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西方中心史观

近代西欧文明的优越与极限

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下获得解放是在“近代”。从古代到中世纪，即在整个漫长的前近代时期，人类一直把雷电、暴风、洪水、地震、海啸、疫病等自然灾害看作天意而产生敬畏。可是，随着炼金术、魔术变为化学、物理学，伴随着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灾害已不再是天意所为，“地心说”已经被“日心说”取而代之。而且，以科学文明和技术发达为支撑的资本主义在所有领域的数据上都呈现飙升的趋势，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被视为绝对的“善”。最早察觉到其中潜在陷阱的人们，于19世纪推出了共产主义。尽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也是一场理想化的人类革命的宏大试验，但理论和实际并未合拍，人类并没有像理论那样如愿以偿。随着20世纪末期开始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也不可阻挡，迅猛地席卷着全球。

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民主主义，而民主主义最基本的则是自由、平等、人权、少数服从多数、法治主义。虽然诸如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少数服从多数等听起来都十分“民主”，然而在其之下却陷入了“只要数字指标上升，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这样一种状态，导致了无视环境的开发至上主义。另外，贫富差别以及社会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个人之间，同时也在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扩大了起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仅仅使一部分人致富，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或正在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从近代西欧的殖民地统治到现代毫无节制的环境破坏等，都与此有关。

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的“现代化”实际是“西欧化”、资本主义化、民主主义化。的确，截至不久之前，上述这些与自由、平等、基本人权等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一样，一直被视为由西欧基督教世界所完成并馈赠给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而且人们一直坚信，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文明，其进步总是“正义的”，将西欧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对于现在21世纪面临的能源、人口，以及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理想等问题，谁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仅凭西欧基督教世界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显然不可能来加以解决或者加以实现。甚至“自由”一词也不再成为金科玉律，在经济界，“自由”甚至正在成为与“公正”对立的负面概念。关于这一方面，恐怕有待于学术界和思想界进一步探讨。由于我们并非预言家，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尽可能地去向过去的历史寻求答案。这里所说的历史，必须是站在尽量客观、公平的立场上所写的历史。

理科系统的历史学、文科系统的历史学、历史小说

在我看来，历史相关论著可以分为三个范畴，即理科系统的历史学、文科系统的历史学和历史小说。在扩大“知识疆域”这个意义上来说，三者没有优劣之分，但其区别则是很明显的。

所谓理科系统的历史学，是指基于原始史料展开精密的论证，并且必须经得起其他人的验证推敲，也就是说要经得起理工科常说的“二次实验”的史学学术论著。但是，由于前近代的历史大都是偶然残留下来的一些东西，通常缺乏一些必要甚至是关键的史料。因此在复原历史的过程中，为了填补这些空白往往不得不进行一些“推论”。坚持基于学术良心进行历史推论的做法就是文科系统的历史学，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则是历史小说。小说家写的历史读物之所以畅销是因为通俗有趣，其中即便有误解或有意识地曲解史实之处，也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目前广为人们所知的小说《三国演义》支撑连环画及电脑游戏，就是一例。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张飞、诸葛孔明等纵横驰骋，使人感到魅力无穷。《三国演义》固然是以正史《三国志》为蓝本而写成的，然而那些使我们感到兴奋，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几乎全都是编造的东西，因此绝不能称为史书。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只要不脱离正确传达时代氛围这一基本原则，即便多少有些虚构及夸张，对于培养人们的历史意识也是有所裨益的。但是，历史小说往往并非聚焦于过去的时代，而是容易被以十年为单位瞬息万变的现代的思想以及政治形势所左右，有时甚至沦为带有政治意图的宣传。将这些历史小说转换成影像的作品也不例外，最近在电影或电视上登场的圣德太子、新选组、源义经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以近现代史为重点的历史评论也可以包括在文科系统的历史学之中，但是如果故意只把对自己主张有利的东西无限放大，来误导人们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文科系统的历史学，而是历史小说，换言之，就是虚构。例如，那位明言“自己是历史的门外汉”的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一书中，全力走出中华中心主义影响的中国史研究者的观点和西方中心史观，力图从中央欧亚史的角度来重新观察中国史。在这一点上来说，该书与本书有相通之处。但是，该书却又将人们反省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斥之为“自虐史观”，与那些抱着其他政治目的，竭力主张彻底培育所谓爱国心，并积极从事相关活动的势力同流合污。因此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该书无论如何都无法归入文科系统历史学的范畴。

本书试图在文科系统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尽可能地以“通俗、易懂、有趣”为目标，同时也会尽力去保障理科系统历史学所要求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人名、地名、官职称号及出处的记载。在读者中间，恐怕会有人对本书中经常出现的诸如“我这样认为”“根据某某的见解”等叙述方式感到不太适应，以为历史应当客观地罗列事实，不应该用这种表述方式。但是，我的想法有所不同。如果站在理科系统历史学的立场上来看，对于发现新说的人，无论是从保护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方面，都应该进行必要的表彰；而从文科系统历史学的立场上来说，由于解释多种多样，也有必要明确每种解释的责任所在。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唐帝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对其进行研究伴随着很多困难，因此必须广泛利用对此抱有同一问题意识的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彼此还必须经常进行各种研究信息交流及共同调查等。本书为了让广大读者对以唐代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有所了解，会经常提到相关研究者的名字，不论该研究者研究资历的深浅或是否著名。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照顾同专业研究者的需要。应该说，这一点其实正是本书与以前各类概论性著述的不同之处。

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

在我看来，坦率地记述诸如日韩合并、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从军慰安妇等20世纪前半叶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面，绝不能称为“自虐史观”。真正的“自虐史观”是一方面无视自身的根基——伟大的亚洲文明，另一方面却盲目地追从西欧中心史观，认为只有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欧文明才是人类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这种西欧中心史观从明治时代以来一直存在，在日本以西洋史学为中心的历史学界、历史教育界的最前线，随处可以见到其影响。在明治以来日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对农业发明以来一万年，尤其是对游牧民族登场以来三千年的人类历史大潮流缺乏一个客观的把握，而对于在18世纪后才称霸世界的西欧诸国所记述的自我中心的世界史框架中，却只是略加增补修改便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了下来。其实，这种世界历史教科书才真正应当称为自虐史观的象征。

有一些在社会上很有名，然而实际上并不懂世界史的评论家经常放言，说现代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划时代地进行“文明的统一”的时代，现代化是汹涌澎湃的全球化世界的大趋势等。我每次听到这些言论，都为西欧中心主义的思想竟然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日本知识分子的骨髓之中而感到震惊。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西欧所谓“现代化”的大潮之中，绝不存在世界变成为一个国家的可能性。上面的言论只不过是那些不懂世界历史，却掌握着军事力量（在国内则是警察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当政者的说辞，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效地控制老百姓的宣传口号或者花言巧语而已。今天的美国拥有基于高度膨胀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支配能力。不过，全世界究竟又会有多少人期盼着在这种令人不快的背景下实现世界统一呢？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史学著作，出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之手。希腊与其当时最大的敌人——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战争乃是该书最主要的内容。实际上，我们不能被马拉松战役的故事蒙住了眼睛。当时的波斯与希腊相比，无论是从领土的辽阔程度，还是从人口或经济力量等方面来看，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希波战争中，希腊并没有战胜波斯，只是偶然没有失败而已。而波斯真正的对手是位于黑海沿岸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希腊在当时并不是波斯需要认真对付的敌人。可是希罗多德却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分为欧洲和亚洲，两者一直不断对立、抗争，在希波战争中，希腊战胜了波斯，也就是说欧洲战胜了亚洲。其后，希罗多德又谈到了在希腊北方接近欧洲东部草原地带的马其顿的情况。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征服了希腊，继而承袭腓力二世的亚历山大又远征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并最终击败大流士三世。通过上述这些叙述，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欧洲善，亚洲恶”这一范式就非常容易为后世的欧洲人所接受了。

近代西欧列强以武力进入亚洲，随之而来的残暴的杀戮，实际上都是这种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观导致的结果。美国的布什政府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视为文明与恐怖主义的对立，要求人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

人们常说西欧历史源于古代希腊、罗马，其实这只不过是近代西欧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幻象而已。16世纪以后，西欧世界通过海上通道直接接触到了中国。在早期阶段，西欧曾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高度的文明而感动不已，并使这种感动向人文主义方向发展，热衷并沉醉于正面意义上的所谓东方趣味或中国趣味之中。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西欧以武力进入亚洲的步伐加速，西欧却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认为相对于不断进步的欧洲来说，亚洲历史的特征显得停滞不前。于是，此前本来是并列存在的各个文明圈的历史，此时却由于西欧的称霸世界而被人为地统合了起来，“统一的世界史”由此宣告诞生。

重新审视日本人的历史意识

实际上，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欧的知识分子已经克服了对亚洲的文化自卑，现在开始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古代的希腊罗马与西欧在地理上没有联系，哪怕从历史或者文化方面来看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了下述观点，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述，这些对西欧人来说可称之为精神源泉的西欧经典，实际上是从当时在文化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伊斯兰世界中吸收了很多东西，而且继承了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即东正教世界的文化。而真正的西欧世界的诞生则是在12世纪前后。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欧美，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想象：引领现代世界西欧及北美的文明起源于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古典时代。这种文明进入中世纪以后虽略有衰微，然而通过文艺复兴又成功地得以复兴，再经过大航海时代，其灿烂的光辉遂得以普照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为什么在日本却继续流行着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虚构想象呢？究其原因，当是因为接受了明治时代以后教育的日本人自身的思维方式也被彻底西化了。其责任当在于《高级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指导要领》以及将其奉为圭臬的教科书检定官员们。因为该《高级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指导要领》原则上不允许对明治时代导入的、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规范进行任何变动；此外，许多高中的世界史教师虽然感觉到有问题，并对自己的无知而感到不好意思，但因为有学生高考升学的压力，却也不希望世界史教科书的内容有变动，这些高中教师实际上也在支撑着上述现象的继续存在。

当然，把责任只归咎于不得不面对大学升学考试现实的高中方面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大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责任。长期以来，大学所出的入学考试试题总是以西洋史和中国史为中心。因此，如何站在新的视野上出好入学考试试题，并拥有不畏惧社会以及媒体批评的勇气和见识，将是大学将要面临的挑战。

在这篇序章中，我围绕“摆脱自虐史观”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然而这绝不是要为那些国家主义者或是不负责任的爱国者张目。我由衷地期盼着日本为近邻诸国所信赖，大家都能举双手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并盼望高举和平宪法这一人类最高理想旗帜的日本会成为引领世界的“文明国家”。为此，我衷心地期望作为国际人的日本人都能拥有与之相应的历史意识及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