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速进入长期趋势性放缓阶段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一国或地区潜在生产能力的增加，是生产可能性的外移。但受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资源约束、技术条件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从发达国家历史看，日本、韩国等在经历二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都曾出现过经济增速的“台阶式”下降。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传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放缓、方式转变的深度调整阶段。多项研究表明，⁽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逐步下降到7%左右，2020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到5%～6%。与以往经济周期性放缓不同，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期趋势性放缓阶段。

（一）“十二五”以来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

2000年以来，伴随住房商品化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增长阶段，2007年GDP增速高达14.2%，远远超过当时潜在经济增速水平。2008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虽然在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下，2009—2010年经济增长有所反弹，但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201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仅6.9%，不足2007年最高增速水平的一半。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这与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普遍低迷有关，但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是经济客观发展规律决定的。“十二五”时期，中国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效应更加明显。从实际GDP季度增速变化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速已经由2010年一季度最高的11.9%稳步下降到2015年四季度的6.8%，增速下降幅度达43%（见图1-1）。

从各地情况看，虽然中国城乡区域发展阶段和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经济增速下台阶的现象也很普遍。考虑到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自2012年以来持续四年负增长，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程度甚至可能比官方统计数据更加恶化。2010—2015年，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速普遍出现明显滑坡，许多省市增速下降达40%以上，辽宁、山西等省市2015年，经济增速仅3%左右（见图1-2）。从名义GDP增速情况看，全国有8个省市名义GDP增速不足3%，甘肃、黑龙江等省市名义GDP增速甚至出现负增长。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分化，但无论是东部出口依赖型省市，还是中西部资源型、重化工产业主导型省市经济都显著下滑，这从侧面说明传统发展模式步入瓶颈阶段，经济增长趋势性下降不可避免。2016年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为6.7%，“十三五”期间维持6.5%的平均增速也需要巨大的努力。

（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年，按照当年价格核算，中国投资率高达46.7%，不仅明显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历史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中国“大跃进”时期最高水平。从国际横向、纵向比较看，除韩国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投资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不足中国目前水平的一半（见图1-3）。地方政府层面，2014年，中国近一半省份的投资率高于60%，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的投资率甚至高于80%，一些省市的投资率甚至超过GDP的100%（见图1-4）。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透支经济增长潜力的问题非常突出。

中国投资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固然与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因素相关，但从长期趋势看，受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因素制约，以及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金融风险、资产泡沫等约束，中国继续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面临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2007年以前，中国投入3～4单位的资金，即可产出1单位的GDP，但到2014年，中国需要投入6单位以上的资金，才能产出1单位的GDP。可以看出，由于长期过度投资和产能严重过剩，在不足十年时间，中国投资效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今后中国投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缓，投资增速需要低于经济增速，才能有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解决国内消费推动增长的动力问题。

（三）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出现长期趋势性转折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指一国在价格稳定条件下，可持续的、最大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潜在经济增速的评价主要有就业、价格水平、资源利用效率不同视角，例如，格里高利·曼昆（2003）从充分就业的角度出发，认为潜在产出是指“经济资源处于充分就业或者失业率处于自然水平的最大产出水平”；保罗·克鲁格曼（2009）认为潜在产出是指“通货膨胀处于合理和稳定的水平之下，一国的可实现的最大产出水平”。中国政府2013年就提出，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实质也是要求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如果一国一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人为财政刺激下，甚至是一些明明知道已经过度使用的政策刺激下才能维持，这种增速和增长内容就难以持久，而且将带来后期负反馈作用，进一步抑制增速。

经济发展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短期主要受投资、消费、净出口等需求侧因素影响，中长期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制度条件等供给侧因素影响，并且短期与长期因素交织，与外部市场、周期性经济波动等相互影响。对中国而言，作为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还受制度变革、机制改革等因素影响。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速可分解为劳动力增长贡献、资本增长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从短时期看，劳动力数量增长一般比较缓慢，资本的增长相对历史累积的巨大资本存量也比较小，技术、制度的变化其过程也往往很缓慢。从长期看，通过分析这些供给侧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可以看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出现长期趋势性转折。

1. 劳动力数量开始负增长，传统“人口红利”因素已经丧失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红利”开始形成，⁽²⁾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1982—2000年，“人口红利”因素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约27%。⁽³⁾

伴随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以往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数量效应从正面转为负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2—2015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由9.2198亿人下降到9.1096亿人，下降了1.2%。从外出农民工数量看，中国2010年外出农民工增长了800万左右，同比增速达5.4%，而2015年接近零增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重都出现下降，意味着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开始进入拐点。不考虑其他条件变化，按照较保守的估计，仅劳动力数量变化一项因素，就可能导致中国长期经济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

对中国而言，不仅劳动力数量扩张已经基本饱和，继续增加劳动强度也没有多少空间。由于长期人为压低劳动力要素成本（低工资、低福利、低收入），中国劳动参与率、劳动强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中国就业人员普遍劳动时间过长，加班成为常态，劳动强度过高，这也是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正实现每周40小时工作制，估计可以增加几千万人的用人需求。此外，虽然目前也有很多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但可能增加的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并且可能带来中青年阶段消费和投资的缩减，对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总体来看，中国已经没有扩大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强度或延长劳动时间来继续提高生产率的空间。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人口转变最快的国家之一，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抚养比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中国已经进入“未富先老”阶段（见图1-5）。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对长期人口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世行研究表明，即使达到较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中国人口增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出口行业面临严峻转型压力，人口因素变化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冲击可能比数量变化带来的影响更大。

劳动力“红利”的廉价使用，是中国过去以外延扩大为主低端加工业高速扩张的重要外部条件。随着劳动力数量增长阶段的结束，这种外延扩张也失去了一个重要条件。由劳动力的低价供给形成的所谓低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必然逐渐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使更多的劳动力从高强度简单重复性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转变为较高劳动技能投入，提高劳动质量和单位劳动产出。中国淘汰掉一部分简单低附加值加工业，减少一部分低附加值高资源投入的原材料工业，全面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劳动报酬比率，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须，也是全面提高消费水平的重要前提。劳动力报酬和成本的提高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2. 资本回报率不断降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持续下降

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为实现经济赶超发展，中国一直延续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发展道路，积累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产生了压抑消费增长的代价。研究表明（Louis Kuijs，2009；伍晓鹰，2011），虽然中国也具有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近十多年来，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快速上升，实际走的是“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

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不仅严重超过中国国内有效需求数量，也超出了全球市场的可持续消纳能力，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并严重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从资本利用效率角度看，由于受到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制约，依靠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如果按照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衡量，中国获得一单位GDP增量需要的投资量，已经由2007年之前的3～4单位左右，快速上升到目前6单位以上（见图1-6）。

从全球范围看，长期依赖资本扩张型的发展模式也面临不可持续挑战。主要发达国家依靠低利率维持经济增长，造成经济增长日益金融化、虚拟化，压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造成收入分配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度依靠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中长期处于低端地位，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不仅仅是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竞争、资本和劳动收益不合理分配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已经不可能延续发达国家依靠投资的传统模式，也没有继续扩大出口的市场空间，必须开创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对中国而言，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限制了投资继续快速扩张的空间，资本回报率约束下单位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国民收入中资本积累占比过高，抑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拉动作用。在这种双重约束条件下，今后中国依靠高投资维持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特别是，在传统生产制造领域投资趋于饱和情况下，大量新增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其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很有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发展阶段，与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不同，总储蓄率将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增长更加显著，进而投资继续增长的空间比较有限。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降低，实质上与鼓励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根本一致。

3. 技术创新难度加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任重道远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性指标，其来源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一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包括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一是制度进步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包括体制优化、组织创新、管理提升等。从微观层面上看，实施技术升级改造、改善管理等，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在全球居于前列（见图1-7）。一方面，作为追赶型经济体，中国广泛吸收引进国际先进企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无论是企业技术水平还是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作为转轨国家，中国全面实施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包括劳动力、土地、能源在内的各类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发挥了重要贡献。

经过三十多年的赶超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许多行业已经接近全球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各种利益掣肘、体制变革增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快速增长的难度增大。以节能为例，目前，在许多工业制造业行业，全世界生产能力的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许多企业能效水平居于全球前列，进一步持续大幅提高能效的难度加大，继续提高能效要从单项技术为主转变为提高系统效率，包括减少无效投资，防止产能过剩引起设备低效运行，过度竞争影响系统最优运行等中观甚至宏观方面的系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