必须培养一种空前的全球合作文化。[35]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1）生态文明只能从一种被工业文明统一起来的世界秩序中产生，但它将超越并彻底改变这种文明。它涉及深层设定、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36]（2）生态文明是针对工业文明的弊端（造成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严重破坏）而提出的完全意义的生态文明，应该是以人和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为主导和标志，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各方面文明成果在内，使发展成为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文明形态。[37]（3）从现代化角度来看，1985年，德国学者胡伯在传统意义“现代化”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胡伯把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是生态现代化。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之后，需要继续进行超工业化的、以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为核心的生态现代化。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先后出版了著作《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8]这种“易于生存的社会”就是建立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人类社会。

如何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其路径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是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性要素是什么。从深层次看，关键问题是采用强化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战略还是采用改变资本主义与环境内在矛盾的战略。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看来，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理念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性要素。[39]生态现代化理论在为从工业文明转到生态文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面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这个具有全球性问题时，其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转换的影响。环境主义学者斯蒂芬·扬（Stephen Young）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否解决生态文明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理解为“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战略”，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重新肯定了技术创新与市场机制在实现环保目标中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不利于绿色变革的。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马丁·耶内克也承认存在着这个问题。从实践来看，市场化及其技术性手段并不能解决城市扩张、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流失、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和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难题。在马丁·耶内克看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环境效率的局部改善会带来“N形曲线困境”的现象，即环境效率带来的局部改善往往会被随后的增长过程所抵消。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两点：一是要加大环保技术革新的力度，从渐进的技术革新转向激进的技术革新，例如，从环境友好的生产与产品转向无环境消耗的技术与产品；二是实现结构性的变革，创建新型的供需结构，进而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过程也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抗拒，从深层次看还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40]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模式同自然是相疏离的，人类也没有考虑自然生态的承受力，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要探讨工业文明产生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为解决这一危机，我们不仅应当大力创新环保技术，更应当改变或改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视角，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回归到合乎生态的世界观念与实践方式上来。[41]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42]，我们在本书中以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为切入点，以马克思的生态制度观与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变的制约因素。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从高碳发展向低碳发展转型。从技术及生产力层面来看，工业文明是可以避免人为的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但是全球每年排放大约500亿吨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从工业化前280 ppm左右的水平大约增加到现在的380 ppm，当前含量正以每年2 ppm的速度增长，在排放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到2050年，我们将进入到二氧化碳含量比工业化前翻番的轨道上。[43]为什么工业文明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文明有没有能力避免高碳经济？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避免高碳经济增长？这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对气候变化及碳排放问题认知的滞后，加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这“三位一体”是导致工业文明高碳经济的重要根源。这“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构成的综合体既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制度基础，同时又是导致工业文明的无限发展与地球上碳循环物质上的限制之间矛盾的根源。工业文明是建立科技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成为工业文明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为经济发展带来绩效的同时放大了工业文明的负面效果。因此，从“三位一体”的视角来认识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并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扬弃，一种超越，也就是讲，工业文明必须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

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处理好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罗·斯特恩在分析人类与环境的作用关系时，无论对于环境恶化的原因，还是环境恶化的后果都十分注重对社会层面的分析，在讨论如何应对生态恶化问题时，把社会运动也带进新社会理论模式的核心，如表1.1所示。可见，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的问题，如何构建对环境保护以及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起到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才是最为关键的，正如张岂之谈到的：“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摒弃官僚化和绝对市场体制，这就需要实现生态理性的社会化参与，这样才能保证生态理性知识和环境哲学认识顺利地转化为社会改革和建构的行动力量。”

资料来源：〔英〕库拉.环境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生态文明的建设要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建设联系起来。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融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之中，形成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系统。仅仅从生态谈生态是建立不起生态文明的。全球变暖的因果关系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形式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作为建立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建立追求低碳经济的社会。低碳经济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生活方式的变革，它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诸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描述为“人类的商业社会”，因而实现低碳社会则是挑战我们对商业利润的渴望。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的追求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包括碳排放。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思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所以，低碳经济的研究需要政治经济学。在这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去我们重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现在我们更需要重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对生态影响的研究。若不从深层次探讨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关系，那么我们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就缺乏理论基础。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如何在国内外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超越国内外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从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及文化等角度提出一套更加契合我国国情、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体系，逐渐成为低碳经济研究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44]

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低碳世界，这个低碳世界会比一切照旧更有吸引力。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得到持续，而且更清洁、更安全和更符合生物多样性要求。我们可以设计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以便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行动和合作的承诺。[45]发展低碳经济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且还涉及政治层面。吉登斯提出了低碳发展中的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问题。在他看来，政治敛合是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和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积极重叠以至于彼此都可用来牵制对方。经济敛合是低碳技术、商业运作方式、生活方式与经济竞争性的重叠。[46]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既涉及政治敛合，也涉及经济敛合。其实，从政治领域来看，我们在原有的公共政策中要加上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这既有一个如何加入的问题，也有一个两者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治敛合。从经济领域看，我们要把低碳技术、商业运作方式、生活方式与原有的经济运行方式结合起来，其中也存在大量的冲突和矛盾，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我们要探讨的经济敛合。除了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外，我们还要考虑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社会敛合和文化敛合。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挑战。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中，一般只重视从人的理性以及是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分析，而对人类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对环境、对他人、对社会的影响（尽管有外部性的分析）的分析却显得不够。比如说，人类的高碳行为与低碳行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我们现在有了碳足迹之类的分析，但这些分析也只是在环境经济学之类的学科研究，而并没有上升到在主流经济学的层面来分析。发展低碳经济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所建立的激励结构的挑战。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它实际上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经济学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协调的前提下研究资源最佳配置是导致高碳经济的重要原因。从现有的技术水平及经济条件来看，人类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是很大的，本书试图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挖掘人类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把潜在的低碳经济转变成现实的低碳经济，建立基于低碳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一是针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学，发展低碳经济就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经济学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完成从高碳发展向低碳发展的转变，包括时间、路径、成本及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等。二是经济学和伦理之间的联系（在代内和代际存在着潜在的重大政策取舍），以及与他人和环境相关的权责观念，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影响之间时空的长期脱节，有关公平公正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公平原则不仅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减排的公平问题，而且也涉及一国国内减排的公平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至少引起了三个主要的道德问题——影响评估、权衡代际平等及责任与成本分配。[47]三是国际制度安排和国际经济政策的作用。跨国的低碳发展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此外，潜在的巨大影响意味着，就大部分的分析而言，我们必须对各种给世界带来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战略进行比较。[48]低碳经济研究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它还是一种跨时空的研究，即低碳经济涉及全球（空间）和跨代（时间）的问题，这更增加了我们有效决策的难度。

[1] 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革命：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M］.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45.

[2]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Energy White Paper：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R］.2003：46.

[3] 谢来辉.碳锁定、“解锁”与低碳经济之路［J］.开放导报，2009（5）.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10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R］.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3.

[5] 卢现祥，王宇.论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2）.

[6] 庄贵阳，潘家华，朱守先.低碳经济的内涵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经济学动态，2011（1）.

[7] 刘再起，陈春.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0（3）.

[8] 张春燕.低碳经济是什么［N］.中国环境报，2010-10-23.

[9] 赵源.低碳经济中国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8）.

[10] 卢现祥，罗小芳.论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J］.江汉论坛，2011（11）.

[11] 张文广.双向叶片涡轮机内部三维流场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2.

[12] 谢怀筑.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3] 例如农作物春播提前，由于林火和虫害造成森林干扰体系变更等。

[14] 例如欧洲与热浪相关的死亡率、某些地区的传染病传播媒介的变化、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的花粉过敏等。

[15] IPCC．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 Scenarios［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6] 人道主义研究机构DARA.气候脆弱性监测报告［N］.环球时报，2012-10-19.

[17] 王军.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8（7）.

[18] 〔美〕威廉·诺德豪斯.均衡问题：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0.

[19] 卢现祥，许晶.工业企业结构差异与CO2排放强度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J］.广东社会科学，2011（6）.

[20] 吴大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趋势以及二氧化碳减排成本计算［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1.

[21] 蒋风冰.一种气候政治学——世界公民视野下的气候行动方案［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2] 〔德〕魏伯乐，〔澳〕查理·哈格罗夫斯.五倍级［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276.

[23] 卢现祥，张翼.政府职能转变与企业二氧化碳减排动力［J］.当代财经，2011（5）.

[24] Unruh C.，Gregory．Understanding Carbon Lock-in［J］．Energy Policy，2000（28）：817—830.

[25] Unruh C.，Gregory．Escaping Carbon Lock-in［J］.Energy Policy，2002（30）：317—325.

[26] 谢来辉.碳锁定、“解锁”与低碳经济之路［J］.开放导报，2009（5）.

[27] 〔英〕尼古拉斯·斯特恩.地球安全愿景：治理气候变化，创造繁荣进步新时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9.

[2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06.

[29] 曹荣湘.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3.

[30] 王凯伟，毛星芝，罗鸽希.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展望［J］.经济学动态，2012（9）.

[31] 吴晓林.抑制二氧化碳还是变革消费结构？——当前环保政策的困境与出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

[3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10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R］.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5—6.

[33] 〔英〕迈克尔·S.诺思科特.气候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5.

[34] 〔美〕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5.

[35] 迪克·梅思纳.低碳转向的特点与危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5-31.

[36] 〔澳〕阿伦·盖尔，武锡申.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与政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

[37] 陈志尚.论生态文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10（1）.

[38] 陈洪波，潘家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9] 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

[40] 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

[41] 同上①。

[42] 对生态文明的呼吁，最初是叶谦吉1984年在苏联，然后是1987年在中国，接着是1999年罗伊·莫里森在美国，正如他们呼吁的那样，在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生态文明这一方面，世界应当跟随中国的领导。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倡议的，并被写进入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的报告，被采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阿伦·盖尔，2010）。

[43] 〔美〕埃里克·波斯纳，戴维·韦斯巴赫.气候变化的正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

[44] 王凯伟，毛星芝，罗鸽希.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展望［J］.经济学动态，2012（9）.

[45] 〔英〕尼古拉斯·斯特恩.地球安全愿景：治理气候变化，创造繁荣进步新时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46]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9.

[47] 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8] 曹荣湘.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