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听之任之

清代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重满轻汉倾向，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员的态度更为明显，乾隆一朝，在上层官僚机构中，满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即便满汉同官，实权也掌握在满员手中。这对鄂、张两党的力量对比造成了直接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总是鄂党占上风，张党居下风。

与此同时，鄂、张性格也大不相同，鄂尔泰豁达骄倨，我行我素，张廷玉则为人素来小心谨慎，遇事谦退。乾隆有一次心血来潮，提议恢复古代帝王敬礼耆老之意，向老臣授予“三老五更”的荣誉称号，张廷玉、鄂尔泰俱有资格坐“三老”之位，但张廷玉以“典礼隆重，名实难副”为由表示反对，而鄂尔泰模棱两可，俨然以耆老自命，乾隆评价道：“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擅自谨而近于懦者。”

大臣黄廷桂受乾隆器重，欲拔擢为巡抚，但鄂尔泰与黄不和，便趁乾隆出巡未归之机，先发制人，以黄廷桂“滥举非人”为由，将其降二级调用。乾隆回京了解此事后非常生气，明确指出这是与黄廷桂不和的人在对他找碴儿治罪，“此等居心行事，乃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指鄂尔泰），让朕都感到惭愧，你们究竟把朕看成什么样的主子啦？”随即下令对鄂尔泰予以警告处分，并撤销其在黄廷桂案中所做的处理，“黄廷桂系无干之人，不必处分”。

在乾隆初政期间，虽然他对鄂尔泰、张廷玉特别是鄂尔泰不时进行告诫提醒，但总的来说还是以优容包涵为主。随着宗室被乾隆先行摈斥，允礼去世，允禄也因结党被罢黜，鄂尔泰、张廷玉的势力得以继续膨胀，两大朋党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乾隆注意到，朝野相当一部分大臣纷纷投靠于鄂尔泰、张廷玉门下，非此即彼，“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他一再发动众人集思广益，为朝廷献计献策，廷臣们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但只要一涉及人事任免及两党利益等的问题，便都立刻睁大眼睛，你争我夺，锱铢必较。

由于朝中的党派关系错综复杂，连乾隆本人也遭到误解，有些人怀疑他任免官员和奖惩大臣，不是取自鄂尔泰的态度，就是听取了张廷玉的意见，为此乾隆只好改变原意，以免给外界造成他受人左右的印象。

张照的例子就是这样。张照虽是张党成员，又在苗疆平叛中获罪，但本人极富才华，尤其写得一手好字，是清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喜爱艺术的乾隆很赏识张照，有一次刑部侍郎出缺，便打算把这个职位授给张照，可是当时鄂尔泰未曾入值，而张廷玉正好在旁边，乾隆担心别人说张照系张廷玉所推荐，便不得不改用了他人。

同时代还有一个与张照齐名的书法家，名叫励宗万，张照是南方人，励宗万是北方人，所以被称为“南张北励”，乾隆对他也极为欣赏。励宗万原任刑部侍郎，因为收受贿赂，被人举报，乾隆觉得他操守固然不佳，不过如果负责皇家图书，则是人尽其才，便对他进行了职务调整，撤职降为武英殿修书处行走。举报励宗万贿赂的人并非张廷玉或张党成员，但外界却认为励宗万是被张廷玉所参劾，故而不得皇帝重用。

鄂尔泰的能量尚在张廷玉之上。蒙古亲王、额驸策棱应召到京城商议准噶尔议和的事，当着乾隆的面说起某某年老，建议召其回京，哪些官员尽忠效力，其中特别是某某建议补为随印侍读等。乾隆听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想，鄂尔泰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于是判断这些话都是鄂尔泰教策棱说的，他把鄂尔泰找来，问是不是这样。虽然鄂尔泰矢口否认，但乾隆并没有因此打消疑虑，他认为如果是鄂尔泰事前跟策棱交代要这么说，固然不应该，然而就算鄂尔泰没向策棱透露半个字，以策棱这样连皇帝都倍加倚重的王公亲贵，居然还要靠揣摩鄂尔泰的意旨来说话，并以此讨好鄂尔泰，那就更可怕了。

在乾隆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悬挂着一幅雍正亲书的对联： “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正如这副对联所言，皇帝一个人治天下就够了，容不得任何人与其分享权力，朋党势力迅速扩张，必然意味着君权旁落，岂能听之任之？至1740年，经过一番内修外治，乾隆的威望不断提高，根基也逐渐牢固，在国内稳定、边疆安宁的条件下，他开始寻找机会有意识地对两党进行裁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