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最具理论色彩的陈述中，孟德斯鸠断言，是普遍的道德（moral）和物质（physical）原因，而非偶然性或特殊的原因，统治着世界并解释了罗马的伟大和衰落。在此我们不可能探讨他会怎么定义这里涉及的基本术语，或者追问他的论文是否给伟人的行为或偶然的影响留有足够的空间。尽管如此，很明显，书中并没有弥漫着自然的（physical）、历史的或神学的目的论。孟德斯鸠把罗马当作一个完全“自然的”（natural）现象（就该词的现代意义而言）来处理，有比其他国家更易辨认和更令人难忘的开端、中途和终结，需要结合一般和特殊的原因来进行解释。他就像一名笛卡尔（Descartes）信徒那样写作，不像笛卡尔本人和其后的帕斯卡尔（Pascal），他不肯将人类事务的领地丢弃给特殊性、偶然性和无法理解的东西。在这个规划中，神灵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奇迹——或者，更宽泛地说，特殊神意的神圣行为——扮演何种角色，他从未细说，只是点到即止。一般的“道德”原因之间也没有神灵影响的立足之地。与“物质”原因相对的唯一的道德原因，似乎就在于人类变动不居的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直接相关的制度、习惯和行事方式；关于道德性（morality）的观念只是为数众多的观念或道德原因之一。作者也从未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理论原则问题，道德原因和物质原因如何互相关联。这部作品自然而然地专注于道德的或人的原因，虽然也没有忽视诸如气候、地理和土壤等物质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道德原因中，孟德斯鸠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乎罗马生活的关键问题的原因，因此也就是那些政治原因。他对社会的、经济的、军事的、技术的、智力的、宗教的和其他种类的道德原因的影响十分敏感，但总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罗马政治体的本质和行为。是政治共同体而非其他，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罗马盛衰原因论》不仅在构思上独立于宗教，它还有一种强烈的反基督教意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该书满怀同情地复活了罗马的伟大这一形象，不过，同一意图的更具体的迹象，也大量地散布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和未说的话里。譬如，他以引人瞩目的坦率谈论异教徒自杀背后的动机，此后不久，他声称图拉真是“最适于为人性增荣，充当神性的代表的人”，接着就毫不吝啬地赞美起这位廊下派信徒，显然把他与自然和人性而非基督教的上帝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诸如基督诞生、基督教的传播、它受到的迫害、君士坦丁（Constantine）对它的宽容和尤利安（Julian）的叛教这些重大的基督教（和罗马）事件，却被埋在死寂的坟墓里——他根本从未直接叙述过，也鲜有提及。当读者已经习惯对于基督教的存在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论述阿提拉（Attila）和西部帝国的崩溃的第十九章，突然以一个连本章标题也没有指出的话题开始。这个话题就是当时风行的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争论：基督教对罗马的崩溃是否该负责任。孟德斯鸠花在异教立场上的笔墨稍多于在基督教立场上的笔墨，之后，他把如下观点归之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古罗马人，由于某些人类的美德，得到一些像这些美德一样空洞的酬报。”他并不试图直接平息这个争论，但他引用的这句话优美而简洁地揭示了他的作品的意义。之后整个问题突然间就中断了，他接着表现出对匈奴人阿提拉的人格及成就的非同寻常的迷恋。

对基督教的批评在接下来论查士丁尼的一章中开始升级，在讨论孟德斯鸠所谓的东部或希腊（不是罗马）帝国的最末三章，这种批评达到最强音。他比较了异教罗马的宽容和基督教的查士丁尼对基督教异见分子和非基督教派别的灭绝政策。他描述了希腊人对异端的搜捕，他们如何丧失了对其君主的服从。他提到基督教趋向于放宽对与宗教无直接牵连的罪行的惩罚，包括叛乱。为说明伊斯兰教为何能迅速征服基督教的东部帝国的某些部分，他援引了“一位闻名的作者”，[3]大意是说，疾病（sickness）或虚弱是一个基督徒的真实状态，他非但没有否认这点，还将这句箴言用于基督教会的状况，声称当教会的世俗扩张和权力最受限时，即当它“病得最重”时，才是它处于真正的巅峰时。他描述了希腊人的狭隘眼界，他们的迷信和愚顽，他们无休止的宗教动乱，他们的胆怯懦弱，末了，还有他们对政治行动的漠视，竟至于危及生存的地步。

孟德斯鸠在结束他对希腊人的批评时，谈到区分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基本需求。他赞许地引用了罗马人对这个问题的古老解决办法，即虽然区分了这两种权力，但实际上没有独立的神职人员，从而把至上的宗教权威赋予最高的政治权威。因此，我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孟德斯鸠认为基督教是（西部和东部）罗马帝国衰落的助因，恰如伊壁鸠鲁主义促进了共和国的衰落。但是即使没有基督教，这个帝国也处于腐化状态，孟德斯鸠详述希腊帝国和基督教之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阐明基督教对政治生活的根本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一部思考罗马人的伟大及衰落的作品，却以显然是献给希腊人的三章书收尾。面向来世的希腊人——其最不受限制的形式是指基督教——恰好是罗马共和国直接的对立面。

在为古罗马的政治生活欢呼时，孟德斯鸠不仅摒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他显然也拒绝了现代理论和实践。他很少对现代的东西表示赞许，而且经常只是附带提及。他确实对诸如航海的进步、沟通技术扮演的防止各种针对国家的阴谋的角色、伯尔尼的瑞士共和国的命运、欧洲君主比罗马皇帝更有限的权力，以及英国政府固有的自我纠正功能之类的东西表示赞赏。他认为，帝国时代罗马为没收公民财产而将他们处死的惯例已不再可能，这要归功于更淳良的风俗和一种“更克制的”宗教（即基督教）。他承认，罗马人对儿童和奴隶的处置是在戏弄人性，缺少“我们称为人道的美德”。但他同时也狠狠地批评了现代欧洲势力在殖民地的不人道做法。他对自爱（self-love）[4]的分析具有一种反基督教的意味，但也有一种特别现代的意味，他的另一个主张，即人民为自己争取至上权力的最合法的基础就在于其自保的权利，也可作如是观。但是，尽管他有这少许保留，钟情于后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人道主义和凌越于这个帝国主义城邦之上的技术和政治可能性——只是在《论法的精神》里，他才允许这些保留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但是，《罗马盛衰原因论》只能被定性为一座异教共和国罗马的纪念碑。然而，它也隐然是一座马基雅维利的现代精神（genius）的纪念碑，他是第一个敢于提出对罗马人的伟大的正确理解并为之辩护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