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漫步回家

当我二十来岁时，一方面，我是前途光明的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我是个稍微有点不按常理出牌的女生，比如我会在公园里和鸽子说话。事实上，两者都是我。当时，我深深意识到我需要掩饰自己，根据所处的环境，我知道尽我所能地掩饰自己，例如：我在工作面试时就不能自言自语。我必须打扮得体，以免引起路人注目。我知道在很多场合都不宜告诉他人：我的家是一个动物园，满是狗和猫。我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生活。我认识到，虽然我不知道大多数规则制定的目的，或者更重要的是我打破这众多规则的后果，但我需要尽我所能地遵守这些规则。偶尔我会碰到个别人让我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情，但我知道多数时候人们希望我能随大流、低调行事。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道理都很正确，麻烦的是，我仍然没有遵守这些规则的能力。

我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从相对安全的港湾——我大学所在的城市搬到了德州休斯顿。以任何人的标准，这都是一座超级城市。我搬家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对自己的生活考虑很多，其实我没有来这里的其他任何理由，我只是想离我未来的丈夫近一点儿。当时我刚刚拿到学位，这让我有了足够的自信——既然能拿到硕士学位，那么，我一定可以完成我决心完成的任何目标，包括在一个陌生得让人窒息的环境中独自生活。我以为拥有硕士学位就可以让我在就业市场上受到足够的尊重，尽管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职业。我以为我可以胜任很多职位，即便是在我所学的多媒体传播学领域之外的职位，我也可以胜任，我太天真了。实际上，我目光短浅，而且因为自己的阿斯伯格特征，我依然非常脆弱。但此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强，所以，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找到工作的希望。最后，我得到了我申请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工作可能是除做自由撰稿人之外唯一适合我的工作。抵达休斯顿的两周后，我在休斯顿大学当上了一名讲师。

我不知道在大学当老师最吸引我的是不是我有更多的自由，或者是这份工作不需要我在生活方式方面做出太大改变，我指的是我在读大学时就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当大学老师的工作一切都很好，甚至比之前更好。我喜欢老师有规律的生活，喜欢不上课的时候有自由安排的时间。我喜欢学习新知识，并把它传授给学生。教学相长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最喜欢的，是大学里老师和学生之间松散而短暂的师生关系，我喜欢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

我的工作一切都近乎完美，只是有一点——学校的地理位置不尽人意。我所工作的校园位于非常繁忙和拥挤的市区，我不得不日日面对一场噩梦。我去上班的时候经常迷路，时不时地在单行道上开错方向，或是错过出口，或是绕了弯路。更糟糕的是，我当时开的是一辆迷你旅行车，不是自动挡，也没有空调，换句话说，在休斯顿炎热而潮湿的气候下，我的车让我的不舒服变本加厉。所有这些因素都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即使我勉强到了学校，也是浑身汗水，黏糊糊的，焦虑不安，头昏眼花，混乱不堪。幸运的是，我对教学的热爱以及大学校园里优美的环境挽救了我，所以，在我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之后，我彻底爱上了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改变了。

为了避免这些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因素——交通拥堵带来的混乱、可怕的噪音、湿热的天气以及担心迟到——我决心每天黎明即起，赶去上班。虽然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让我避免了阿斯伯格综合征大多数明显的弱点，但它让我直接陷入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陷阱：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标志性特征——社交障碍。

我喜欢在早晨六点三十分就到校。我喜欢空旷的校园、笔直的走廊、阶梯教室里排列整齐的桌子和椅子。我喜欢空无一人的教学楼里那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感觉。那时它还没有充斥学生说话的声音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也没有太多的图案和颜色。我喜欢宁静，也喜欢独处。在安静的校园里，我从快节奏的生活中放松下来，我的耳朵得以休息。我全身心地放松自己，我会有安全感，对周围的环境有控制。我知道，在宁静的环境中，我会逐渐平静下来，但我没有意识到，虽然我的感觉器官不再容易受到刺激，我本身却容易遇到危险了。

记得一天早上，我去上课。像往常一样，我端着咖啡，胳膊下夹着讲义，等着上课时间的到来。当时我肩上还背着一个重重的背包，带着所有我需要的东西，我步履稳健，意气风发。通常，我会一直这样，一切安好，平和地等待学生的到来。但那天，我有了一位不速之客。记得当时我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突然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人进了房间。我看见了他，但我丝毫没有去想，为什么他会在一大早就到了学校。毕竟，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注意到那个人，他比大多数学生的年纪要大，穿戴也和大学生不同，他不是穿着牛仔裤或是穿着正装，而是衣衫褴褛，穿着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件松松垮垮的褪色衬衫。他的脸色苍白，皮肤粗糙。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有特别警觉，只是恼怒地看着他。我听到他在和我说话。他的声音单调，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向我靠近，但是此时我对于他出现在教室里还是没有太过担心。我更多的是好奇，只是觉得他侵犯了我宁静的空间，而不是担心他可能对我的安全会造成威胁。他告诉我，他进过监狱，刚刚被释放。这时我开始有所警觉，但也没太在意。此时我的注意力都在他脏兮兮的外表上，而没有注意到他对于我可能存在潜在的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的阿斯伯格特征让我意识不到这个男人在此时出现是很反常的，甚至对于我是有危险的，但是同时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却帮我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当他离我只有一只胳膊远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任何时候、任何人侵犯了我的个人空间，我都会不舒服，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受到了羞辱。他的体味是如此难闻，与其说是害怕，更多的是厌恶，虽然我应该非常害怕。从常理上来讲，我想我一直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学生，也不是一个友好的路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但是直到他和他的体味侵犯了我的个人空间，我都还没有太相信自己的逻辑判断。

当他侵犯我的个人空间时，我开始往后面退，躲开他和他让我作呕的一切，但是他继续向我走来，越来越近，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但我不知道应该高声呼救，也不知道应该逃跑，虽然我一直在向后面退。我不认为我当时是吓坏了，我清楚地意识到房间的寂静和窗外的昏暗，以及我和那个人独自待在房间的事实。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否感到害怕，就像看到我的孩子跑到了车水马龙的马路中间，眼看着一个可怕的事故快要发生了。

谢天谢地，不可思议的是，我的一个从未早到过的男学生走进教室里，并迅速勇敢地走到我身边，夹在那个人和我中间。不知为什么，当这个学生接近我时，我并没有感觉他冒犯我，但这一举动却确实威慑到那个人。眨眼之间，他就消失在门外。那个人走后，我记得那个男学生问我好不好，是否需要什么帮助，那个人是否伤害到了我。我记得当时我仍然很平静，甚至还在想为什么他是如此担心。然后我回忆起那个人难闻的味道，还有他侵犯了我的个人空间。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应该害怕，我在识别力方面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意识到刚才我是多么的幸运。

我把这次经历当成一次教训，就像一个学生学到一些知识用以通过考试。它教给了我关于自我保护的一课，而这不是我生来就知道的。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我还是独自去很多地方，但从未忘记留意出入口的位置；从未忘记提醒自己如果有人走得太近，我应该尖叫；从未忘记提醒自己在这世界上有人是会伤害别人的。有时候，教训的代价高昂，甚至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为了理解人类行为而付出的代价，真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我在大学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我对人的行为的了解甚少。客观地讲，我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目的是否会给我带来人身伤害方面是多么无能，我无法判断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人是安全的，什么样的人是有趣的，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而什么样的人是我需要远离的。在那时我意识到，有一些关于友谊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即关于建立友谊和维系友谊的规则，但我仍然不清楚这些规则和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坦白地说，我当时对这些问题仍然感到困惑。

离开大学后，我找到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我享受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每一秒钟，享受教学的方方面面。但面对和我一起工作的成年人，我常常感到尴尬。

当我和一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些表演倾向。表面上我微笑着，做出诙谐的评论，讲述有趣的故事，但当我肚子里的故事都讲完了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就好像走下舞台。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宽容和善的同事，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做不到。比如说，和一个朋友见了面后，我搞不清楚要隔多久就可以回送他一个“想念你”的小礼物。如果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我认为是新朋友会喜欢的礼物呢？我应该买下礼物，放上一段时间，比如说六个星期，然后再送给他呢？或是在当天下午我就可以送给他了？还是我对于礼物的整个概念都错了？是不是我看到的礼物只是促销的商品，而不是我真正想买的东西？如果在接电话的时候，感觉谈话无聊或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应该继续聊下去吗？如果在谈话中出现尴尬的停顿，我是应该挂上电话，还是应该讲一个笑话或者只是坐在那里？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人，但是我又不能忍受他的一些行为或习惯，我可以马上告诉他吗？或是我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等多久？而如果我不告诉他的话，我应该做些什么从而令自己不在意他那些恼人的习惯？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人际关系是我的短板，这些问题让我精疲力竭，思绪纷乱。我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和其他人说过的话反复考量，他们接下来还会说些什么，是轮到我说话了，还是该其他人说话。为什么不同的朋友会有不同的标准？这些事情总是让我分心和焦虑。

如果我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身上，我想我可能还在教书。当然，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无论我是否感到不适，我都不得不与学校的管理人员、咨询师、家长和其他教师打交道。我从来不想和我的校长打交道，或是在教休室和我的同事一起休息，或是和家长谈论学生之外的话题。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参加教职工会议，我讨厌我必须是团队的一员这种思想。我不得不加入教师合唱团，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期望。当课后家长缠住我，向我讲述他们生活中的故事或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时，我都不得不面带微笑地倾听。幸运的是，当我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努力表现得感兴趣，好像自己被周围的人和他们的讨论打动了。我所要做的这一切，让我感到自己分身乏术。一个“我”会点头，会插话，会对长篇大论表现出兴致昂然，而另一个“我”只会听到自己内心的想法，感到烦躁不安，一心想着逃走。这两个“我”都不擅长仔细倾听整个对话，但都非常擅长听每句话的前半部分，然后无视后半部分。

并不是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言语、行为激怒了我，或者是让我感到无聊，事实上还远不止这些。人，尤其是我从未见过的人，从未想过的人，是他们打破了我的平静，让我思绪纷乱。我的心深陷在噪音、光线、不对称的图案、气味和影像中，我要拼命地去想每一个字、每一个人所说出的话语的深层含义。如果我不能找到理由离开会议室（相信我，我可以找到许多个人理由），我会用我最喜欢的强迫性仪式动作让我的心安定一些。我可以一遍又一遍数到十；我可以在脑海里用我喜欢的句型造句，同时用牙齿在口中打着节拍；我可以编写我喜欢的语句，用左手拼出头两个字母，然后用右手，再左右手交替，直到把整个句子都拼写完成。

有时候，我猜想其他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动作进行掩饰，并假装他们也对眼前的话题感兴趣，在这一点上，我可能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不同之处，我想在于如何进行结束。我发现其他人可以随意地停止他们所做的掩饰动作，只要他们需要。但是我不能，我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完成我所摹画的对称的图案，或是直到完成一段节奏。我不能很轻松地把我的强迫性仪式从我的大脑中移除，直到我完成。我尽最大努力去做到不分心，特别是当我知道我可能会被叫到当众发言，我知道在会议上集中注意力、与他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短时间内，我可以做到。但当我回到教学中时，我不得不和自己斗争，让自己保持正常。我努力让自己不东张西望，去看着学生的脸，而不是他们的手势。对人们的手势的关注让我很难跟上谈话的内容。我会做笔记，希望只要记下人们说的一切，我就能像猜字谜一样理解他人的话语。我在会议上滔滔不绝，讲述自己的想法，就像我真的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当这一切都失败了，我会依赖一个“适应”的技巧，无非就是模仿。作为一个专业模仿者，我能轻易地模仿另一个人的性格，就如同其他人得一场感冒那样容易。我审视身边的人，然后有意识地模仿。我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仔细记住他们的特征，直到宛如“啪”的一下打开灯，他们的性格上了身。我可以改变我的言谈举止、我的声音和我的想法，直到它们匹配我想模仿的那个人。当然，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同时，我有点尴尬。但这样做可以让我和周围的环境保持联系，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模仿其他人的行为显然比我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更容易。

老习惯是很难打破的，有时我注意到，即使我现在是在家里工作，没有了要适应外界工作环境的压力，我也会去模仿。有趣的是，我认为没有人意识到我在模仿，甚至我模仿的那个人也意识不到。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行为，除了非常了解我的人和几个很细心的朋友。偶尔我会失去自我，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而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我的也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女儿。她能立刻注意到我转换了我的嗓音或我的行为去模仿别人，她会毫不含糊地阻止我去模仿别人，不要再假装冒充另外一个人了。我明白她的观察是正确的。这正是有趣的地方，别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会在我自我觉察之前识破我的伪装。

尽管我应该停止模仿他人，但模仿他人比做自己更容易适应环境，模仿另外一个人比做自己更舒适，从表面上看更容易成功。我时时刻刻地模仿别人，这样做不用费什么功夫，直到其他人注意到了我的行为，我决定不再伪装了。在我女儿和一些最亲密的朋友的帮助下，我想我会做到的，因为我知道，和我信任的人在一起，我不会摔得头破血流。

我的朋友们会永远和我站在一起，无论我说什么、想什么或是做什么。他们给了我一份礼物，尽管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了我——自由，让我尝试着去发展自我。我继续完善自己，即便我违反了社会规则的时候，这些朋友也不会弃我而去；即便我的言行冒犯了他们，他们还是会对我伸出援手。我知道，这是每个人都该珍视的，但对阿斯伯格人士来说，这意味着更多。我的朋友们是我的晴雨表和镜子。通过他们的行为，我可以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通过他们的眼睛，我可以更加看清那个真我。

我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我从小玩到大的玩伴莫琳，以及在我阿斯伯格特征最明显的时候所认识的玛戈，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接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总是愿意给予我关于我行为的建议，或是告诉我该如何理解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坚定地肯定我做我自己就好。在他们眼里，我一切都很好。他们微笑着，挥挥手臂，忽略我的小怪癖，好像在说，你挺好的，抬头走路吧，你能做到的。他们是我自信的源泉、挚友、啦啦队和顾问。当我走得太远时，他们会拉住我；当我犯明显的错误时，他们会保护我；当我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吃苦头时，他们会为我加油鼓气。但最重要的也最可贵的是他们在漠视我的人们中间保护了我，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

他们乐于保护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快速来到我身边，或者只是寥寥几句地安慰我，或者仅仅是看一下我，但他们从不屈就我。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我的阿斯伯格特征反而成就了我，我因此更坦率、有自信、有创造力，同时坚韧不拔和忠诚。他们首先把我当作一个拥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人，同时有一点点与众不同，他们让我开始发现自己有许多正面的品质。虽然我不能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他们对我的信任让我开始相信自己，让我变得不那么忧虑并更有能力。事实上，莫琳和玛戈对我自尊心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令我将内在的自己与我的阿斯伯格特质融为一体。只要一想到我的朋友会永远在我身边，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会感到安慰和鼓舞。

当我和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也是需要朋友的，有时候，我甚至会尝试让这份友谊更深入。我会邀请朋友过来吃午餐或去参加社交聚会，甚至邀请他们和我一起去逛街。但是，除非被我邀请的人的个性是极其简单直率的，否则我又会像是在舞台表演一样，复述老一套的故事和笑话，直到我的胃开始痉挛，我的大脑开始“死机”。我担心，我在这方面的无能并不仅仅会对我自身有影响，也可能会影响我的孩子。我不希望因为我喜欢孤独，孩子们就认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做个孤独者；我不希望孩子们感到尴尬，因为他们的妈妈情愿待在家里，而不是加入其他妈妈们的茶会；我不希望被我拒绝的人感到愤怒。我希望人们能理解，我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和他们交往，然后就可以幸福和满足地走开，我并不是在逃避或不友好，只是社交容易使我精疲力竭。

我喜欢我的朋友，希望每天花几分钟和他们待在一起。但我想，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阿斯伯格人士，他们可能永远不会与他人发展出亲密的友谊，即使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以自我为中心，如何理解非语言信息，如何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如何欣赏社交礼仪的细微差别，比如保守秘密和不越过个人空间的边界。简单地说，真正亲密的友谊往往非常难得，无论你是谁，如果我给一个阿斯伯格人士做咨询，我想我对友谊的定义一定非常诚实和客观。我会试着解释，有时候无论我们怎么做，无论我们是多好的人，但友谊的建立确实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我会举例子、讲故事，例如，人们搬到了很远的城镇，人们事务缠身，人们的日程安排不一致，人们的兴趣各有不同，人们喜欢不同的娱乐方式，而且人们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责任。我会试着解释，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等都会对友谊产生影响。

我担心有的阿斯伯格人士的刻板思维（死脑筋）会让他相信建立友谊的神奇方法就是：表示友善＋分享玩具＋保密＝友谊＋邀请、参加朋友聚会。我担心，如果这个等式不成立，将会发生什么？

我很清楚，无论有或没有一大群的朋友，生活都可以是很精彩的。但是我还是会尽量帮助阿斯伯格人士理解，友谊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友谊可以是随意的和短暂的，也可以是牢固而持久的。我想我会尽量帮助他们寻找朋友，让他们和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他们可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思想、道德观念、信仰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我会鼓励他们加入特殊兴趣俱乐部。我会建议他们花时间和邻居、同事、同学及共同生活圈子的人交往。我会建议他们养宠物，不仅仅是因为动物可以慰藉心灵，而且动物拥有人类所有最优秀的品质，还可以让陌生的人们走到一起。这就是我的建议。通过这种高效的开诚布公的社会技能训练，可以帮助阿斯伯格人士找到适当的社交圈子，所有的阿斯伯格人士都能交上朋友。但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他们会交上朋友吗？

我深深地暗自担忧，就是有的阿斯伯格人士可能会苦苦寻觅友谊，但只是因为他们的阿斯伯格特征，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无法结交朋友。当我想到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心都快碎了，我知道，当他们蹒跚前行的时候，现实会让他们受到深深的伤害，让他们备感孤独，越来越疏远他人。一些无形的无法触摸的边界，摧毁了他们的成长，幸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空洞，看不见，并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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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迫性仪式动作是一套重复刻板的相互联系的动作。此种仪式动作往往对病人有特殊的意义，病人完成这种仪式是为获得幸运和吉兆，从而使内心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