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末与晋代诗歌

从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年—249年）至司马氏代魏（265年）的这段时间中，以正始文学最具代表性。由于司马氏专权所造成的恐怖环境，当时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隐士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其内容多抒发忧生惧祸、高蹈遗世之情，艺术风格也多曲折幽深、清峻超拔的特色，与建安的慷慨悲凉不同。

西晋初，著名作家有傅玄、张华等人，至太康（280年—289年）、元康（291年—299年）间，天下暂时趋于安定，文士渐多，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擅美一时。此时诗风渐趋华靡，慷慨之气、幽深之思颇不足，但艺术形式美较建安、正始有所发展。其中张协、陆机、潘岳、左思诸家之作，都各有特色，尤以左思成就最为突出。

西晋末怀帝永嘉（307年—313年）以后至东晋末，是玄言诗兴起并占主导地位之时。玄言诗虽“辞意夷泰”，“理过其辞”，却培养了文人高旷的心志，其中也孕育着山水诗的幼芽。永嘉时，刘琨以清刚之气上追建安，郭璞则发展了以游仙的形式咏怀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游仙诗方面成就突出。

东晋末至刘宋初，陶渊明在田园诗方面独辟异境，成为晋、宋之际最著名的大诗人。

第一节 正始诗人阮籍和嵇康

正始时期，曹芳年幼，辅政的是宗室曹爽与旧臣司马懿。曹爽以宗室之重，曾擅权一时，起用了一批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等以为羽翼。何晏、夏侯玄和同时的傅嘏、荀粲及后辈王弼皆以善谈名理著称。何、荀均好《老》、《庄》，王弼则精于《老》、《易》，此外，阮籍、嵇康、向秀等亦以善谈名理著称，玄学因而兴起。其要点是：在哲学方面讲本体论；在政治方面则调和儒道，虽崇尚无为而又强调儒家的“名分尊卑”（王弼《老子》三十二章注）；在人生方面则追求玄远自然，神思超绝。

与曹爽一起辅政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他终于取胜，于嘉平元年（249年），诛灭了曹爽及其周围的一大批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等。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同样以杀戮手段清除异己，造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以慑服人心。同时又虚伪地提倡名教，宣称“以孝治天下”。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说，当今之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都采取避世自全的态度。其中竹林七贤是最著名的隐士集团。

《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七贤当中，有些人放浪形骸，如刘伶就纵情饮酒，毫无检束。当然，也有一些人后来到司马氏门下做了官，如山涛、王戎、向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是阮瑀之子，早年“好《诗》、《书》”，“有济世志”，又“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他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既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与危殆，又不能不时时应付统治者的笼络与拉拢，因而总是采取一种与当权者若即若离的态度。曹爽曾召他为参军，他托病推辞。司马氏掌权时，他曾为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即位时，他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但他对司马氏也多有不合作之举。因他曾担任步兵校尉，故后世称他为阮步兵。

阮籍平生为人不拘礼法，常以“自然”来傲视礼俗。《晋书·阮籍传》载：“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嫉之若仇。”表面上违背礼俗，实际上他认为这才是把握了礼法的真精神。他在《乐论》中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又说：“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道德平淡”也是何晏、王弼等玄学家共同追求的一种道德精神，其主旨就在于反对烦琐礼学，反对虚文。故他的种种看似与名教相抗的举动，实则并不与礼的精神相悖。他在母丧时虽饮酒食肉，然“举声一号”，竟“吐血数升”，真可谓“至孝”。但阮籍毕竟与礼法之士有原则的区别，也与何、王等人有异。那些礼法之士，多是伪君子。王弼说“圣人五教，不言为化”，企图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故亦不为矫异之行，而阮籍则任情自然，以与虚伪的名教相抗。

不过阮籍又与嵇康不同，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在政治上尤为审慎，和司马氏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故他能在名士少有自全的时代免于杀戮，活到了五十四岁。但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据说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可知其苦闷到了何种程度。

阮籍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说有诗文集十三卷。今存的集子，以明嘉靖间陈德文、范钦所刻二卷本《阮嗣宗集》为最早。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伯君的《阮籍集》则是较完备的校注本。又清嘉庆间蒋师炝有《阮嗣宗咏怀诗注》四卷，一九二六年黄节以蒋注为基础，撰有《阮步兵咏怀诗注》一卷，较蒋注详细，并附各家评语，可资参考。

《咏怀诗》八十二首是阮籍诗歌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并非作于一时一地，思想比较复杂。其中最突出的内容是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极度矛盾、寂寞、痛苦乃至愤懑。如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诗中写的是一种在动荡不定、变幻无常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哀伤、焦虑、忧愤的心境。“胸中怀汤火”、“终身履薄冰”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的焦虑和忧惧。这样的作品在八十二首中占相当数量。又如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长夜难寐，只得起床。起床独坐，又觉寂寞，于是弹琴以消忧；但弹琴也不能解忧，只得释琴而徘徊；徘徊也无法稍释忧怀，反而更使人伤心。在诗人的一系列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地万痛攻心，忧思难解。

《咏怀诗》还表现了诗人为了解除内心的苦恼和矛盾，追求超脱现实、遗世高蹈的情怀。在这些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通过对神仙的追求来表现对黑暗现实的鄙弃，对理想的自由生活的向往。如其二十三写自己进入仙界与神仙“逍遥晏兰房”；其三十二写自己“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以仙游来逃避“世患”等等。其八十一则说：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升遐嘰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

这种遗世长存的神仙境界，本来是一种虚幻的憧憬，但历史上很多人都是把它作为一种同现实对立的美好理想来追求的。通过这种追求，表现了他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正始时期包括阮籍在内的很多名士都是这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也指出了这种现象。

《咏怀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黑暗政治的揭露，并暗示时局的动荡不安。阮籍并不是一味“发言玄远”的人，他对现实的揭露在一些作品中是显然可见的。如其三以“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来暗示社会的变乱，其三十一对魏明帝晚年的荒淫误国给予了无情的披露。又如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首诗应写于嘉平六年（254年）九十月间。何焯说：“嘉平六年二月，司马师杀李丰、夏侯泰初等；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甲戌，遂废帝为齐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贵乡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师既定谋而后白于太后，则正日月相望之时。”（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可见这首诗正是反映司马师等杀名士、废齐王曹芳以操纵魏室大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阮籍也有少量表现要求建功立业，情调慷慨激昂的篇章。如其三十八写壮士“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就显得极为豪壮动人。其三十九也说：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诗中刻画了一位有志于为国家安边定远、临危赴难、视死如归的爱国英雄形象，与曹植的《白马篇》十分相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安文学精神之余绪。

总之，阮籍的诗在内容方面主要以抒发忧生惧患、遗世高蹈之情为主而兼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在写法上则多用比喻、象征和历史、神话典故。他的诗往往可以从总体上体味其意，却无法一一凿实。因而其风格显得曲折幽深，钟嵘《诗品》把它概括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造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文选》李善注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另一原因是阮籍的美学追求。他的《清思赋》说：“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这是对《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和《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的继承发展。这种美学观反映在他的诗作中，就表现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种美学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理论和创作影响极为深远，形成了一种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传统。

阮籍的诗歌创作已脱离了建安文人模仿乐府民歌的陈轨，大量创作五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还开创了“咏怀”这种随意所至、不拘一事一题的独特抒情方式。后世如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阮籍另有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影响远不及五言。

嵇康（223年—262年），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他系魏宗室姻亲，曾为魏中散大夫，故后世称为嵇中散。像阮籍一样，他也酷爱《老》、《庄》，且精通音乐。处于魏、晋易代之际，他心存警惕，力图恬静寡欲，含垢匿瑕，韬晦自全。阮籍纵情于饮酒，他则着意于服药。曾与道士孙登、王烈交往，又曾著《养生论》，认为神仙禀性自然，非积学所得，只要导养得法，即可长生久视。

在反对虚伪礼教方面，他与阮籍也颇为一致。但在理论上更成体系，态度更为明确、坚决。他指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因而要“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难自然好学论》），又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这是公然要抛弃名教，与阮籍在理论上对名教还采取某种兼容态度有所不同。

嵇康的个性也与阮籍不同，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终于得罪了钟会之类的权贵，特别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地“非汤武而薄周孔”，影射想效法汤武“革命”夺取魏政权的司马昭。司马昭在钟会的怂恿下，借故杀害了他。当时有三千太学生请愿，求之为师，也无济于事。

嵇康今存文十四篇，赋一篇，诗六十首。较早的版本为明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嵇康集》。鲁迅有辑校本《嵇康集》，戴明扬有《嵇康集校注》，都比较完备，后者且有集评，可以参看。

嵇康的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也有乐府、骚体。但众体当中，五言缺少婉转，六言、乐府、骚体均嫌直露，以四言成就最高。其四言诗句式短促，“文约意广”（《诗品》）。汉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繁复和诗歌表现形式的不断更替，能像曹操那样写出优秀的四言诗的作家已寥若晨星，嵇康是继曹操之后在四言诗创作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其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

《赠秀才入军》十八首是诗人送其兄嵇喜入司马氏军幕而作。表现了兄弟离别的痛苦与思念，也包含着对人生的慨叹与追求。这些诗，或矫健超迈，或清丽婉转，虽多仿效《诗经》的体格，但谋篇布局，独具匠心，传神写态，尤多会心独到之语，如其十四：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

此诗回忆过去与嵇喜游览、隐居的生活，抒写惜别之情，情韵悠远，是前代四言诗中所绝无的。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状忘情世务、悠然神远之态，尤为千古名句。又如其九：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影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此诗想像嵇喜从军时倜傥豪迈的风姿，亦描绘入神。邵长蘅称之为“清思峻骨，别开生面”。又说：“脱去风雅陈言，自有一种生新之致。”（《文选评》）陈祚明曰：“叔夜之诗实开晋人之先，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采菽堂古诗选》）嵇康四言诗之务去陈言，戛戛独造，于此可见一斑。

《幽愤诗》是诗人因牵连入狱后所作。诗中所揭示的诗人自己的性格与思想矛盾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诗人自称其人生宗旨是“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但自己刚烈耿直的性格又必然不允许缄默不语，遇事必定要“显明臧否”。他对自己不幸身陷囹圄颇为后悔，说：“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因孙登曾劝过他：“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临末他重申了庄子的意见：“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在黑暗的专制时代，有才能而又刚直的知识分子往往虽欲“守朴”“养素”而不可得，终陷于悲剧结局，嵇康就是一个典型。这首诗追溯平生，直抒所怀，深刻地揭示了他这种悲剧的命运。全诗语句简劲而委曲详尽，幽愤之情溢于言表，千载之下犹可想见。

嵇康的诗，刘勰评曰“清峻”，钟嵘评为“峻切”，都是结合他的个性所下的切中肯綮的评语。嵇康的为人，特为后世人所钦敬，对他的诗，虽然评价不一，但多数人是肯定的。黄庭坚认为嵇康的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书嵇叔夜诗与侄榎》），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肯定评价。

第二节 陆机、潘岳、左思与西晋诗人

西晋初曾有一个短暂的安定繁荣时期，文人的诗歌创作也比较活跃。傅玄、张华是当时较早的著名作家，他们都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诗篇。

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为人“刚劲亮直”，仕魏为弘农太守，封鹑觚男。入晋后，官至司隶校尉，进爵鹑觚子。有《傅子》、《傅玄集》，均佚。明人张溥辑有《傅鹑觚集》，清人方濬师的集校本比较完备。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所作乐府除一部分为朝廷宗庙歌功颂德之作外，大部分都有比较充实的社会内容，而写妇女题材者尤为引人注目。其《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秦女休行》、《西长安行》等有较高质量，继承了汉乐府与建安文学的精神。他对诗歌体式也做过多方面的尝试，所作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杂言，还有一些语简情深、清丽可喜的小诗。其诗歌的总体特点是古朴健劲，但一些作品模拟之迹太显，缺乏创造性，对后来的拟古之风有一定的影响。

张华（232年—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曾力劝晋武帝排除异议，定灭吴之计，官至司空。后因拒绝参与赵王司马伦、孙秀的篡权活动而被杀。张华以博闻强记著称，著有《博物志》十卷。其文集原有十卷，已散佚，后人辑为《张司空集》一卷。张华的诗今存三十二首。钟嵘认为“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中），评价不高。他所说的“儿女情多”，可能是指其《情诗》一类作品。实则张华的这类诗写情比较动人，表现也自然真切。如“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等句子，都是体贴入微的心理描写。讲他“风云气少”，似乎也不尽然。他的《游侠篇》、《壮士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都颇有豪侠健迈之气，如“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等语，直与建安要求建功立业、慷慨悲凉的情怀相接，而与当时的谈玄风气相左。他的《游猎篇》、《轻薄篇》对士族的盘游侈靡也有警诫之意。但他的诗在艺术上确如钟嵘所言，有“务为妍冶”而“兴托不奇”的特点。好铺排对偶，堆砌典故、词藻，而笔法比较单调。故虽有佳句佳篇，从总体上则过于雕琢而少生动之趣。

西晋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太康、元康（280年—299年）年间。钟嵘称：“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总序》）太康间最活跃的诗人正是张载、张协、张亢和陆机、陆云，潘岳、潘尼与左思。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根据这时作家作品的风格，称之为“太康体”。太康诗风，大致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即诗歌创作多追求形式华美，而内容则比建安、正始时期贫弱。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社会暂时呈繁荣安定景象，许多文人为之欢欣鼓舞，禁不住攀龙附凤，歌功颂德，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内容受到局限。也正是由于社会暂时稳定，文人们才有时间和精力来深入研究文学创作问题。如陆机作《文赋》专论为文之道，对形式技巧问题也加以探讨；左思花了十年时间制作《三都赋》，考证名物不遗余力。同时，从曹丕的时代起，文学已开始逐渐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进入自觉发展的轨道。建安文人如曹植就已相当重视词采的华茂，讲究形式技巧，太康诗人沿着这一轨道加以发展，也是文学发展的趋势使然。太康诗人追求形式华美，从积极的角度说，可以说是文学更加自觉的一种表现。其缺点是未能正确地处理好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南北朝之末。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还是有成就的。就作家而言，陆机、潘岳、张协及左思的成就较高。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祖父陆逊，曾为东吴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吴亡时，陆机二十岁，曾闭门读书十年。太康末，与弟陆云入洛阳，大为当时文坛领袖张华所赏识，并说：“伐吴之役，利在二俊。”（《晋书·陆机传》）陆氏兄弟以文才倾动一时，时称“二陆”。又出入贾谧门下，为“二十四友”之一注9。陆机曾官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后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任命他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为宦人孟玖等构陷，被杀，年四十三。陆机的诗文原有集，已散佚。今传《陆士衡集》十卷为宋人所辑，近人郝立权有《陆士衡诗注》。

注9“二十四友”之说，出《晋书·贾谧传》：“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乃至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

陆机现存诗歌一百多首，超过同时期的各个作家。包括乐府、拟《古诗十九首》、赠答、酬唱、赐宴、纪游、自抒胸臆等。他的乐府诗，十之八九系拟作，加上拟《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拟古之作在他的诗中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其中只有少量作品比较有真情实感，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出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和对吴亡之后邦族亲友零落衰亡的慨叹；《君子行》描写了世道的艰险及人情翻覆的世态，抒发了一种忧生惧祸之感；《猛虎行》写自己志趣高洁却“亮节难为音”，只得“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心中愤懑不平等等。拟《十九首》也有少数成功之作，如《拟明月何皎皎》：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陆机的一些自抒胸臆之作是写得较好的。如《赴洛道中作》的第二首：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里写了自己离别亲人乡土的痛苦和孤独，也写了踏上仕途之后随之而来的迷茫感与危机感，此情此景，确实颇能动人。

但是，陆机的大量拟作及应酬赠答之作艺术上都缺乏独创性，故受到后世的尖锐批评。如清初陈祚明说：“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造情既浅，抒响不高……大较衷情本浅，乏于激昂者矣。”（《采菽堂古诗选》）这个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陆机自己也是个文学批评家，他的《文赋》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强调诗要“缘情”；又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反对因袭模拟，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看来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有相当的距离。当然他也曾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证明他对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难于一致是有切身体会的。

陆机的诗文在艺术上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形式的精美。钟嵘说他“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诗品》上），他的确受到曹植讲究词藻富赡、造语工丽的影响。但曹植既有“词采华茂”的一面，又有“骨气奇高”的一面，比较讲究精美的艺术形式与充实的思想感情的有机统一。陆机沿着曹植注重艺术形式美的方向进一步探索，但却忽视了“骨气奇高”的一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他追求词藻的繁富、对偶的工整，显然也有太过分的地方。如《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的“大火贞朱光，积阳熙自南；望舒离金虎，屏翳吐重阴”，这四句无非说：时令正当夏天，太阳南移，天气热起来了；天色变了，快要下雨了。本来很简单的意思，却偏要刻意求深，炫弄学问。《折杨柳行》的“邈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对偶也斧凿过度。陆机自己也曾说过，作文须“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文赋》），但他自己并没有处理好文与质的关系。前人指出他的诗文有“深芜”的毛病。刘勰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文心雕龙·才略》）陆机创作中所出现的偏重繁丽、雕章琢句的倾向，对后来梁陈的诗文有消极影响。

潘岳（247年—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少时以才思敏捷见称于乡里，号为“奇童”。二十多岁时名气已经很大。加上长得很英俊秀美，外出时常遇妇人掷果，满载而归，因此被称为“掷果潘安”。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故后世称“潘黄门”。他也是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司马伦专政时，为其亲信孙秀所诬杀，夷三族。所作诗文原有集十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为《潘黄门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潘岳与陆机齐名，并称“潘陆”。钟嵘《诗品》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岳工于言情，所作赋诔在当时最负盛名。其诗今仅存十八首，《悼亡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这是其妻子去世一年后所写。专以“悼亡”为诗题哀悼亡妻者，这是最早的一组。诗中所表达的对亡妻的悼念之情相当真切动人。如其一：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冬春代谢，寒暑流易，是写时间的变化；望庐入室，从帏屏翰墨、流芳遗挂到晨霤檐滴，是言空间的推移。诗人正是从时空的变化推移写出了物是人非之感，表达了对亡妻深沉而持久的思念。此诗善用比喻，语浅情深，一情一景流于肺腑，现于目前，富于深永的感染力。与此诗相类者还有《内顾诗》二首及《杨氏七哀诗》。其他作品值得注意的还有《河阳作》二首和《在怀县作》二首，表达了一些关怀人民、为官尽职的心愿，当作于诗人为河阳、怀县县令时；四言体《关中诗》反映了晋王朝与氐、羌民族的矛盾，比较深刻地揭露了战祸给人民带来的饥疫灾患：“哀此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

同陆机相比，潘岳的诗抒情性较强，文体也较朗畅。他不像陆机那样跟在乐府、古诗后面学步，而基本上能独出机杼，感情从胸中自然流出，这是他胜过陆机之处。对他们的高低，孙绰的评价是：“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这是晋朝人对他们的看法，显然是扬潘抑陆。后世也有持这种看法的，甚至说“安仁有诗而陆机无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评选》卷十一）。这话虽有偏激，然不为无据。当然，潘岳的诗也有缺点，即思想内容比较单薄，一些诗作剪裁也欠精当，有繁冗之累。

张协（255年？—307年？），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官至河间内史，后见天下大乱，便弃绝人事，屏居草泽。永嘉初（307年），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原有集四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张景阳集》。今存诗十余首，《杂诗》十首是他的代表作。《杂诗》内容包括闺情闺怨，游宦乡愁，感时叹世，自伤怀抱等情思。怊怅叙情，与《古诗十九首》一脉相承；造语清新警拔，与太康、元康之繁缛诗风不同。例如《杂诗》其一：

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离居几何时，钻燧忽改木。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

这首诗写思妇感时怀远之情，十分细腻、真切。它并没有用多少华美的词藻，而是极力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加以铺叙，烘托出思妇的茕独身境，沉郁心曲。钟嵘说他的诗“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调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诗品》），并将他的诗列为上品。但他的诗内容比潘、陆还要单薄一点。若仅从艺术上看，钟嵘的评价也有一定道理。

左思，生卒年不详，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父亲左雍由小吏做到殿中侍御史。晋武帝泰始（265年—274年）年间，妹左棻被选入宫，为武帝贵嫔，他移家到洛阳，官秘书郎。惠帝时曾为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后谧被诛，他退居宜春里，专意于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不就。太安（302年—303年）中，移家冀州，数年后去世。所著诗文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为《左太冲集》一卷。

左思当时以《三都赋》闻名，然其成就最大者在诗。在竞尚繁缛的西晋诗坛，他可说是独立不倚、出类拔萃的一个。

左思存诗仅十四首。《咏史》八首是其代表作。根据第一首中“左眄澄江湘”、“志若无东吴”等语推断，当作于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之前。《咏史》是一组诗，它主要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像历史上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左思也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方面。他希望能为统一全国的大业做出贡献。如其一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这种气度与胸襟是非常豪壮动人的。他仰慕历史上段干木、鲁仲连等能藩卫国家、为人排患解纷的豪侠作风，尤其称赏他们那种高洁洒落的气度：“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其三）他认为最理想的人生途径就是《老子》所说的“功成身退”。向往着：“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这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同时也是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咏史》八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表达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愤懑。左思之父虽官侍御史，其妹身为贵嫔，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晋代仍属寒门。他的仕途和家境都不如意：“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其八），这使他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咏史》诗中抒发得最多的，便是这种感情。如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人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看到了个人所受的压抑，而且能从现实和历史的高度，冷静地纵观古今，指出封建时代等级制度、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普遍性，揭示出寒士不遇的根本原因。进而表现了对士族权贵的蔑视和鄙弃，以及自己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质。如：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其四）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

两诗都是抒发诗人对京城权贵豪奢生活的蔑视，而命意稍不同。前者是以学者扬雄穷困著书，而能享名百世与之对比，以暗示权贵们生活的速朽。后一首则是以追步隐士许由的高尚情趣与之对比，以嘲笑权贵们精神的猥琐。“振衣”、“濯足”两句境界宏阔，情志高扬，历来之写隐逸情趣者，少见有此种襟怀和笔力，故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又如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此诗与上两首不同。它是借历史人物荆轲那种高视一世、睥睨四海的精神以展现自己的胸襟和胆魄，同时也写出了与权豪势要截然相反的人生观。

“咏史”诗最早起于班固，但班诗纯为客观叙述，且“质木无文”；其后三曹、孔融等都在诗歌中咏及史事，王粲、阮瑀、张协都有《咏史诗》，虽较班固之作提高了一些，但或者所咏史事不足以激动人心，或者作者的感情不足以激发人们的思考，因而未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左思的咏史诗对后世影响甚大，原因之一是他对咏史这种题材有很深的开拓。他的咏史诗“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谷《古诗赏析》），总能在对史的歌咏中体现自我，体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与人格，形成了一种以史事抒怀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但左思之所以能“拔萃于咏史”（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他借史事所抒的情感，不仅对当时有抱负的寒门之士来说是很典型的，是一种时代的呼声，就是在后世，他所抨击的现实和表现的情感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能引起很多士人的共鸣。此外，他的笔力雄健苍劲，情调高亢慷慨，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故前人有“左思风力”之称。这也是他的咏史诗取得成功并为后世赞美的原因之一。

左思还有《招隐诗》二首，其一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表现了以山水寄托自己思想情怀的见解，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山水的怡情养性作用的认识，是山水文学即将兴起的预示。《娇女诗》描绘二女天真烂漫的儿童生活，极富诙谐幽默的情趣，对当时重男轻女的陋习是一种抨击。

第三节 刘琨、郭璞与东晋玄言诗人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的短暂繁荣和安定之后，即因八王之乱而开始分崩离析。至怀帝永嘉年间（307年—313年），更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陷于纷争割据的局面。此后北方长期被少数民族先后建立的十六国所统治，晋室则南迁，在江南建立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历一百零二年（317年—419年）才被刘宋取代。从永嘉起至东晋灭亡这一百余年间是所谓“玄言诗”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钟嵘《诗品序》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说的即是玄言诗的兴起及其基本特点。但永嘉时的玄言诗今殊罕见，在东、西晋之际（即从永嘉至东晋元帝时），诗坛的代表作家是写有悲凉慷慨之诗的刘琨和以写游仙诗著称的郭璞，而以写玄言诗著称的孙绰、许询等人活动、创作的年代则均在东晋比较稳定的时期。东晋末年（义熙前后），由于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政权再度动荡，玄言诗也趋于衰落，而原本附丽于它的山水诗和田园隐居诗则代之而兴。

刘琨（271年—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出身士族，少时即以俊朗雄豪著名。与石崇、陆机等均为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出任并州刺史，招募流亡与刘渊、刘聪对抗，兵败，被段匹杀害。他年轻时受魏晋玄风的影响很深，生活比较放纵。但在民族矛盾尖锐化、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转而投向保家卫国的战争，在忧患和斗争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爱国情操，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成了后人奋发向上的范例。他曾说过“常恐祖生（祖逖）先我著鞭”的话，后来也成了人们用以自励的著名格言。刘琨的著作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为《刘中山集》。

刘琨今存诗仅三首，都是他后期的作品。《扶风歌》作于永嘉元年（307年）出任并州刺史途中：

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他这年九月末出发，募得千余人，边战边进，辛苦备尝，才到达并州治所晋阳（今太原附近）。然朝廷并无抗战之心，后援难继，前途极为黯淡。诗中抒写了艰难的历程，表达了对京都的眷念，对前途事业的忧虑和对“忠信反获罪”的激愤。“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数语，写景极为悲凉，有力地烘托了他深广的忧愤。成书倬云评此诗曰：“苍苍莽莽，一气直达，即此便不可及，更不必问其字句工拙。”（《多岁堂古诗存》卷四）

刘琨的《答卢谌》为四言体，也抒发了家国覆亡的惨痛之情，极为悲切。后来他与石勒交战兵败，投奔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竟为段匹所拘。他自知必死，写了《重赠卢谌》。诗中历举太公望、邓禹、陈平、张良等先贤事迹，希望有能人重振国家。但他也看到自己已山穷水尽，无力再起，只得沉痛地叹道：“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后果然为段匹所害。王世贞说：“余每览刘司空‘岂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未尝不掩卷酸鼻也。呜呼！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今竟何在？”（《艺苑卮言》卷三）可见此诗感人之深。

刘琨的诗中蕴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情调又非常慷慨悲壮。后世对他评价很高。刘勰称他的诗“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篇》），钟嵘称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中）。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论诗绝句》）将他与曹植、刘桢相比，意谓其诗可直追建安风骨。刘熙载称其诗的特点为“悲壮”，他说：“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艺概·诗概》）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奇字，曾注《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西晋灭亡，随晋室渡江，当过殷祐和王导的参军，因作《南郊赋》迁著作佐郎，再迁尚书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因反对王敦谋反，被杀。原有集，已佚。明张溥辑有《郭弘农集》二卷。文学作品有《江赋》、《登百尺楼赋》、《流寓赋》等赋作，诗二十余首，以《游仙诗》十四首为代表。

游仙诗的产生与道家避世、养生、长年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尤与道教的神仙憧憬有关。在道教形成之前期，一些作品中已有游仙的内容，如《楚辞·远游》。东汉末道教形成以后，游仙诗也随之兴盛。魏晋以来，写游仙诗的人不少。曹操、曹植、嵇康、何劭、张协等都曾写过这类题材。但主旨却略有不同，一种是以养生延年、希求飞升为目的，例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之类；一种是因困于现实没有出路，想借游仙以遗世高蹈，甚至借以抒发人生失意的苦闷，曹植的个别游仙诗已有此倾向，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等人的“诗杂仙心”之作，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它反映道家思想与道教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复杂状况。郭璞的创作从思想和艺术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郭璞的游仙诗，既有道家愤世嫉俗的成分，又富于道教服食飞仙的色彩，是二者奇异的结合，而后者尤较突出，这与他喜好阴阳五行、历算、卜筮等道教方术有关。他在诗中以道士自称（“青谿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又颇有对道教养生术的阐发，即反映其对道教的爱好。但其基调则是愤世与求仙的结合，如“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之类，这与当时谈玄、谈佛理的玄言诗并没多少不同。从这个角度说，游仙诗也可谓玄言诗的一种表现形式。故《续晋阳秋》把郭璞归入玄言诗人，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但郭璞与一般山林之士和后来的玄言诗人又有所不同，他是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他主张：“怀远以文，济难以略。……方恢神邑，天衢再廓。”（《与王使君》）但他一直蹭蹬下僚，这就使他内心无法平静。他曾作《客傲》以抒愤懑，其他诗作中也多慨叹哀伤之辞，其《游仙诗》也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具有把哲理与抒情结合起来的特征。例如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诗开头写超越人间去游仙，去寻找神仙的自由境界。接着写由于人间黑暗无法施展才能，自己又不能与之同流合污，明珠暗投。最后四句写出由“怨”到“哀”、到“悲”、到“零泪”的情感变化过程。这与正始时阮籍、嵇康的一些杂有“仙心”的咏怀之作并无二致。

郭璞游仙诗的形象性也很强。神仙世界本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但在诗人笔下却成了与黑暗现实截然对立的理想世界。因此，对色彩缤纷的神仙世界的渲染和讴歌，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理想的歌颂，它可以把人们带进一种赏心悦目的境界。如第三首中描绘：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浮游辈，宁知龟鹤年。

郭璞的游仙诗历来很受人们重视，评论家都力图把它与玄言诗，甚至与一般企慕成仙的游仙诗区别开来。钟嵘说郭璞的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中）。刘勰这样评论他在两晋之际文学史上的地位：“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宏）、孙（绰）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又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同上《才略》）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游仙诗与随之兴起的玄言诗，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就联系而言，两者都有对道家（包括道教）思想的阐发，都与当时玄学所讨论的主题、追求的理趣有关。因而两者常常会出现交错的现象；玄言诗中可能杂有“仙心”，甚至包含养生术的内容；而游仙诗中也可能融入玄理，表现一种浓厚的哲理思致。区别在于，游仙诗着力歌咏的是道教的服食、饵药、长生和神仙方术，往往借游仙的形式来抒发高蹈遗世之情，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抒情诗。玄言诗则重在阐发哲理（主要是老、庄思想，也包括佛理），通过对哲理的阐发来表达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某些思考和体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哲理诗。

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据《诗品序》说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最有代表性的是孙绰、许询。至于这种诗的产生，钟嵘追溯到永嘉，《续晋阳秋》则追溯至正始。该书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这两种说法都不为无据。因为玄言诗本是玄学兴盛的产物，正始时嵇、阮的诗即深受其影响，穷流探源，未始不可追溯到那时。但嵇、阮之后，中间隔着陆机、潘岳、左思等一批诗人，他们的诗都较少与玄学发生交涉，故钟嵘断自永嘉始也是对的。不过，嵇、阮等人的诗，就基调说实与东晋的玄言诗不同。他们的诗虽带玄理，但充满着激情，基本上仍是抒情诗。东晋的玄言诗则“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往往“理过其辞”，“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总序》），是一种以阐发老、庄思想为基本内容的纯粹的哲理诗。孙、许的诗即大体如此。

孙绰（320年—377年），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南）人。祖孙楚，惠帝时任冯翊太守。后孙绰与兄孙统过江，居于会稽。初任著作郎，袭爵长乐侯。历任尚书郎、廷尉卿、著作郎等职。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今河北蠡县南）人。父许归，西晋时任琅邪太守，过江后任会稽内史，因此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许询好山水泉石，元帝、明帝时累征不就。两人皆“一时名流”，《晋书》说：“时人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可见各有千秋。孙绰自认为才藻胜过许询。支遁（道林）曾问：“君何如许？”孙答：“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许询今存诗仅三首，孙绰存十三首，多系四言。他们的诗的确包含着相当浓厚的老、庄思想。如孙绰的《答许询》首章：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里讲的吉凶、智识、情利、得失之理，都是玄学家们经常讨论的哲学题目。与许询、孙绰大体同时的一些作者如王胡之（有诗十六首）、郗超（有诗六首）、张翼（有诗七首）、孙放（有诗一首）等人的诗也有这种以玄学入诗的倾向。

不过，东晋时的玄学与正始时的玄学有所不同。当时佛教的般若学盛行，士大夫也谓之玄理，故此时的玄言诗除阐扬老、庄思想外，也杂有佛理。孙绰和许询就都是佛教信徒。孙绰曾写过《名德沙门论目》、《喻道论》等为佛教张目的著作，许询则舍山阴永兴之宅改建寺院，以家资作为费用，他们都与名僧支遁有交往。支遁，字道林，二十五岁出家，为佛教即色宗的创始人。他虽是僧人，但善于谈玄，他从即色宗的角度为《庄子·逍遥游》独标新理，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影响极大。他也作诗，今存诗有《咏怀诗》等近二十首，其中一部分就是玄言诗。《续晋阳秋》说当时的诗中“又加以三世之辞”，这说明玄言诗中也渗入了部分佛教关于前世、现世和来世的内容。

后人对玄言诗的评价不高。钟嵘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可以说是最有影响的评价，后人多从其说，因而对玄言诗的研究很少。但玄言诗作为一个诗歌潮流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玄言诗的研究应当重视。首先，玄言诗的产生虽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从正始以来，政治上的动荡变乱时起时伏，文人面临的是异常险峻的人生考验。现实社会中没有出路，促使他们逐步到哲学领域中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天地。正始时期的阮籍、嵇康等人更多的还是没有找到出路的焦虑和痛苦，而在东晋玄言诗兴起的时代，文人们相对地找到了一条能使自己逃避那个时代的精神道路。他们的精神境界与现实恰好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山河分裂，变故丛生；一边却是飘逸高迈，恬然清明。这种精神境界从消极的方面说当然与苟安的现实相应，而与历史的使命极不相称。但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它却扩大了文人的眼界和心胸，表现了他们顽强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体现了他们特有的达观情调。而这种达观情调，又正是文学艺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

其次，正由于上述心理基础，另一种新型的文学——山水文学已正在孕育发展。左思的《招隐诗》曾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就指出了山水对寄寓玄理的重要作用。王羲之也曾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兰亭诗》）兰亭，是诸多文士荟萃之处，也是山水诗孕育的地方。孙绰、许询都与王羲之有交往。孙绰有《兰亭诗》二首，其《三月三日》、《秋日》等诗，都不乏写景生动之处。许询有一首残诗，所余两句就是写景的。写玄言诗的作者也写山水诗，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用玄理观照山水，以山水描摹作为玄学名理的印证和点缀，这无疑为玄言诗向山水诗演化提供了基础。更准确地说，玄言诗本身就孕育着山水诗的幼芽。《续晋阳秋》说“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山水诗经过玄言诗的长期滋育，到谢混时更加茁壮，更加引人注目了。此外，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隐逸诗人的兴起，也与玄学及玄言诗的盛行有密切联系，这些在陶诗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