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叶君健与中国现代文学外译

1937年，叶君健因其激进的政治主张被迫从日本回到武汉，加入了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一个实际上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宣传机构。在这里，叶君健主要负责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外宣工作。在一致抗日的积极气氛中，作为左翼阵营中为数不多拥有外语专长的青年，叶君健热情地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此开始了他的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在这个阶段，他常用世界语笔名“马耳”发表文章，并把鲁迅、丁玲、姚雪垠等人的抗战短篇小说译成世界语,后结集为《新任务》。

武汉失陷后，叶君健赴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外宣工作。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译成英语并发表的译者。这些译文也成为英语世界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及抗日主张的窗口。同时期，叶君健还翻译了当时一些优秀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并在欧美国家刊物上发表，其中包括鲁迅、丁玲、姚雪垠等人的抗战小说。这些译作后集成《中国战时小说集》由远东使者出版社出版。在港期间，叶君健还在美国的《小说》、英国的《新作品》及苏联的《国际文学》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英译的中国抗战题材小说。1946年，叶君健翻译的小说集 Three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 由伦敦Staрles出版社出版。这部翻译小说集收录了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及张天翼、姚雪垠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向英语读者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

除了亲自将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表之外，叶君健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其编辑的英文文学杂志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他先后与爱泼斯坦共同编辑英文版的《香港日报》，与戴望舒、楼适夷、徐迟、冯亦代等共同编辑英文刊物 Chinese Writers（《中国作家》）。通过这些编辑工作，叶君健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一系列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主要是反映中国抗战和社会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这类译介活动甚至成为叶君健的主要工作。1949年，回国后的叶君健进入文化部下属的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对外文委的前身）工作，并接受了创办《中国文学》（英文版刊名 Chinese Literature）的任务。在负责《中国文学》编辑工作期间，叶君健参与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的译介工作，其中包括组织并参与毛泽东诗词的翻译。1958年《中国文学》第三期刊登了18首由叶君健及其同事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这个译本随即于1959年被外文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此后，《中国文学》又陆续组织翻译、发表了毛泽东更多的诗词。20世纪60年代初，毛诗英译定稿小组在叶君健的建议下成立。这个由国内知名学者（如钱钟书）、译者（如叶君健）、文化官员（如袁水拍）及外籍专家（如后加入的苏尔·艾德勒）为组员的小组成为毛诗英译最权威的翻译组织。除去受“文革”影响而中断翻译工作的时间，毛诗英译定稿小组在近10年间陆续翻译定稿了37首毛泽东诗词，并于1976年五一劳动节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个英译本也成为毛诗众多语种翻译的重要参考译本。

除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叶君健在负责《中国文学》编辑工作期间还组织了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在内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工作。根据李保初的统计，叶君健在其负责《中国文学》（英文版）的25年间组织翻译了近2500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李保初1997:7）。抱有这种雄心壮志的叶君健对翻译作品的选材格外重视。他主持《中国文学》期间组织英译的文学作品包括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散文《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魏巍的报告文学《朝鲜通信》四篇——包括《谁是最可爱的人》，屈原的《离骚》，鲁迅的《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等。从这些收录的作品可以看出，叶君健所选择的作品包含了中国各个时期文学的主要文类，也兼顾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需要。他的选材策略保证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从而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及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推广。

回顾叶君健数十年的翻译工作，其中既有出于个人爱好和文学志向而为之的内容，如翻译安徒生童话故事，又如翻译中国近代文学经典，也有受政府和政党指派或出于自身对社会现实的体会而做的“与时代合拍的东西”（叶君健1995:9），如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及主持《中国文学》的翻译、编辑工作。但总的来说，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最终都“扩大和深化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丰富和充实了国内的文学库藏，并为我国人民及其文学事业赢得了国际声誉”（李保初199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