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是199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重要的科斯论文集。文集中的著述保持了科斯一贯的谦逊、严谨、逻辑自洽的风格，即便在考证历史人物和事件时，风格依然。在论述重大问题时，科斯巧妙地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无可匹敌的娴熟语言融为一体，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无穷的思维之乐趣，在经济学充满函数、曲线和图表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幸运。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我们尽可能体现这种强烈的“科斯风格”，尽管这种努力会由于译者智识与作者之间的差异而难免令读者失望。科斯曾引用熊彼特对亚当·斯密作品的评价：“他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能通读无碍。他娓娓道来，用细微而朴实的观察鼓励读者，使他们在阅读中一直感觉惬意。”我们想，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科斯本人的作品。

一

首篇《生产的制度结构》是科斯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词，也是理解其核心经济学思想的导航性文章。科斯说，“1937年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把交易成本明确引入经济学分析”，“1960年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用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检验了产权，但零交易成本世界只是用来作为通向正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的垫脚石”。这两篇文章的结论都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世界。”科斯在演讲中表达了他的总体立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任务是获得对生产制度结构运行的理解，为此，经济学家需要把事实存在的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学分析，研究经济体系在不同制度结构中的运行状况，进而转变思考经济政策的方式。科斯强调，在做这样的转变时，经济学家必须进行更多有意义的经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经济理论中的数学应用含有敌意。他说：“一旦我们发现了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因素间的复杂交互关系显然需要用数学方法来处理。”

方法论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内容。科斯的方法论思想是他对主流经济学持续反思和批评的自然演进，其专门著述不多，也没有引起像其他经典著作那样的广泛引用和争论，诺贝尔嘉奖词也未提及他的方法论思想，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们不重要。科斯本人一直认为，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并未分享他关于经济学性质、范围和方法的思想，因此，其著作虽被广泛引用和讨论，但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真正理解。^[1]本书收录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981）、《经济学和相邻学科》（1975）、《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1974）、《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1974），实际上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中独特与新颖的分析方法和视角。这种方法论的正确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及信奉，也正在改变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重大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一文中，科斯讨论了经济学家选择理论和工具的标准问题。他对广为接受的弗里德曼关于一个理论的价值应该由它所预测的范围、精确度与一致性来判断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强调预测准确性的方法论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险。他通过经验考察和逻辑分析，指出：经济学家即使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准确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因为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组织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基于理解的方法比基于预测的方法更可能产生洞见。他提倡经济学家要基于理解真实世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选择这个标准的经济学家不必选择相同的理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偏好的理论和工具。科斯最后的论述显得比较谨慎而务实：“我们应该调查进行学术研究的替代性制度安排的效果……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很可能正确的是：探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它转变为一个经济学问题。”

显然，对经济学家而言，除了理论标准和工具的选择外，还要考虑研究对象的选择。科斯在《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中讨论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边界问题，即经济学家依据什么标准来决定是进入还是退出经济学的相邻学科？这个问题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密切相关。科斯并没有简单评价经济学对相邻学科入侵行为的对错，而是通过回答长期中什么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差别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他认为，学科差别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工具。因此，为了增进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而进入其他领域的活动会长期存在，而凭借工具优势企图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得成功的“帝国主义”行为则只会在短期内获胜，长期中必然遭到其他领域研究者的驱逐，因为工具的优势很容易被其他领域的学者通过竞争而赶超。

尽管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只有在不受政策制定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得更好，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很难不和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政府在市场管制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大量反思，这必然促使人们思考经济学家是以什么为依据来提供公共政策建议的。科斯在1974年的“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演讲中，对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思考经济政策的方法。

他认为，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有采纳价值的建议，往往是由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涵提炼出的一些简单真理，而人们却倾向于拒绝或忽视这些简单真理。因此，经济学家欲使其建议更值得采纳，就必须更多地获悉关于人性和真实经济体系如何运行的知识，同时，必须改变思考公共政策时夸大市场运行机制的无效而忽视政府组织所固有的无效的错误思路，着手研究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和相关成本，并对替代性选择进行比较分析。他赞同施蒂格勒所主张的对政府活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但对后者把研究目标过多地寄托于数理分析技术持保留态度。科斯还认为，目前导致政府管制绩效不良的最可能原因是政府做得太多，以致达到边际产出为负的阶段。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给出的建议就是：所有政府活动都应该被缩减，但困难在于：经济学家缺乏有关政府应承担的必要职能的信息和经验。

在《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中，科斯针对当时围绕美国第一修正案所产生的讨论，考察了知识界对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上的政府管制所持有的矛盾态度，即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商品市场上的政府管制会改善情况，而普遍确信政府在思想市场上的表现完全不称职。他认为，这两个市场并没有根本差异，知识分子应摒弃这种矛盾态度，对政府在两个市场上的表现采取更为一致的观点，在决定与之有关的公共政策时，必须考虑相同的因素，如生产者的自利、消费者的不完全信息和管理者的不称职并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等。同时，科斯也指出，由于每个市场的不同特征会使相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市场发挥不同的重要性，因此，适当的社会安排也应随之而变。

二

研究科斯思想的人很容易忽视他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事实上，通过科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思想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领悟那些里程碑式人物的重要思想，还可以追踪探索科斯本人的学术思想之渊源。

1976年是《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科斯作了两个演讲：“国富论”和“亚当·斯密论人性”。在第一个演讲中，科斯重点考察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市场运行和政府职能等的思想；在第二个演讲中，科斯精辟阐述了亚当·斯密的人性学说。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科斯在两个演讲中都谈到的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经济体系运行关系的精妙之处。

人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抽象的只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但科斯证明：斯密真实思想中的人类并非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斯密所描绘的人，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他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即人性在经济活动中自利与在道德情感上利他的不一致。《道德情操论》中充满自爱的人类不但与《国富论》中的人类经济行为没有实质性差别，反而大大强化了《国富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要依靠市场力量的观点。

科斯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洞察到人类仁慈和利他行为的心理基础是同情，而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爱，而是出于对尊严和自己优秀品格的爱。由于同情的相应行动受其行动代价的影响，同时，人类对行为结果的感知被自我欺骗所扭曲，因此，同情反应会随着关系的疏远而变得不重要或不可能。相应地，同情心理所产生的仁慈或爱就是个人化问题，随着关系的疏远，相互之间的爱或仁慈就会减弱。在《国富论》中，斯密对经济体系运行分析的出发点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为必然。尽管家庭甚至大家族的劳动分工都可能由爱或仁慈得以维系，但维持文明生活的标准，要求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大范围的合作，这显然没有办法通过仁慈的运行来保证。因为对大部分需要合作而彼此陌生的人来讲，很难产生相互的同情，也就根本谈不上仁慈或爱。从而，仁慈或爱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文明生活而言，我们只能依靠自利，通过市场来抵消仁慈的弱点和偏见，从而保证个人在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广泛合作并得到极大满足。同时，科斯也提请我们注意，斯密的著述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仁慈和道德在市场系统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迅速发展起来，杰文斯的早逝使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成为英国当时正统经济学无可争辩的领袖。作为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国际地位，但其复杂而神秘的性格似乎并不为同时代人所称道。

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父母》（1984）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家族和先人》（1990）这两篇文章中，科斯以质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传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为开端，对马歇尔的父母及其直系亲属的身世进行了周密而详尽的考证和论述。他以极其缜密的思考和推理，纠正了一些流行的错误观点，让我们能够穿透历史，更加清晰地了解对伟大人物可能产生真正影响的那些人和事。结果显示：历史真相与凯恩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中的有关描述相去甚远。科斯向我们揭示了马歇尔父亲的粗暴和固执对马歇尔成年后所表现出的个性弱点应该承担的责任，并赞扬了马歇尔在恶劣家庭环境中依然能够脱颖而出的非凡个人品质。在探究马歇尔心智的家族渊源问题上，科斯微妙地批评了伟大的凯恩斯在著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时所采取的不恰当思维方式。凯恩斯在写作时坚持了“伟大的维利尔斯血缘”这样的先验性假设，认为伟大人物一定有伟大的家族血缘关系，从而简单但错误地采信了一些口头传说，即“马歇尔家族发轫于西部牧师之家”。当然，科斯考证的结果也证明确实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家族血缘影响，但这种来自祖母方面的重要渊源恰恰被忽略，其原因在于马歇尔为了夸大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试图隐藏失败的祖父。虽然科斯没有直接批评凯恩斯在采用信息时未进行仔细甄别和考证，但他已经表明：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大人物会在假设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多么深远。

1908年的马歇尔继任者选举是一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当时最强有力的候选者是福克斯韦尔，他1868年被选举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术成员，1881年接替杰文斯成为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仍保留圣约翰学院的学术成员资格。他是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所谓剑桥历史学派的领袖之一，对剑桥大学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人们认为，直到1908年止，他都是马歇尔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马歇尔在选举前却为支持年仅30岁资历很浅的剑桥教员庇古而竭尽全力。结果，庇古当选，福克斯韦尔与马歇尔从此有了不可挽回的决裂。^[2]

科斯的《马歇尔继任者庇古的任命》（1972）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他以大量翔实有力的事实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幕后原因和过程，令人信服地指出：马歇尔支持庇古，既与1903年关税改革引发的争论毫无瓜葛，也不是人们所猜测的口是心非，而是依据他非常诚实地宣称的学术判断。科斯的调查表明，马歇尔与福克斯韦尔的分歧早在1908年之前就已经不断加大。马歇尔认为，福克斯韦尔在学术洞察力和作为一个教师的能力上，有着非常严重而明显的局限，其学术成果也令其远不够资格成为成功的剑桥教授席位候选人；而庇古尽管年轻，但学术成果丰厚，能力卓越，是实现他经济学理想的合适接班人。

当然，1908年的事件的确反映了马歇尔的性格：乏味、固执、自负、没有幽默感，但他绝不是无道德的阴谋家和投机者。正如凯恩斯所正确指出的，他兼具神学家和科学家的双重天性，终生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并把它转化为一门新兴科学——经济学（economics）。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人类的贫困，改善其生活条件，进而促进人口质量和性格改善，提高人类生命水平。他支持庇古是因为坚信庇古能继承他的学术理想和理论体系。当然，庇古终生都对马歇尔无比崇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埋头研究马歇尔的理论体系。^[3]不过，对科斯而言，“庇古并未实现马歇尔对他的殷切期望。在许多方面，他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是糟糕的，他似乎对经济制度的作用缺乏任何感觉”。庇古所发展的福利经济学研究体系和方法一直以来都受到科斯的严厉批评。但科斯也认为，就当时的经济学现状而言，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是庇古，而是舍其何人。科斯这篇文章不但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相，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已成为赫赫显学的今天，它让我们回顾了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历程。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期的杰出弟子之一，也是伟大人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他1891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试图在演绎和归纳之间以及描述和形式主义之间找出一条合理的道路。^[4]马歇尔对这本书给予了肯定评价，但也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马歇尔论方法》（1975）中，科斯从马歇尔对约翰·内维尔·凯恩斯这本书的评论信件开始，论述了马歇尔对经济学方法的观点。

马歇尔重视归纳和演绎的相互依赖性，但相对更强调归纳。科斯认为，马歇尔之所以更强调归纳，可能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研究目的是理解真实经济体系的运行。但是，马歇尔并不认为单独的归纳分析能产生良好的理论，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使应用马歇尔所说的演绎推理链成为必需。然而，马歇尔相信长的演绎推理链会减弱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如果经济学家的推理快速而轻松，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在研究的每个节点处进行错误联系，因此，经济学家要谨慎使用分析和演绎。

很多人认为，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但科斯在《马歇尔论方法》中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马歇尔年轻时是一位相当有实力的数学家，因此，他非常清楚使用数学处理问题的好处，但马歇尔认为“过分依赖（数学）可能导致我们迷失在对智力游戏的追求中”，从而导致我们忽视数学赖以建立的真实性，那些难以用数学表达的变量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扭曲我们对各种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认识。也就是说，过分依赖数学将导致我们偏离马歇尔所说的“建设性工作”，即对真实经济体系的研究。总之，科斯认为，对马歇尔来说，经济理论不能局限于能进行数学处理的问题，数学分析只有在它对理解真实经济体系运行有所启发时，才是有用的。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是科斯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三位杰出经济学家的评述：20世纪30时代LSE的重要人物阿诺德·普兰特、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之父邓肯·布莱克、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J.施蒂格勒。科斯在文中回忆了这些良师益友的学术经历和人格魅力，中肯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对有关经济学问题的深刻洞见。

从《阿诺德·普兰特》（1986）一文，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科斯在LSE的授业导师，普兰特的经济分析体系、对产业组织和产权问题的兴趣以及关于政府的现实主义观点都深刻影响着科斯一生的学术思想。在《邓肯·布莱克》（1991）一文中，科斯敏锐地洞察到：布莱克的委员会理论可能会反过来促使经济学放弃有关理性效用最大化且个体选择是连续的假设，从而使经济学分析自身得以完善。在《乔治·J.施蒂格勒》（1991）一文中，科斯说：“产业组织课题意味着对市场过程和产业结构的研究……经济学家通过专注于垄断问题研究，来探讨一个从广义上来讲充满竞争的经济体系，这是把注意力用错了方向。”另外，他对施蒂格勒用理性效用最大化方法来分析政治行为的做法持保留态度。

最后一篇文章《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1982）是科斯对20世纪30年代LSE的个人述评。LSE成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在其核心人物罗宾斯的领导下，开始在学术上取得世界级地位。当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思想同样受到教员和学生的热烈信奉，那里生机勃勃，人们享受着一场场思想的盛宴。对于这段历史，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生动描述，科斯也亲历过那个鼎盛而奇妙的时期，他的这个回忆也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三

科斯从未到过中国，但中国从未离开过科斯的视野。少年时期，科斯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了解到中国；在LSE求学早期，他曾秉承LSE费边社的传统，信仰过社会主义；他晚年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制度，说“打算再次扬帆，寻找通往中国的航线”^[5]。2008年夏天，科斯更以98岁高龄筹备并独立资助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格很高，也很成功。科斯的闭幕词尤其让与会中国人感叹不已，他说：“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坚信不疑……我一直感到，中国有巨大潜能。从1978年以后，我认为它一直在朝着实现这个潜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即将长眠——如果你们能取得成功，我会感到幸福！”^[6]

或许有人猜测，科斯教授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对西方学者来讲是个奇迹，它史无前例，既精彩又重要，正好是科斯终生要破解的制度结构的最好试验场。这种解释诚然能满足中国人的成就感，但未必是科斯本人的根本意愿。科斯先生终生致力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执著和勇气，使他从未因自己的研究超前于时代而退缩，更没有因自己的思想得不到正确理解而气馁。倘若他对中国的关注仅仅出于对其理论的验证，这表明他还缺乏足够的学术自信，但科斯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一以贯之的反思所折射出的熠熠光彩，足以表明他持有的学术信念是多么坚定。

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科斯先生对中国问题如此关注呢？我们认为，是他作为伟大经济学家所持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和高度的学术良知。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其终极目的不是发展理论，而是对特定情境下的人的关怀，这是经济学应鲜明具有的人文特征，在包括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罗纳德·H.科斯以及阿玛蒂亚·森等在内的一切伟大经济学家身上，都深刻体现着对人类的悲悯和以经济学洞见造福于人类的人文关怀。中国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近现代社会复杂、动荡而多变，这注定了它在世界消除贫困、提升人类生命质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固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仍面临重大困难，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正确的经济学和有学术良知的经济学家。深邃、敏锐而超时代的科斯先生必定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由此，我们除了对这位百岁老人的非凡之举肃然起敬之外，就没有必要再感到任何讶异。

时值科斯教授百岁华诞，我们谨将此译本献给伟大的罗纳德·H.科斯教授！

罗君丽　茹玉骢

注释

[1]　参见R.H.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也可参见该书中译本《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第1页。

[2]　参见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八章“马歇尔和英国的方法论讨论”，第95—129页。

[3]　参见J.de V.Graaff: "Pigou, Arthur Cecil"，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939页。

[4]　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5]　参见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fluence", i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liver E. Williamson and Sidney G. Winter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3。

[6]　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第199—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