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苏联时期，组织和实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工作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卓越领导者首先是梁赞诺夫，其次是阿多拉茨基。梁赞诺夫可谓是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立者和“MEGA1的灵魂人物”。阿多拉茨基是梁赞诺夫所开创事业的优秀继承者，在苏联国内严峻政治形势下和国际局势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编辑与出版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编纂与研究

早在1905年以前，被列宁评价为“视野开阔、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文献遗产”的达维德·梁赞诺夫就已经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内因通晓马克思恩格斯遗著而享有盛誉。他曾参与翻译弗兰茨·梅林出版的四卷集《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俄文版；积极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及第一国际的文献，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从1910年起，经А．倍倍尔介绍，梁赞诺夫获准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工作；同年夏天，他应拉法格的邀请，来到巴黎附近的德拉维依（Дравейль），即拉法格的住处，研究由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保存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1913—1914年，在倍倍尔的帮助下，他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的部分通信的原稿。他还得到了在《新时代》《斗争》杂志和其他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发表过的、已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1—1914年，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杂志《启蒙》以及进步杂志《现代世界》也都刊载过这些著作。他还曾直接参与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工作。1917年以前，梁赞诺夫曾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托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其中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52—1856年间为报刊撰写的文章。1908年秋，梁赞诺夫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为《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时，发现了250篇以前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60年代初撰写的文章。因此，他决定编辑马克思用英文写的遗作。这部著作原计划出版4卷，但后来只出版了2卷。

十月革命胜利后，梁赞诺夫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继续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奔波。列宁之所以重用梁赞诺夫，是因为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熟稔和他丰富的编纂经验，以及其所拥有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卓越的组织能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熟识。如同伯乐与千里马，是列宁真正使梁赞诺夫的各项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梁赞诺夫搜集、收藏和管理图书的能力闻名遐迩，几乎带有传奇色彩。他的好友尤里·斯切克洛夫回忆，早在1890年的敖德萨时期，“他曾经把他的笔记本给我们看，上面记载着一大批历史、政治经济学等的外文书籍的书目。至今我还记得有一页上记的是有关封建社会历史的书，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一看这份目录，就惊得目瞪口呆。这里记着各种文字的著作，其中许多是德文著作。我好奇地问梁赞诺夫，他是否全部读过。他没有给我正面回答，却说，所有重要的基本的著作当然都浏览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搜集，更能显示出梁赞诺夫的非凡能力和严谨态度。早在1914年，梁赞诺夫就已开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一字不漏地”进行照相复制。凭借自己的通信网络，他十分清楚应该寻找什么和到哪里去寻找；杰出的分辨力也帮助他能够清理出分散于各地的、混杂在杂乱无章的资料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瑞士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弗里茨·布鲁巴赫曾描述说：“为了马克思手稿中的一个逗号，他可以在深夜乘坐没有暖气的四等车厢从维也纳赶往伦敦。”

“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立的最初几年，大约1926年以前，图书和档案的搜集工作，尤其是研究院的配套工作，一直是梁赞诺夫关心的重点”。在进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内部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建设规模庞大而专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相关书籍、文献和资料，以及建立一支富有创造精神的专业工作队伍，是梁赞诺夫重点考虑的问题。此外，他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完全支持。为了得到足够的资金来建设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搜集资料，他不仅经常向列宁报告各项工作的进展，而且还按期向俄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做研究院工作情况的汇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即便是在当时苏联国家极为困难的时期，建设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搜集文献资料都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和研究方面，梁赞诺夫除了全面主持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版及历史考证版（MEGA1）外，他的“最大愿望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纳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系之中，并紧密结合社会思想的发展来加以研究；这一心愿决定了由他发起的科研活动的性质和巨大规模”。例如，出版《唯物主义丛书》、《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包括25卷本《普列汉诺夫全集》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以及计划出版40～50卷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史纪念文集》。从1924年起，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俄文版和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从1926年起，他还主持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年鉴》，给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科研院校和学者提供了更加专业的文献资料。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立的头十年里，由梁赞诺夫主编出版的各类学术著作达150余种。此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梁赞诺夫，还著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论第一国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概论》等著作。其中，《马克思主义史概论》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演变、第一国际的历史、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等重要内容。

梁赞诺夫的伟大贡献还体现在他在苏联哲学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作用。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强调这是高校“必须讲授的课程”之一。由他首次发现和编辑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和书信，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哲学的讨论，例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论的讨论、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重要方法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等。梁赞诺夫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他坚持这个立场毫不妥协。尽管面临联共（布）中央要求尽快出版“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要求，梁赞诺夫仍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这项工作，并极力说服中央政府和学术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科学而细致地编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梁赞诺夫不仅是当代俄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研究者。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国际的视野……梁赞诺夫在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初期就已作为特殊标志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理解和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力求有条理和尽可能地完整。”

2．阿多拉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搜集与编纂的贡献

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阿多拉茨基（ВладимирВикторовичАдоратский），是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列宁曾评价他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人，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1878年8月7日，阿多拉茨基生于喀山。1897—1903年，他在喀山大学学习，起初在数学系，后来转入法律系。早在20岁时，阿多拉茨基就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产生了兴趣，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从1900年起，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年底，阿多拉茨基在日内瓦认识了列宁，被列宁彻底的革命性折服，第二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04年春天，阿多拉茨基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党章学习小组。在学习过程中，他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例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等。从国外回到喀山后，阿多拉茨基积极宣传列宁的思想，并经常代表布尔什维克在群众运动中演讲。1905年年底，阿多拉茨基被捕入狱，并被流放到国外。后来他再次来到日内瓦，在这个时期他不仅努力积累各种知识，而且多次和列宁长谈。此后，阿多拉茨基很好地完成了列宁委托的许多重要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德国的阿多拉茨基作为战俘被看管起来，同布尔什维克党中断了联系。尽管在此期间他的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仍然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写下了许多札记和文章，并编成《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大事记》。

1918年8月，阿多拉茨基回到了苏维埃俄国，列宁安排他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并亲自写信证明他的党籍：“我从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起就认识阿多拉茨基同志（并且和他很熟识）。他不顾当时的右倾思潮，在那时就已经是布尔什维克了，而且始终是布尔什维克。他从德国回来时完全病倒了。他是理论家，也是宣传家。我认为延长他的党龄，承认他从1904年入党，是完全公正的。”同年11月，阿多拉茨基当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候补院士。1919年，阿多拉茨基回到喀山，在高等院校、工人专修班、社会科学院和讲习班从事教学工作。1920年8月，他被调到根据列宁倡议成立的俄共（布）中央直属党史研究院从事俄共（布）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工作。同年12月，阿多拉茨基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和档案总局委员会委员，任期直至1929年。1928年，阿多拉茨基被任命为列宁研究院副院长，从1931年起，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并兼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领导人。1932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5年6月5日，阿多拉茨基在莫斯科逝世。

阿多拉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献的编研工作，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开始的。1920年8月，列宁邀请阿多拉茨基到克里姆林宫，委托他做一项“重要的、具有国际意义的事情”，即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在筹备和编辑《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阿多拉茨基得到了列宁多次具体的帮助和指导。此外，在列宁的帮助下，阿多拉茨基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大纲》于1922年出版，这本书是阿多拉茨基在1904年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编写的讲义。列宁向俄共（布）中央书记古比雪夫推荐了这部书的文稿，书很快就出版了，并先后印行了四版。1923年，列宁再次帮助阿多拉茨基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论国家》。在这部著作中，阿多拉茨基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展开了系统批判，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研究关于国家和法的科学问题。列宁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

1931年阿多拉茨基担任马恩列研究院院长后，凭借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著的了解和渊博的学识，当之无愧地接替了梁赞诺夫的工作。阿多拉茨基是苏联极少数几个能够辨认马克思恩格斯字迹的专家之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手稿都做过科学研究，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在他的领导下，马恩列研究院克服了巨大困难，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版（29卷中有15卷由阿多拉茨基亲自主编），出版了梁赞诺夫在任时就已经编辑完成的MEGA1卷次、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系列单行本，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阿多拉茨基还主编完成了一部极有价值的马克思生平活动编年纪事——《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1933年），马恩列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学术传记工作组从1929年12月开始，在埃·措别尔的领导下和阿多拉茨基的主持下开始编辑《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1933年，由于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德国抬头，德文版《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没能成功出版，一直到1934年年初，德文版才在莫斯科出版，同年出版了经过修正和增补的俄文版。《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按时间顺序列出了3000多个日期，每个日期都记录了马克思的伟大活动，而且每条都注明了出处和资料来源。“书中列举的有些材料是迄今别的书中所没有的，对若干事件的叙述比较详尽，它还摘录了其他人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等。因此，它既可以作为一本查考用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素材，供研究、编写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传记时参考。”此外，在《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的附录中有《马克思著作索引》《报刊索引》《人名索引》以及《马克思居住过和停留过的城市索引》。在《马克思著作索引》中列出各类著作、文章共128部（篇），其中马克思独著126部（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2部（篇）。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当时比较权威的书目索引，在马克思著述书志学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整部《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就像阿多拉茨基在序言中写道的那样，这是在编写马克思科学生平事业中迈出的第一步，是‘最初的尝试’”。但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点，例如对事件、日期、数字等记载得不够准确，人名、地名、报刊名等有误差，以及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笔误。苏联学者认为它的不足之处还在于：在关于马克思与俄国革命者之间联系的内容上有错误；没有将恩格斯的活动详细列入；对一些事件的叙述过于简单，没能展开整个事件的图景。

此外，阿多拉茨基曾在晚年撰写过《卡尔·马克思传》，这成为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和生平事业的大量细致工作的系统总结。

作为列宁忠实的追随者，在列宁逝世后的1924—1925年与1929—1934年这两段时期里，阿多拉茨基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主要围绕纪念列宁、分析阐释列宁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而展开。比较重要的文章包括：《十八年间》（1924年）、《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关于〈列宁文集〉第12卷）》（1930年）、《列宁著作的哲学意义》（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辩证法》（1932年）、《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1934年）等。在这些文章中，阿多拉茨基令人信服地指出，列宁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而《列宁全集》和《列宁文集》的编辑工作更是由阿多拉茨基来主持的。总之，阿多拉茨基是在列宁的直接启迪下开始自己编纂和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著述工作的，与梁赞诺夫相比，他稍显逊色，但他将对列宁的感情完全投入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著的整理、编辑、出版和研究中，最终实现了列宁对他的期望和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