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

艾希曼一再表示，正是这些证人的陈述促使他逃离战俘营。如今人们甚至开始在战俘营里谈起他的名字，而美国陆军防谍队在安斯巴赫（Ansbach）的讯问，让这名现在叫奥托·埃克曼的囚犯越来越不舒服。他意识到，被拆穿身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上达赫施泰滕战俘营内的难友们而言，知道或者猜出奥托·埃克曼究竟是谁都是一种风险。当听到艾希曼说出他的逃跑计划时，他们一定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即便只是在艾希曼的附近被别人看见，也会给自己的前途带来危险。艾希曼则像在随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做的，巧妙地故布疑阵。他故意告诉一群军官，自己打算“去大穆夫提那里”。这个消息只用了几星期即已传播出去，而直到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为止，人们都还一直怀疑他已经去了中东。但实际上，他在一位名叫库尔特·鲍尔的低阶党卫队队员的合作下，精心而冷静地研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脱跑计划。鲍尔的姐姐内莉已答应为此提供协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在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想象不到的一个地区——德国北部——找到了联系人。当他还在战俘营的时候，党卫队队员汉斯·弗赖斯莱本就已经为艾希曼安排好了一个躲藏地点：其兄沃尔德马尔（Woldemar）是下萨克森策勒（Celle）附近一个林区的林务员，绝对会守口如瓶。当艾希曼的军官狱友们首先被问到他的下落时，他们一致认为那个胆大包天、喜爱旅行的艾希曼正打算潜逃中东，投靠他的穆斯林好友。但他们的同志其实早就在别人的默默帮助下，开始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了。

1月，奥托·埃克曼头戴一顶麂皮帽、身穿一件改成“巴伐利亚式样”的国防军外套，与鲍尔一同消失了。鲍尔孀居的姐姐内莉·克拉维茨帮他在农庄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那位在目击证人眼中风姿绰约的少妇，同他一起搭乘火车前往汉堡。结伴旅行的男女不像单独出门的男子那样显眼，因而很少受到盘查。但在前往策勒之前，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地：莱茵兰（Rheinland）。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认为那里有一个连内莉都不该知道的更好的躲藏地点，但能够确定的是，他去那里是为了取自己的新证件——“我为奥托·黑宁格安排的证明文件。”我们虽不知道是谁帮他准备了那些文件，但至少有一个迹象显示出那些文件放在谁那里：他父亲的一位兄弟仍然住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祖籍地，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贝吉施地区（Bergisches Land）。艾希曼的父亲对自己的兄弟完全信任，随后几年不断告诉他儿子的确切下落，甚至还写信告诉他艾希曼的逃亡和在阿根廷的新生活。艾希曼之前曾经探望过他的叔叔。这个地址可想而知是新身份证件的存放地点，而且或许是艾希曼与他父亲保持联系的渠道之一。不管怎样，艾希曼早已及时妥当地安排了他的逃亡行动，因此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伪造能够取信于人的证件，并把它们好好地藏匿在莱茵兰。考虑到战败投降的各种后果，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投递的全面崩溃，艾希曼想必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工作。

奥托·埃克曼从巴伐利亚的战俘营消失将近三个月后，奥托·黑宁格于1946年3月20日——艾希曼40岁生日的第二天——正式登记成为吕讷堡石楠草原的居民。登记流水编号1757的下面，写着对这名据称“1906年3月1日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商人”的附注：“已婚、新教徒、难民”，之前的居住地址是基姆湖畔普林（Prien am Chiemsee）。沃尔德马尔·弗赖斯莱本自己刚在1945年6月带着妻子和小孩一起逃亡到该地区，如今在修道院森林管理处担任林务官，住在“科伦巴赫森林管理所”（Forsthaus Kohlenbach），可以施予援手。黑宁格和当时许多“投靠弗赖斯莱本”的男子一样，藏身在森林中一间被他们昵称为“岛屿”（Die Insel）的小屋里，为一家名叫布尔曼（Burmann & Co）的公司收集木材和砍伐树木。

艾希曼依然头脑冷静且深思熟虑，就连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的维斯利策尼，也料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藏身之处。当维斯利策尼主动请缨协助盟军查明其昔日上司的下落时，曾聪明地针对艾希曼可能的逃亡地点列了一份清单，果真证明他已将艾希曼的习惯摸得一清二楚。维斯利策尼信心十足地说：“凡是认得艾希曼的人都知道，他胆小得不敢一个人独处。”但显然没有人真正足够了解艾希曼。那份清单列出的可能藏身处所既没有包括德国北部，甚至连莱茵兰也付之阙如。维斯利策尼料到了他的上司可能做出的一切，却百密一疏没有料到艾希曼也有办法耍弄他。艾希曼已对纽伦堡审判将给他带来的危险做出了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