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穆夫提的朋友

艾希曼还非常成功地自称享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即他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oßmufti von Jerusalem）的亲密个人友谊，这既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同时符合他对不切实际的故事的热衷。这个说法对公众产生的效果，可以从其后续发展中看出，甚至为艾希曼在战后的逃亡提供了掩护。若仔细观察艾希曼如何成功地让这种友谊的谎言显得可信，即可看出自我吹嘘、巧妙的信息操弄与公众反应之间的交互作用。

哈吉·穆罕默德·阿明·阿尔—侯赛尼（Hadj Muhammed Amin al-Husseini），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中东各种谈判的敲门砖。这位昔日的士兵在1921年时被英国人授予了这一宗教职务。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他都是贸易伙伴炙手可热的接触对象，因此，纳粹德国和阿尔—侯赛尼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联系渠道。其中之一是德国情报部门派驻耶路撒冷的赖歇特（Reichert），可直接通达党卫队保安局的犹太事务部门（此外还有当地的线人、艾希曼早年上司米尔登施泰因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有人猜测艾希曼与哈根在1937年前往中东旅行时曾经会晤过阿尔—侯赛尼，否则至少也见到了他的亲信。这种猜测的根据是艾希曼提出的服装津贴申请——他希望购置新的西服和一件风衣，因为“我的旅行计划包括与阿拉伯权贵们谈判”。

虽然阿尔—侯赛尼在那批党卫队保安局人员抵达之前不久，便因为煽动阿拉伯人起义反抗英国占领当局而仓促出逃，但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推翻日后形成的推测，即认为双方仅仅是因为这个意外才没能见面。但无论实情为何，阿尔—侯赛尼曾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发函祝贺，并从1937年开始加强他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经由安卡拉和罗马逃脱后，他于1941年11月6日在柏林获得政治庇护，之后一直留在德国，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其间他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头条新闻，更造成了巨大的费用开销。1941年11月28日获得希特勒接见之后，二人于12月9日再度会面。这位穆夫提也在纳粹帝国的其他方面大显身手。1942年12月18日，他在柏林伊斯兰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还成立了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志愿兵组成的“党卫军第十三武装山地师（克罗地亚师）”，非但在自己的党卫队部队里面有了穆斯林战士，而且他还对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兴致盎然。希特勒的激进反犹太主义在穆夫提那里找到了知音。后者通过收音机广播，用激昂的煽动言论将仇恨从开罗传播到德黑兰和孟买：“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了犹太人，都要杀死他们。这可以取悦真主、历史，以及我们的信仰。”

阿尔—侯赛尼在德国停留期间给新闻界带来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图景，而且为图书出版业提供了一本丰富多彩的传记，描绘那名有着红褐色胡须和蓝眼睛的男子。阿尔—侯赛尼在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有自己的联络官（汉斯—约阿希姆·魏泽[Hans-Joachim Weise]），陪同他在德国、意大利和被占领地区旅行，并负责他的人身安全。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维尔纳·奥托·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阿尔—侯赛尼的工作人员在1942年夏天参加了至少一次党卫队保安局举办的培训课程。1942年上半年的时候，阿尔—侯赛尼还跟弗里德里希·祖尔（Friedrich Suhr）至少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祖尔是艾希曼旗下第四局B处4科b组（IV B 4b）的主任，负责处理犹太人财产与国外事务。此外还可以确定的是，艾希曼与希特勒和戈培尔一样，也对这位异国客人印象深刻。维斯利策尼回忆说（那一回他同样不在现场），艾希曼非常兴奋地告诉他阿尔—侯赛尼到访办公室的情形，并确认那次见面的时间在1942年年初。根据维斯利策尼1946年在监狱里的供述，艾希曼告诉他说，大穆夫提在参观之前已经去过希姆莱那里：

不久之后，大穆夫提来到位于选侯大街116号的办公大楼，拜访了犹太事务部门主管阿道夫·艾希曼。……过了几天，我恰好在柏林见到艾希曼，他详细告诉了我那次到访的经过。艾希曼在他那间收集了欧洲各国犹太人口统计资料的“卡片室”（Kartenzimmer），针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向大穆夫提做了详尽的报告。据说大穆夫提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告诉艾希曼，他已经问过希姆莱并获得同意，等到轴心国获得胜利、他返回耶路撒冷之后，将从艾希曼部门派一位成员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在那次谈话中，艾希曼问我是否乐意自告奋勇，但我一口拒绝了这样的“东方冒险”。大穆夫提的个人特质给艾希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曾告诉我，事后还一再重申，大穆夫提也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对犹太—阿拉伯事务发挥了影响。据我所知，艾希曼经常与大穆夫提见面和商讨。至少1944年夏天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

维斯利策尼越是设法嫁祸艾希曼以便为自己脱罪，他关于艾希曼和大穆夫提的故事就越发精彩纷呈：他说，这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艾希曼告诉过他，阿尔—侯赛尼曾经“微服”前往奥斯维辛，实地参观毁灭行动（根据阿尔—侯赛尼的样貌，这其实大有可疑）。维斯利策尼最后的一些供述已明显流露出绝望之意。他告诉正在为以色列情报部门追捕艾希曼的摩西·珀尔曼（Moshe Pearlman）：“据悉在德国军事胜利的巅峰时期，大穆夫提有一次对希姆莱说，他希望希姆莱能够在战胜以后把艾希曼借给他一阵子，以便也能够在巴勒斯坦应用其‘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

所有这些故事的根源都是一名被关押在布拉迪斯拉发监狱里的男子，他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被处决的命运，为此可以出卖任何人。因此它们可信的程度并不高。和艾希曼一样，维斯利策尼在战争时期也曾用类似的话威逼压迫犹太谈判对象。当维斯利策尼需要采取强硬立场与被占领国的犹太人代表或政治人物谈判的时候，他会让他们确信：“大穆夫提与艾希曼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一次，在谈判斯洛伐克犹太儿童移民出境的可能性时，维斯利策尼强调说：“那位穆夫提跟犹太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在与艾希曼的对话中不断提及此事，而大家都知道艾希曼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国人。那位穆夫提还是德国有系统地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倡议者之一，因而在执行相关计划时一直是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合作者与顾问。”在战后为此遭到质疑时，维斯利策尼却改口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艾希曼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及穆夫提一直是希姆莱的合作者”。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收回有关大穆夫提曾与艾希曼合作的说辞，因为这种讲法正意味着犹太人政策中的“国际承诺”。

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审慎对待这种说辞，甚至还利用报刊文章和官方小道消息来推波助澜。阿尔—侯赛尼逃亡到德国，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公开亮相，受到了《德国每周新闻》（Wochenschau）和各大报刊的密切关注。许多公职部门也注意到阿明·阿尔—侯赛尼设法干预犹太人问题。那位大穆夫提一听说有人考虑让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便立即写出一大堆抗议信，并亲自前往相关负责部门。这种事情固然也在新闻界引起了反响，但主要还是各个政府机构内部的话题。艾希曼对此做出回应，宣称是他亲自通知了他那位朋友。甚至连艾希曼在其他机构的同僚都认为这的确有可能，而等到他威胁说下一次还会那么做的时候，此事的可能性就显得更大了。最后，1944年在匈牙利，当进一步遣送犹太人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他更声称自己多次在林茨与阿尔—侯赛尼晤面。阿尔—侯赛尼在1944年年底确实置身林茨，而且艾希曼会不时前往该地，毕竟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更何况即便艾希曼没有发出邀请，也不难查明有如此一位异国贵宾刚好同时来访。对艾希曼来说，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差事是很好的借口，让他趁机抽身离开已经听得见苏联红军炮声的布达佩斯。此外，后续的发展也表明，艾希曼最晚在那时一定已经开始跟他的妻子——尤其是跟他住在林茨的父亲——考虑，万一战败之后该如何自处，该怎么转入地下生活。历次高度机密的所谓“拜访大穆夫提之行”，为这种模拟演练提供了理想的伪装。

等艾希曼在阿根廷讲起他与阿尔—侯赛尼的关系时，却已不再讲述那些晤面，虽然其他时候当他谈论自己与权贵们的往来时，通常不会语带保留，而更喜欢把一面之缘夸大成密切接触。在萨森访谈会上，艾希曼反而强调他们只打过一次照面，而且不是在他的办公室。到他办公室拜访的其实只有大穆夫提的三名官员，向他们解释艾希曼部门的一切事务即已足够。根据艾希曼的说法，他只在一场招待会上遇见过阿尔—侯赛尼，除此之外都只是与其随从打交道，他称那些人为“我的阿拉伯朋友们”。艾希曼在萨森的圈子中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保留态度，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萨森的朋友、出版商埃伯哈德·弗里奇与阿尔—侯赛尼有联系。阿尔—侯赛尼是弗里奇出版的极右派杂志《路径》的读者，该杂志不时刊登这位中东人士的明确反犹太信息，有一次甚至还印上了他的签名照片。

艾希曼既无法估量这种关系亲密到何种地步，又无法判定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等人所吹嘘的中东交易之真实程度。因而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在萨森访谈会上大肆渲染他那段精彩绝伦的友谊。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终于意识到他自己的故事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因此试图更进一步弱化他与大穆夫提的联系：

我记得大穆夫提是在1942年或1943年带领随员来到柏林的。第四局为了表示欢迎，在帝国保安总局位于万湖畔的宾馆举行了招待晚会，我也被邀请参加。他的随从当中被介绍为“伊拉克少校们”的三位先生曾前往保安总局实地了解情况，但我已经忘记了——或者更贴切地说是一开始就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第四局的人那么说，不然我还能从哪里听来呢？），其中一位少校后来成了“中东的海德里希”。此外我还听说，那人是大穆夫提的侄子。大穆夫提本人从未去过第四局B处4科，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唯一的例外是在前述那场招待会上，由第四局的一位东道主所做的简短正式介绍。

艾希曼接着在审讯中声称，当大穆夫提到访第四局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办公室。诚然，他在招待会上见过阿尔—侯赛尼，但二人压根儿就没有交谈，毕竟国家贵宾与部门主管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即艾希曼这回才所言不虚，其余一切都是吹牛大王编造出来的故事。但这不足以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艾希曼所声称的与阿明·阿尔—侯赛尼的关系在纳粹时期非常具有说服力：人们很容易把艾希曼这名犹太事务部门的主管，想象成是阿尔—侯赛尼那位中东贵族的朋友。然而人们之所以相信那些故事，并非因为二人在反犹战争中目标一致。纯粹是通过娴熟的舆论操纵和自觉的形象维护，才使它们能够发挥影响。假若艾希曼是一名唯唯诺诺的听命行事者，做出每一个决定之前都要先得到上级的首肯，那么将永远无法让人相信他所讲的这个故事。艾希曼在他的那些故事以及自我形象建构中，都充分利用了刻板印象。

从战后立即发生的事情，便不难看出这些故事取信于人的程度：当艾希曼在战俘营内表示他将逃往中东，投奔大穆夫提的时候，难友们马上相信了他。没过多久，有关艾希曼在中东展开新的职业生涯的流言已经甚嚣尘上，甚至直到他被逮捕都不曾稍歇。他所宣称的“个人友谊”如火如荼地继续自动发展，到艾希曼人生的尽头时，竟然反噬了他。在以色列审判时，检方突然出示了一本据称曾属于阿明·阿尔—侯赛尼的行事历。1944年11月9日那天清楚地写着“艾希曼”这个名字。结果吹牛皮大王万劫不复地被困在自己的谎言中。就在那个说谎者提出完美无缺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谎言的确所言不实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人相信他讲出的任何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