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罪犯第14号……第9号……第1号

艾希曼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不利的效果。当希姆莱让他暂时离开布达佩斯一阵子的时候，他认为那是针对其名声所做出的反应。因为如果再继续留下去的话，“我的名字将会造成一些困扰”。但在某种程度上，艾希曼却把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当成了褒奖，这从他开始炫耀一个最新的排行——自己在战犯名单上的位置——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样做的也不是艾希曼一个人，那些凶手们争先恐后地竞争在通缉令上的位置。自从同盟国威胁要收集涉案者的姓名以后，他们便开始猜测谁会出现在头号通缉令上。对涉案者姓名的宣布，主要是通过被占领地区的地下广播电台来进行，同时警告他们不得继续参与大规模谋杀行动。威廉·霍特尔报告说，艾希曼和卡尔滕布伦纳二人都曾谈起过自己的战争罪犯排名。尽管霍特尔是最不可信的证人之一，他对此事的说明却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吻合。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否认这种大吹大擂的说法，并且在阿根廷讲述了相关细节：“有一次我在新闻评论中……发现了战争罪犯名单。那时我排在第9位，而且还被整件事情逗得有一点开心。”在以色列的审讯中，他声称自己是第14名。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犹太事务处处长霍斯特·特奥多尔·格雷尔（Horst Theodor Grell）是艾希曼的联络人，他也记得艾希曼曾经在1944年秋天自豪地向他表示，自己是敌人眼中的“头号战争罪犯”，因为有600万犹太人都要记到他的账上。格雷尔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认为艾希曼只不过是套用“敌人越多，荣誉越大”那句俗语来吹嘘自己的重要性罢了。尽管格雷尔对大屠杀表现出的惊讶和难以置信是彻头彻尾的假象，但他关于艾希曼的说法却含义分明：虽然战败在即，但艾希曼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骄傲之情以及夸大其实的倾向却始终保持不变。艾希曼的话甚至还带有预见性，因为到1947年的时候，他果真已作为“犹太人的头号敌人”（Judenfeind Nr. 1）遭到大卫·本—古里安和西蒙·维森塔尔的通缉。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艾希曼的同事们越来越避免跟他一同公开亮相。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应该这么做。人们不想被看见跟“犹太人的沙皇”一起享用午餐。尽管艾希曼那栋办公大楼内的食堂是少数幸免于空袭的建筑之一，选侯大街116号的那位先生却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当权时期的事业狂人如今已沦为贱民，这种羞辱当然瞒不过艾希曼。他在1957年抱怨说，人们起初“巴不得能够邀请我参加各部委举行的会议、非正式的磋商、私人餐会和其他类似的活动”，后来却是每一个人都假装不认识他。在接下来的那些年头，艾希曼成功地谎称自己在1945年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为他的办公大楼安排食物供应和防御措施。许多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人刻意没有纠正他，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在纳粹政权的最后时刻已经洗手不干了。

虽然不借助艾希曼的谎言来重构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生事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知的少量资料已足够表明，杀害犹太人的凶手们以“令人动容”的方式把谋杀事业贯彻到了最后一刻。艾希曼不但奉希姆莱之命，继续穿梭于帝国的残余部分，将知名犹太人士扣留为人质——因为希姆莱还认真地希望能够借此与同盟国谈判，保住自己一命，此外更有各种迹象表明，艾希曼甚至参与了最后的灭绝行动，用毒气杀害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 Ravensbrück）的犹太人。1945年1月26日，不仅臭名昭著的莫尔别动队（Sonderkommando Moll）和毒气卡车都被派去了那座集中营，营内还特地设置了毒气室。2月初，一些妇女被从拉文斯布吕克转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并且在该地平安活到战争结束。她们后来回忆曾被艾希曼审问，以便查明她们对这些谋杀行动知道多少。艾希曼还威胁说，假如她们把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见闻讲出去的话，将会受到惩罚。

1943年1月被遣送离开荷兰的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Charlotte Salzberger）回忆，艾希曼与金特、恩斯特·莫斯（Ernst Moes）和卡尔·拉姆（Karl Rahm）联手审问了她、她的妹妹以及另外三位女性。他们“非常彬彬有礼地”审问，“想要查明我们对灭绝行动知道多少”。几名女性全都立刻意识到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审讯她们：“我们甚至早在荷兰就已经晓得艾希曼是何许人物。我们知道，他会使用许多意第绪和希伯来字眼，此外还有谣言称他会说希伯来语，出生在萨罗纳。他的说话方式非常清楚地呈现出那种特点。他对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出身背景，以及我们在荷兰的生活很感兴趣，针对犹太会堂、锡安主义、各种证件和我们参加过的青年团体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然而所有人都意识到那是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因为“他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获准前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隔离区。但我们要是在那边泄露了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经历，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那么‘您们’——他使用了这个称呼——将会从烟囱飘出去”。

尽管如此，恐惧还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迅速蔓延开来，担心那里也会设置毒气室。幸存下来能够对此发表意见的每个人都表示，艾希曼正是那些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当时艾希曼果真刚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在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下一次参访做准备，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关于毒气室的话题。可是到4月初，当他与外交部代表和其他纳粹高官一起陪同汉斯·杜南特先生（Hans Dunant）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清楚表明立场的反而是他自己。在布拉格举行的晚宴上，他介绍自己为“负责处理所有犹太问题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直接代理人”。国际红十字会的奥托·莱纳（Otto Lehner）记得，“整个晚上，艾希曼都在发表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论”。他对着齐聚一堂的各国外交人员唠唠叨叨地讲述有关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关于整体的犹太人问题，艾希曼坚称，希姆莱目前主张采取人道做法。他本人虽然不完全认同那些办法，但身为良好的战士，自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尽管如此，莱纳还是在自己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指出，他已经从艾希曼那里得到保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不会有任何事。

鲁道夫·赫斯记得，艾希曼经常造访希姆莱位于柏林郊区的宅邸齐腾宫（Schloss Ziethen），而且即便在那里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计划。此外甚至连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与警察总监（Oberst der Polizei）的前景也不能打动艾希曼了。艾希曼后来一再表示，那倒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就要失败的缘故，主要的理由反而在于，如今他既不相信那些能够拔擢他的人，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同事们。从他早有预谋的、招人怜悯的退场表现，即可看出其不信任感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艾希曼位于选侯大街116号的办公大楼成为纳粹高官们碰面的地方，不仅因为还有片瓦遮身，以及一些东西可吃，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那里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提供伪造身份的人如今就在此办公，如流水线作业般按需核发身份证件。艾希曼喜欢借此机会佩戴着公务用枪在其顶头上司面前装模作样，大声嚷嚷表示他不需要新的证件，因为他的手枪就是他的新身份。海因里希·米勒则如他所愿地回应道：“假若我们有50个艾希曼的话，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艾希曼在自己的同事们面前也做出这样的表演：艾希曼永远追随他的元首，至死不渝。并且发表了他迄今最著名的临别感言：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万犹太人跟他躺在一起。

这个可怕的吹牛皮大王没有告诉柏林的任何人，他为自己在元首死后的生活做出了怎样的规划。他其实早已安排就绪，会有人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为他备妥新的身份证明。艾希曼同时还向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和威廉·霍特尔谎称已断绝与家人的联系，并编造了一个假的逃亡计划——他们二人很快便证明了自己是散播谎言的高手。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非常有道理，因为他的同事们早已另有盘算，不惜牺牲艾希曼，以使自己尽可能清白地进入新纪元。毕竟，就连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艾希曼的老上司、称兄道弟的老朋友、当年在奥地利拉他入党的那个人，也竭尽一切努力，想要在自己被捕之前先摆脱掉那个不受欢迎的伙伴。他把艾希曼派往一个并不存在的“阿尔卑斯要塞”（Alpenfestung），让他在山腰的一栋小屋内用性命捍卫德国。不难想象的是，许多人巴不得艾希曼在为祖国而战的时候一脚坠入冰川的裂缝。最后，就连他多年以来的同事们也要求他离开，因为身边那名“被通缉的战争罪犯”给他们带来了太大的危险。等到全国各地的希特勒照片被纷纷丢出窗外，人们羞愧莫名地把成千上万册《我的奋斗》埋进花园地下、从仍然竖立的墙面上凿除一个个卐字符号时，国家社会主义最大恶行的象征符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