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经济回顾

林毅夫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20年中，首先，中国GDP增长率达到了年平均9.7%，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了，过去20年的国际贸易年增长率达到了14.6%，已成为大国中最开放的国家；再次，从购买力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在这一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货币不贬值而且还保持了较高增长率的国家；最后，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仍有巨大的潜力保持其较高的增长率。然而，虽然有这么多成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且中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当前面临着通货紧缩，同时GDP增长速度下降了；二是金融系统还很不完善，四大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比例还很高；三是腐败问题；四是国有企业的困难，许多大型国企经营不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五是地区差异问题；六是加入WTO及全球化的挑战，因为加入WTO，中国将有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将面对更多的冲击和挑战；七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将是长期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对中国来说，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中国政府每年需要为城市创造8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没有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很难实现。而且只有高的增长速度才使得补偿改革中的失利者更加可能，从而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另外，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引发政治斗争。由于以上原因，国家领导人对增长速度向来十分重视。

这一次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通货紧缩相联系，因此引起了大家对通货紧缩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从1998年起就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刺激需求，希望能走出通货紧缩。那么，是什么引起了通货紧缩呢？是因为供给大于需求，即过度供给，而中国这种过度供给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过度投资造成的。1981至1985年，固定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9.5%，1986至1990年为16.5%，而1991至1995年，这一增长率猛增到了年平均36.9%。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而言的超前系数来看，在1990年前由于短缺经济，这一系数变化平缓，值也较小，但在1991、1992年后，这个值迅速提高。再从代表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来看，在1990年以前，它的增长率与消费的增长率还比较匹配，而1991、1992年后，固定资产净值就开始迅速增长并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另外从产品来看，到1995年，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50%左右，例如彩色电视为46%，洗衣机为43%，空调为34%，而这种低利用率正是过度投资的结果。

由于是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通货紧缩，许多传统的政策手段可能就会失去有效性。政府已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刺激需求，例如，货币政策方面增加贷款供给，并从1996年开始连续7次降息，到1999年6月，1年期贷款利率只剩5.85%，仅为1996的一半，1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5%。但是，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是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利率再低，企业也不敢贷款；二是企业开工不足，利润下降甚至可能破产，职工面临失业的危险，导致永久性收入预期下降，消费需求下降；三是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许多改革措施使居民增加储蓄倾向。政府刺激需求的另一种方法是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中国政府在1998年发行了10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来支持基础建设，1999年发行1100亿，今年截至目前已发行1000亿，接下来还要再发行500亿。但是，这一政策的效果也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尽管这些国债占到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20%—25%，但它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

解决通货紧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时间，即通过时间来消耗过剩生产能力，并淘汰无竞争力的企业，但是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另一种是设法找到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耗过剩生产能力。由于中国还处在转型阶段，还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阻碍使得一些潜在需求难以实现，因此应努力消除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性障碍以增加社会总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潜在消费需求是农村的消费需求。中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有2.3亿家庭在农村，但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农村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以耐用消费品为例，1998年农村每百户居民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但城镇居民拥有量为105.4、76.1、90.6，而城乡收入差距不到3倍。如果以相同收入作比较，农村居民1998年收入约相当于城镇居民1991年收入，而1998年的家电价格还不及1991年价格的一半，但在1991年时，城镇居民的家电拥有量为彩电68.4，电冰箱48.7，洗衣机80.6。因此，有理由相信农村确定存在着没有实现的潜在购买能力。但是农村的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电费支出一般是城镇的3倍、5倍甚至10倍；许多农村地区接收不到电视信号；有近一半的农村还没有自来水，这都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对农村地区投资，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对刺激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而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在投资方面，国内还存在许多对私人投资者的进入限制，消除这些限制也有利于鼓励私人投资的增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通常通货紧缩伴随着很低的经济增长率，而中国在有通货紧缩的同时还有较高的增长率，1998年GDP增长率为7%。解释是：通常的通货紧缩都是由需求的波动引起的，比如因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消费的减少，或者因信贷紧缩导致了投资的减少，但中国这次的通货紧缩是由供给的波动即过度投资引起的，而消费需求增长还正常，总投资需求（非政府投资和政府投资）也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因此出现了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和GDP的较高速增长并存的现象。

其余五个挑战是结构性问题，而其中前四个问题的根源都在国有企业。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利率不能市场化，而且银行的贷款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国企的经营不善又造成了大量呆坏账。低利率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低价格引起了大量腐败行为，同时也是导致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因为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在初级农矿产品，而恰恰主要是农矿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这样就相当于中西部在补贴东部。因此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国企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1979年开始至今，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到拨改贷，到股份制，到最近的债转股，一直收效甚微。改革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抓住国企问题的根源。国企问题的根源在于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因为政策性负担会引起政策性亏损，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无法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所以只好承担责任，继续通过宏观政策的扭曲，通过补贴、优惠等给国企以保护，结果导致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这种政策性负担又分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前者指冗员、养老和其他各种福利，而战略性负担指企业被指示生产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品缺乏市场，没有竞争力，导致企业自生能力差。

如果国企改革不解除政策性负担，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其他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能解决国企的根本问题。对于社会性负担，可以通过下岗及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而对于战略性负担，须将企业分类以区别对待：一类是那些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国家可以用财政拨款给予补贴；另一类是产品没有市场、没有潜力的企业，这类企业就应允许鼓励其转产；还有一类是那些产品有较大市场份额、效益比较好的国企，国家应鼓励其通过合资或海外上市利用更多的海外资金。

对于当前讨论很多的“债转股是否是一次免费的午餐”的问题，应该认识到，债转股本身不能消除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但是债转股可以为消除政策性负担提供一段较为宽松的软时间约束，因为债务融资方式对企业施加的清偿的时间约束要硬于股份融资方式。必须在债转股的同时，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债转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