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所谓“全球失衡”一般专指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出现净赤字或净盈余，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经常项目余额持续扩张和集聚的现象。“全球失衡”既是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也是一国开放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如此深广的经常项目失衡在全球化历史上是空前现象，它表明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正在经历深刻变化。本书主张当前“全球失衡”实质上是一种多边的分工和金融安排，是市场力量和政策干预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反应结果。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技术快速创新，金融市场的深度和规模空前增加，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国际分工加速调整。面对经济环境的变迁，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球失衡”就是这种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然而，随着失衡的持续单方向积累，潜在风险不断恶化。如果主要当事方继续维持甚至强化扭曲政策，而不能及时有序地推进重新平衡的结构调整，那么“全球失衡”的短暂均衡势必遭受冲击。商品和要素的国际流动一旦减缓甚至“突然逆转”，预期因素与市场反应相互促进，引发交易和价格的大幅波动。金融市场由于高度的易变性，更是首当其冲。金融创新的“风险雾化”效应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金融市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脆弱性。金融链条断裂将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并造成严重损害。

纠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要求长期的结构调整，也需要短期的汇率和贸易政策调整。前者需要时间作用，后者面临协调困难。于是，各国的政策姿态往往更倾向于主动防范，而不是合作进取。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前的货币汇率竞争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失调，都将产生“以邻为壑”的消极效应，直接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这种局面若得不到及时改变，市场流动性的源头难以遏制，流通环节黏性降低，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剧。结果只能诱发资产泡沫、通货膨胀或者两者的某种组合。高杠杆率的经济体可能较早出现泡沫破裂，由此引致的经济危机短期内可以促使经常项目失衡有所收敛，但并不能自动纠正失衡机制。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失衡如果重新积累，那只能推动经济重新泡沫化，各经济体将面临不对称的通胀冲击。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将陷入最复杂和危险的境地，政策当局必须因势利导，积极采取适当调整战略，规避风险的同时加快发展，才能避免遭受严重的经济破坏和福利损害。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长期存在，客观上造成中国经济利用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某种程度的“体外循环”，从而以一种次优方式实现金融中介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安排并非最优，“双顺差”具有强烈的金融抑制效应，导致产业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不断加深。在内外失衡持续扩大的条件下，加快调整的要求日益紧迫。中美两国高企的经常项目差额是“全球失衡”的突出表现。美国在全球及双边失衡中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结构调整的成本外部性较大，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始终是内部均衡优先于外部均衡。中国加快结构改革既有利于解决外部失衡，同时也符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美两国在分担调整成本上存在矛盾，纠缠于少数议题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贻误时机，也会消减国际协调的基础。两国应当积极推动综合协调，促使国际失衡得以有效纠正，避免缺乏全球再平衡支持的经济复苏再次“硬着陆”。

2005年7月开启的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虽平稳推进但远未充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中阐述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对实质汇率的影响在中国并不成立，增加名义汇率灵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在中长期内的升值。即便如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调整和转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目前事实上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因其固有弊端而不宜长期维持，应该考虑通过迈向汇率目标区或者有波动带的篮子钉住来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渠道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全面推动外贸外资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外汇储备包括不同经济属性的外汇资金。当其规模较小时，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能够被稳定货币信用、促进对外贸易的收益所补偿。随着规模不断膨胀，增量储备对稳定货币信用的作用递减，形式单调的资金运用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愈发显著。更为主要的是，储备积累机制引致金融资源向外向型部门和垄断性行业过度配给，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不仅使货币冲销压力加大，而且对产业结构、地区平衡和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通过“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获取的外汇资产应以适当方式交由财政部门使用，消费或投资均可。通过央行发行债券而吸纳的外汇资产固然是还本付息的保证金，但并不影响对其采取更加积极的管理策略，追求风险抵补后的高投资收益。外汇储备管理方式的改革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权力的重新分配。如果继续保持严格资本管制，外汇资产从央行转移到另外的国家投资机构，虽然不再具有储备的性质，但这部分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当然也会产生与其国有属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另外一种选择是逐步放松资本控制，允许私人居民增加外国资产需求，将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归还私人主体。可行的做法有大幅增加QDII额度或者授权成立海外投资封闭式基金。在适当的安排下，财政属性的外汇资产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用于国内政策性项目，而不必担心“二次结汇”问题。

全球不平衡条件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应做如下调整：对内加强国内市场一体化，逐步消除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减少垄断，促进竞争；加强政府规制，使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改善劳动市场制度建设；调整价格体系，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框架，规范货币流通秩序，坚决遏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合理引导城市化进程，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增加科教投资；降低宏观税负，改革税制结构，切实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对外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贸易政策由“限入奖出”调整为“平衡增长”，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开放进口市场。调整外资政策，对待资本流动的态度由“宽进严出”转变为“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取消对一般行业FDI的超国民待遇，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逐步放松资本项目控制，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外汇，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对“热钱”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