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经济学：成本、筹资和分层

查尔斯·克洛特费尔特（Charles Clotfelter）

克洛特费尔特教授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断上升？大学的成本是怎样筹得的？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是否更为层极化？这三个问题在研究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时都是必须回答的，他希望通过对美国的研究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他所谈的主要是本科教育，不包括研究生培训、大学技术创新研究、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大学师资的退休和终生职位等问题。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结构具有一些特征。作为一个产业，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非常大，占GDP的2.5%，大约是汽车产业或法律服务产业的两倍。

为了描述美国的大专院校，有必要用两个标准来划分。一个最重要划分指标是政府支持的程度。在美国，四分之三学生进入州立大专院校，余下学生大部分在私立非营利学校学习，只有很少一些学校是营利的。另外，少数教育机构是联邦政府创办的，主要是军事院校。另一个划分标准是四年制和两年制的学制不同。大概有70%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学校，这些学校包括所有的知名院校，像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等；余下的30%学生进入政府建立的两年制社区学院，最近40年，这种学校作为高中之后的技术培训方式在有些州发展很快。

显示美国高等教育重要性上升的一个指标是入学人数的增长，从1900年的不满30万人，到1930年110万人，直至1997年1400万人。另一个迹象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30年的0.6%上升到现在大约2.5%。

美国高等教育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成本不断上升。和高等教育支出上升同时出现的最直观的现象是成本中个人负担部分稳定增加。预算外的大学培训成本在很多国家由政府承担，但在美国，这部分成本由学生分担。一个学生需要负担学费、杂费、食宿费（也就是所谓的“固定价格”），当然学生也可能得到助学金、贷学金和勤工俭学的机会。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固定价格的不同。比如下个秋季进入哈佛大学的学生需要支付固定价格37750美元，而加州本地的学生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需要支付固定价格13947美元，这些费用对应于2000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73%和27%，不容置疑，这是很多家庭支付不起的。

有些价格不仅很高，而且最近20年来在稳定增长。分析最近40年公立和私立学校经物价调整后的平均价格，可以发现私立学校的平均价格1980年以来有明显增加趋势。公立学校的成本也在增长，但是从一个较低的基础开始的。

经济学家担心的问题是为何这些成本的真实水平上升如此快？根据对哈佛、芝加哥、杜克大学的研究，造成真实支出增长的原因有五个：一是不断上升的要素价格，如教员工资70年代有所下降，此后真实工资在增长；二是一些机构的教师规模的增长，这个增长伴随着教师负担的降低和更多非正式师资被雇佣；三是管理成本增加，这部分费用的增加部分是为了保持学校的排名，还有部分是由于购买计算机设备；四是给学生提供的平均经济支持的上升，尤其在一些私立教学机构，它们决定接受学生申请的时候并不考虑学生的金融需求；最后一个原因很难量化，但却最重要，即不确定和无限制地要求管理层提高机构的质量，如提供新的项目、邀请更著名的教授、选拔更聪明的学生等。

第二个问题是谁为大学院校提供资金和政府政策的角色。美国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建立的基础是学生及其家人需要承担教育费用的一部分。这个政策使得美国学生的经济压力比其他国家重。采用这种成本分担方式的一个理由是个人经济收益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获得一个大学学位。常用的一个衡量大学教育经济收益的指标是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人员平均收入的差额。虽然这一指标并没有测量大学培训的独立效应，但一般认为它与大学学历的经济收益强相关。大学教育的收益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家过于鼓励大学升学率而下降，但之后一直稳定增长，导致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需求增长，而只有高中学历或更低学历的人收入减少。

显然即使在受补贴的公立机构，大学的成本也是低收入家庭学生入学的障碍。因此美国教育政策的核心是使得这些学生得以入学的一系列补贴机制。这些补贴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公立和私立教学机构筹资方式不同。公立机构分别从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其收入的40%，学费只是其收入的20%。相反，私立机构的收入40%来自学费，超过10%的收入来自个人捐款和其财产收入。这些补贴的另一个结果是学生很少完全支付其大学教育的成本。三分之二的大学生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54%的大学生获得助学金；44%的大学生获得贷学金支持。由于美国政策对这些补贴的存在很有争论，这些补贴的效果引起了经济分析师们的关注。

克洛特菲尔特提供了两个关于这些补贴政策的效果的研究。NBER研究员Tom Kane和Cecilia Rouse对两年制社区大学的研究表明社区大学确实增加了教育的平均收益，增加了受过这些教育的人员的收入。他们还提出，如果预算困难使得政府提高社区大学原来很低的学费，那么对入学率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入学率对学费的弹性是很大的。

另一位NBER研究员Susan Dynarski和其他人的一些研究表明，助学金确实增加大学入学的可能：助学金每增长1000美元，大学入学可能性增加3—5个百分点。最近，她还研究了近年来增长很快的贷学金的影响，得出和助学金相似的结果。

如果金融帮助确实影响学生的选择，那么它们和分配一样具有重要的配置效果。通过使有学术能力但收入低的学生进入大学，这些帮助可以被看做是对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纠正。但是即使有这些政策，教育水平还是要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机构的层级分类。教学机构之间显然存在区别，如规模、目的、资源支持的不同，当然还有质量区别。最高层次的机构一般来说比较富有，拥有排名高的研究项目，具有优先选择学生的地位。教学机构的一个分类方法是对平均每个学生得到的补贴进行排名。排名前10%的学校给学生的平均补贴是22800美元，而排名最后10%的学校给学生的平均补贴仅有1800美元。虽然这些补贴的计算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排名前10%的学校的特征还是很明显，即在标准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评估测试）测试中取得高成绩、高学术水平的学生比例很高。

该分层方法的一个有趣特点是一种特征在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显著。在很多州立大学，特别聪明学生的数量在下降，同时精英学校（有钱但并非表现突出的学生占很大比重的学校）高学术水平的学生数量在增加。观察14所最受欢迎的私立学院或大学在1951年、1976年和1989年的入学学生，分析其质量的提高，可以发现高排名学校所占的比重从77%上升到94%，入学学生的平均SAT分数从1140上升到1289。

Caroline给出了此现象的一个解释。她认为造成这种增长差异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的全国化。在最近的30年，国际交通和长途电话的成本显著下降，使得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的学生也可以进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精英学校中在本州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47%下降到1989年的26%，这表明高等教育市场全国化特征在发展。

Hoxby的研究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地理整合的另一个结果，即不仅教育机构发展相互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区别，而且同一大学的学生间的能力区别在下降，因此精英学校很少有能力差的学生，而较差的州立大学就很少有能力很强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