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和启示
第一，衡量全球化最好的四个元素是商品贸易自由、服务业交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人员往来自由。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受益越多，地缘政治、科技革命、霸权国家的政治取向作为影响全球化的主要背后推手，将全球化进程分成了三个不同时段。
第二，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美国现在不再愿意担当全球化的旗手，而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崛起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希望，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平台。
第三，中国要引领全球化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层干部体系中的参与度不足，缺少结构性支持；中国人均收入偏低，还不能为全世界提供大量免费的公共产品；中国的科技和公司产业还处于发展阶段，高科技产业占比不足；中国的资本账户还不能开放。
第四，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理念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但“一带一路”政策贵在执行。
【延伸阅读】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陈兴利博士的研究成果，我们挑选并综述了以下四篇陈兴利博士近期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一、东盟重拾经济优先思维与中国历史性机遇(2)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10月底访华，就南海问题表态支持中国的搁置争议、和平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陈兴利博士认为，杜特尔特强调国家根本利益是发展经济优先、搁置南海岛礁主权争议、通过和平解决争端的东盟模式代表了新的经济优先思维，是对美国重返亚洲、强调第三方可以介入两边领土纷争的立场的否定。
过去南海争端为中国在东盟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基建项目设置了无形堡垒。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基建重点被迫集中在孟加拉国、锡兰、巴基斯坦等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这些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对许多基建项目的需求并不殷切，部分基建项目相对经济可能处于超前水平，基建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应需要长时间才能体现，变相影响了基建项目长期贷款的偿还能力。同时它们的外贸和外汇储备都处于较弱水平，严格上属信贷高风险国家，一旦基建项目落成后经济效益延误，中国提供的长期贷款转坏的可能性相应提高。南海东盟国家的新经济优先思维为中国倡议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同时，陈兴利博士指出，南海东盟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政策欠缺连贯性，存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策风险。同时南海东盟国家舆论经常左右政府，当前世界媒体主要由西方主导，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普遍存在偏见、敌意，中国要积极推广南海东盟国家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新框架。
二、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3)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10月18—2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政府对杜特尔特的访问高度重视，其间安排了四名常委与杜特尔特会面。陈兴利博士认为，杜特尔特的立场反映出杜特尔特对本国问题的深切了解，认为菲律宾千丝万缕的社会问题核心是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基建严重落后。菲律宾可以借助中国经济实力和发展经验解决这个核心问题，这一点是菲律宾传统盟友美国和日本不能提供的；同时中国在海牙法庭裁决后的坚决不承认态度也令他明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过分僵化的立场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个现实因素是他认为中国愿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态度是可信的。
陈兴利博士指出，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的急转弯，是政治上的一场豪赌，在菲律宾国内精英阶层中具有相当争议性，他的外交政策存在“人亡政息”的潜在风险。中国政府应该小心研究如何避免类似中菲关系在菲律宾三任总统期间的波浪式起伏。民间外交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平衡民间外交的利与弊是对中国东南亚政策的一个严峻考验。
三、汇改与人民币国际化(4)
2015年8月11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触发一连串贬值预期，虽然人民币／美元汇率的调整对比其他货币相对轻微，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受到影响。2016年6月人民币在SWIFT全球支付系统中的使用落后于加元，人民币国际化使用量逆转。陈兴利博士认为，中国2016年3月开始发表的经济数据表明过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近月导致人民币国际支付使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对人民币贬值的持续预期。
人民币国际化使用量逆转暴露出几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①一个国家的贸易量不一定是决定该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上使用量的主要因素，该国进出口产品的议价能力可能是更重要的指标；②中国的贸易数量巨大，结算渠道众多，来往账户和资本账户越来越难清晰分离；③中国储蓄率高，货币供应量相对GDP位列世界前茅，可以避免引起外汇瞬间需求压力；④市场对一个国际货币的升贬值预期对货币使用量会产生巨大影响；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一定会牵涉到汇率问题，汇率市场汇率波动在所难免；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⑦8月人民币汇率改革发生在11月国际货币基金会决定人民币是否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前夕，市场认为中国会开放资本账户作为满足人民币成为SDR定义下的“可自由使用”货币；⑧一种国际货币的诞生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或贸易因素，许多国家货币的国际化往往具有历史因素。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相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中国经济展现了相对活力。2008年中国仓促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配合当时年增长率20%～30%的大规模信贷扩张，令中国2009—2011年经济取得双位数增长。但中国海量的信贷扩张造成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金融系统贷款质量恶化。中国式“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着力于更好发挥政府功能以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同时着眼解决当前经济问题以及立足中国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
陈兴利博士等梳理了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经济学派的理论，并分析了熊彼特和索洛两种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中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强调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
陈兴利博士等认为，从习近平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中国式的“供给侧改革”是糅合了过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供应主导思想、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再结合梭罗模型的投入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熊彼得的创新驱动效率改良而提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供给侧改革”确实有其综合性和创新性，并非一般政治性的经济口号。
附：陈兴利博士近期主要研究成果
［1］陈兴利：China Study in Singapore：A Dual Track from the Cultural Ballast to Pragmatic Relevance，In Chin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Routledge To be published.
［2］陈兴利：One Country，Two Systems Fissure Appeared，How Is the Mend？In Studying Hong Kong：20 Years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193-214. 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te.，201.
［3］陈兴利：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Who Is Going to Pay For It？I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169-96. 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16.
［4］陈兴利：Prospect of Chinese Rail Export Under One Belt，One Road，I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197-236. 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16.
［5］陈兴利：Understand the Rise of China & What It Means to the World. Proceedings of 2018 East Asian & Southeast Asian Youth Academic Confer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ingapore.
［6］陈兴利：Enhancing Scientif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 China：The Relevance of Weather & Ocean Research，Proceedings of 2018 Ocean Summit，Qingdao.
［7］陈兴利：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Survival Strategy in an Uncertain Time，Proceedings of 2018 3rd Katipunan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8］陈兴利：Marin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The Case of Smart Ocean for China & ASEAN，Proceedings of 2017 East Asia Marine Summit Forum，Le Meridian Qingdao West Coast Resort，Qingdao.
［9］陈兴利：China & ASEAN：Enhancing Connectivity through Belt & Road Initiative，Proceedings of ASEAN-China Technical University Alliance Forum on Smart Ocean，China-ASEAN Internation Convention Centre，Guiyang.
［10］陈兴利：Ocean & Weather Research with South &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A Case of Building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Proceedings of 6th CSSA-TTF Conference，Kunming.
［11］陈兴利：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for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ross-Strait Economic & Trade Ties：Past，Present and Future，Taipei.
［12］陈兴利：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Wake of Globalization & Anti-Globalization，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Wake of Globalization & Anti-Globalization，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
［13］陈兴利：China's Rise & Its Implication，Proceedings of Regional Conference on Whith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Raffles Hotel Le Royal，Phnom Penh.
［14］陈兴利：Political Development after 19th Party Congress Proceedings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China under Xi Jinping，Taipei.
［15］陈兴利：Belt &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Proceedings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at Five Years：Regional & Global Dimension，Bandaranaik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Colombo，Sri Lank.
丁志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论坛创始成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首批研究员，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金融学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发展金融和比较金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省部级科研、教学奖励多项。2006年入选北京市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第二批），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9年被评为首都教育先锋教学创新先进个人，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2012年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2017年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 本文源自“大金融思想沙龙——学术名家系列”第20期（总第67期），2017年6月19日。
(2) 原文：《东盟重拾经济优先思维与中国历史性机遇》，《IPP评论》2016年12月9日。
(3) 原文：《杜特尔特的外交豪赌》，《IPP评论》2016年10月26日。
(4) 原文：《汇改一周年与人民币国际化》，《IPP评论》2016年9月7日。
(5) 原文：《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什么》，《IPP评论》201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