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逃税和银行的低效

陈平

1978年以前，政府财政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利润。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对国有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也可以观察到，国有企业的份额不断下降的同时政府的财政占GDP的比例也呈下降的态势。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从1985年到2000年，国有工业部门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却连年上升。政府税收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税收的贡献也有显著地下降，从1985年的35%降到2000年的10%；而工商税（industry and commercial tax）却大幅上升，已经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到2000年，其份额已经达到90%以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保持一定的税收对于政府的正常运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自从1978年，中国政府预算内税收（government revenue）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近年来已经下降到15%以下。这就激励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去获得预算外收入，这也是中国当前寻租现象和腐败现象的根源之一。

中国当前税收的征缴和分配也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在中国衡量人们的资产和收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次，在中国由于缺乏对产权的清晰定义和保护，因此人们缺乏积极性去支付税收；再加上税收中必定存在的交易成本，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税收征缴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缺乏一种稳定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体系，因此税收分配的变动对政府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地方政府所得税留成上升时，地方政府就有很高的积极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地方经济；而当中央政府降低地方政府留成时，地方政府就会将“扶助之手”转为“掠夺之手”，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会减慢。

陈教授从一个微观的问题入手，进而来考虑税收问题。首先对中国1978—2000年的真实GDP做HP滤波，分解出波动部分和趋势部分，计算波动部分的方差和趋势部分的方差之比，称之为相对方差（relative deviation），中国的相对方差是美国的6倍，然而根据美国实际数据算出的相对方差值是根据卢卡斯（Lucas）的理论计算出的数值的20倍。并且根据计算，中国的商业周期要比城市居民产生的周期大100倍。

上述这些计算有什么含义呢？陈教授认为含义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不能仅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层次的经济学来解释，建立在产业组织和金融中介基础之上的中间层次的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常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金融中介出现的问题经常预示着宏观经济的危机，美国的大萧条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就可以说明这点。所以陈平教授认为，中国金融中介的问题可能是当前逃税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

陈教授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在北大里无法将手中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还有经常有一些商人拎着现金做生意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陈平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四大银行垄断着中国当前的银行体系，这种无效的银行体系导致了现金经济（cash economy）。而这种现金经济更进一步地导致了逃税的现象，因为现金流动于银行系统之外，政府无法知晓人们所从事的确切的经济活动，进而使税收流失。这种低效的现金经济也是当前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因为国有企业有着良好的经济记录，因此它们的逃税就很少，这样相对而言，就将社会负担转嫁到国有企业身上。这也正是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之一。

以下是当前中国银行的垄断状况，从资产的角度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全国银行资产的比重为69.8%，其他12家商业银行占8.4%，450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占9.4%，9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占4.4%，其他金融机构占8%。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银行系统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现象，并且当前中国政府还是不愿意向中小民营银行开放银行系统。

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景如何？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积极朝着开放、竞争的方向发展银行体系，当时主要的顾虑是国有企业的坏账和大批的下岗职工。然而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完全改变了想法，当前的主要工作变成了风险防范。在银行改革中，有几个关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它们又关系到改革的成败：首先是对呆坏账的定价问题，当前对它们的定价过高；其次是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问题，政策性负担始终没有剥离；再次是政府的小金库问题，小金库其实是在激励政府阻碍银行的改革；最后就是政府职员的高于平均的工资体系。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银行改革成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