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S类型增长及其可持续源泉
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并且进一步到达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相等的商业化点之后，其经济增长便属于索洛所定义的新古典类型。在这个主流经济学家倾全力关注，以致达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境地的S类型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短缺的。虽然由于劳动力素质不断改进，资本劳动比仍然可以合理地提高，但是，因资本积累而持续增加的投资，终究会在某一点上遭遇报酬递减现象。
在图2—7中，最初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组合是Ok0对应Ol0，在等产量线Q0上面形成一个产出水平。而当资本投入扩大到Ok1后，劳动投入却保持在Ol0的不变水平上，虽然产出水平可以提高到Q1所代表的等产量线上，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仍然发生了。因此，经济可持续增长完全要仰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在不变的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上，产出水平因生产率提高而达到Q2所代表的等产量线上。
图2—7 索洛新古典增长
正是因为属于这种增长类型的发达国家要在技术前沿上踽踽独行，其经济增长速度不再可能像L类型所能达到的水平，所以，一个经济体在接近新古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经历显著的增长减速。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索洛式的新古典经济状态并不是远离风险的“应许之地”。导致在新古典状态下发生经济增长风险的事物一般包括：竞争力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消长，经济周期的发生终究也不可避免，社会保险项目特别是公共养老保险项目，在许多国家遭遇到可持续性危机。
具体的经验和教训则有诸如日本式的“高收入陷阱”并导致“失去的20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各国低增长、高失业和财政的不可持续，以及在美国经常存在的金融风险和无就业复苏。
此外，几乎在所有成熟的制度形式上都存在着旷日持久的争论，莫衷一是。如更加推崇经济的自由放任，还是更加强调政府干预，社会保护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否必要，或者是否造成效率的损失，金融市场应不应该加强监管，等等。不过，经济研究成果对于S类型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些共识，可以为中国这样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转变的经济体提供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制度建设的借鉴。
首先，新古典增长并非一种稳定均衡，而是存在诸多的不均衡状态，由不均衡趋近于均衡的过程充满创造性破坏，惟其如此才形成生产率提高的机会窗口。因此，新古典增长也是一个熊彼特式的创新过程。
例如，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部门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消亡，形成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其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25]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的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
其次，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企业是在新生、成长、生存、死亡之中竞争存在的，相应地，劳动者也会不时遭遇到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的困扰。特别是，当技术变化速度很快，恰好也是熊彼特式的创新发生的时候，对于很多技能无法顺应劳动力市场要求的劳动者，需要受到一个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因此，无论经济学家怎样讲求效率，对于缺乏竞争力的劳动者多么冷漠，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在内的社会保护机制，终究是不可或缺的。事实证明，伴随着从低收入阶段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与此相关的制度建设。[26]
最后，虽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确定并无一定之规，与此相关的理论争论旷日持久，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但是，一般来说，按照公共品与私人产品性质来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成为处理两者关系及界定各自职能的主流做法。刘易斯曾经不无迷茫地指出一个事实：“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27]这个“刘易斯悖论”所蕴含的意思是，在做多做少上面做文章，已经没有出路。
结合理论进展以及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摒弃纠结于政府做“多”与做“少”之间的刘易斯悖论，而着眼于更好地界定政府应该“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比较清晰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索“怎么做”的次级问题。即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是防止各种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充分性；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针对直接经济活动，政府也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实施产业政策中，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参与经济过程，杜绝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防止对不同经营主体歧视性待遇；政府在推动必要的制度改革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经济终究要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将面临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同的问题，如必须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仍然会面临诸多独特的挑战，如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特征，不仅给中国带来特别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也将以不同的形式被带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给新古典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打上特殊的烙印。
此外，正如日本经济发展“失去的20年”所揭示，在高收入的增长阶段上，经济增长不仅不会自然而然地一帆风顺和凯歌前进，而且有着更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要克服。其实，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过渡中，已经孕育着许多未来的挑战，需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