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的天意

平等的逐渐推进和民主的来临首先是基督教世界的独特现象，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观察结果和判定。然而，这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天意（providence）的事实/行动。[2]天意的特征是不可阻挡、普遍、持久。所有人的行动和人类历史，无论在面对天意决定的发展进程时是对抗还是合作，无论人们对他们身处的历史潮流有没有意识，天意将实现其预定的计划，而所有这些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是天意的工具。托克维尔在这里俨然是以神意阐释历史的神学家。[3]

天意似乎也在通过基督教来推动民主的实现，这是《论美国的民主》导言和第一部分第二章中对美国民主起源的论述引导人们注意到的现象。他指出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不会反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在各阶层中招募教士从而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平等，而支持人人有能力发现通往天国之路的新教对平等的进程助了一臂之力。（DA，I，pp.4-6）在探索民主特别是自由的和政治性民主的起源时，托克维尔赋予了基督教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自由的和政治性的民主萌生于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的自治性的社区：市镇。这些市镇是以全体公民同意的契约为基础建立的“城邦”（cité）。[4]鉴于这些清教市镇明显的宗教起源和目的，托克维尔似乎暗示，从基督教可以推导出民主，或者，至少基督教和民主能建立某种内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似乎天意在这个世界上预留了一块土地让这些基督徒进行民主建构的全新试验。为了逃避在英格兰遭到的政治和宗教迫害、追求信仰自由，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可以实现他们的宗教和政治理想的家园，而在文明发展了几千年的世界上居然存在一块新的土地成为民主可以顺利发展的试验地，这不能不让人推测这块土地刻意被天意保留来实现其计划。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手稿中托克维尔写道：“美洲的发现好像是对创世的完成”。（DA，I，p.26，note e）仿佛民主已经隐含在创世的计划里。

这块天意准备的北美土地不像南美一样过于燥热且到处果实累累以致削弱了人们劳动的主动性，也不过于贫瘠而无法开垦以致人们无法于此立足生存。这里的土地足够肥沃，资源也相当丰富，只要付出劳动、勇气和智慧就能带来富足。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上虽然已经有印第安人生活，他们占据但却不拥有它，因为对土地的开垦种植或者说农业才能让人们拥有对它的财产权。[5]而印第安人以游居打猎为生，因此他们只是这块土地的居民而不是主人。而当主人到来时，居民就必须离开，他们被驱赶得在他们生活了几千年历史的土地上无法找到容身之地：“这些民族的毁灭开始于欧洲人登陆的那一天起，并一直继续到今天结束。天意将他们置于新世界的财富当中，似乎只不过让他们拥有短暂的使用权。他们在那里似乎只是在等待”（DA，I，p.24）。

印第安人的毁灭也是天意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托克维尔对印第安人的命运持有深切的同情。印第安人成长于其“本性的野蛮中”，他们的举止中有一种习常的矜持和贵族的礼让，他们坚韧的勇气、灵魂的高傲、对独立的激情甚至是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的公民德性所不能媲美的（DA，I，pp.22-23）。但是这些“高贵的野蛮人”的独立精神和原始美德却被文明败坏，并且这一败坏是这些渴望平等的文明人把自己与这些印第安人的不平等强加给印第安人的结果。[6]或者说，在这块将成为平等精神的家园的新土地上，一切却是以最残酷的不平等开始的，并且这不平等一直伴随着平等进程。对平等如此敏感的托克维尔对这造成血腥毁灭的不平等不可能无动于衷；当他提到农业赋予对土地的所有权时，他不会不注意到，在这块土地上，农业成为可能也是以驱逐土著的暴力为前提，熟读卢梭的托克维尔不会不知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暴力与权利的讨论。[7]他虽然在导言中对印第安人问题没有详细论述，但在第一卷的最后详细讨论了欧洲移民和美国的西进扩张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性打击；美国人在标榜人权和自由的同时对印第安人的人权进行赤裸裸的践踏，[8]这没有逃过他的抨击。他嘲讽美国人以对形式和合法性的热爱一点点地摧毁印第安人：“人们在毁灭人的同时还能表现出对人性法则的尊敬”，并且因此感慨，“应当承认，这个世界是个悲惨而荒谬的戏院”（DA，I，p.261）。

我们不免因此困惑而质问天意的公正性，或者可以提出民主的神义论问题。[9]当然，托克维尔不是神学家，神义论问题不是他要回答的问题。但如果认为托克维尔的天意仅仅是辩护民主的修辞，就忽视了这位思想家思考的曲折。托克维尔事实上表明了天意的复杂，甚至暗示了天意的两面性：天意主导的历史进程在创造的同时也在毁灭。在作品的开端，他就开始运用贯串全书的对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较，试图客观地揭示出从贵族制到民主制的历史演变给人类带来的得与失。托克维尔在指出作为天意的民主之不可阻挡及其正义性的同时，揭示了民主的暧昧，因为在充满暴力的民主历史中我们不能断言民主意味着必然的完全的进步，而即使在民主和平的发展中，人类在更新和前进的同时也在放弃和遗忘曾有的高贵和美好。[10]他认为不能确定民主的社会状态是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好的社会状态（DA，II，p.8 note e）。他表明他要保持公正的态度（DA，II，p.8），努力超越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对民主的历史进程做出客观的揭示，对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不放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民主的必然性时，他用的词一直是天意（Providence）而很少是上帝（Dieu），也就是说他在叙述民主的必然进程时提醒人们去面对主宰者在历史中的意志，而不是在历史中向他们个人面对的上帝祷告。而对于天意，我们无法通过祷告来使之改变。问题是，面对天意我们如何思考？天意的细致计划是超越我们的思考的；至少当我们审视民主社会中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命运时，我们对天意的复杂性会有更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