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之文化批评的国内资源

赖大仁在概述我国文化研究的资源时，对国内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滋生、发展历程做了明晰的归纳：“从我国文学变革转型的背景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实践上由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性形态转向，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也开始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或者说是由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审美批评；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不断走向泛化，走向边缘化、大众化、世俗化，文学研究也再次由内向外突围转向，即由审美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看来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大趋势。”这种归纳与前面提及杜书瀛的概括可谓异曲同工。

在我国当前，借用的国外资源显然主要有两支：一支是英美的“文化研究”，另一支则是俄—苏时期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前一种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做了简要的介绍。后一种在国内的代表则主要有钱中文、童庆炳、程正民、董小英等。在这一领域，童庆炳先生的主张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虽然得益于西方的理论资源和养料，却并非西方文化理论的生硬移植，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的几次转型构成了文化研究转向的思想学术背景。他倡导“文化诗学”的宗旨是：第一，现实性品格，关注现实文艺活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第二，意义追求是其基本特征；第三，方法上的开放是其活力应追求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开放，不应再局限于文学的自律，而应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考察古今中外文艺现象。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文化诗学”基地和西北大学畅广元著有《文学文化学》专著外，北京大学也在文化诗学上着力追寻着。如果说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化诗学里既有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如王一川）、法兰克福学派渊源（如赵勇），更有对苏联巴赫金理论的巨大关注（如程正民），那么北京大学的文化诗学是美国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是超越文学的大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它意在打破传统的‘历史—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当然，这种重新由文学向历史维度的拓展中，显然也存在着向人文与审美维度倾斜和向社会历史理性倾斜的分别。前者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后者以中国人民大学的陆贵山先生为代表。

广东财经大学（原名为“广东商学院”）中文系的田忠辉教授在《文化诗学的三个问题》中描述了当前国内学界两种类型的文化诗学：“一种是站在大文化立场上的文化诗学，其目的是研究文化，诗学的意义在此不过是为更好的凸显文化的理想价值，因此它实质上仍然是文化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批判的意蕴；一种是以诗学为指向，文化在此是诗学的言说场域，文化与诗学是一种整体性互文关系，这种文化诗学更注重方法论意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诗学。我们知道，文化诗学首先是从方法和视角领域切入的，但是，如果仅是停留在上述两种倾向的水平和状态下，并不会生成独立的追问意义。文化诗学之所以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一定还有其更深层的含义。当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其最终意义还是应该回归到对人的关注上来。”文化诗学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上对文本精神的广义阐释，是超越工具意义的。文化诗学视域下的文艺学是走向体验的文艺学，走向以人为依据的生存性互文的文艺学，它的运思过程是将文学还原为精神空间的体验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一次性消费所不同的是，文学产品的消费是无限的，可以突破实然的时间、空间，它的生存存留在体验者心中，存留在历史语境中，存留在整体性互文中，其意义可以增殖。文学的无限阐释潜质和接受主体体验个性的差异是文学生生不息的源泉和文艺学存在的依据。

似乎是为了有别于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创办的《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也在2004年2月委托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与诗学》第1辑，这样有队伍、有学科体制、有著作、有阵地、有旗帜的“文化诗学”学派似乎形成了。但是自从2005年，上述两家阵地发生了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的热烈争论后，近十多年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比较中再次确定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回到经典文学理论的研究上来。

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的争论将在第三章里陈述，关于经典文学理论与非经典文学理论的重大分别也将在第六章里深入分析。在这里，我们需要加以提示的是，在先前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去重视那些未被官方意识形态和雅文学加工者删改、加工而变形、变味了的“本然”口传的民间文艺、文化遗产。国内文学创作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则显然要比我们理论工作者们超前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汪曾祺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以及其他名作如《受戒》《岁寒三友》，还是刘绍棠所代表的乡土文学，抑或韩少功为旗帜的寻根文学，以及陈忠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作品之一的《白鹿原》，乃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红高粱》、90年代出版《丰乳肥臀》、2008年出版《生死疲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还有出版《秦腔》的力主“生活流”写作的贾平凹等大家。他们都体现出对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执着追求。

后来，我们重视了苏联巴赫金基于研究拉伯雷《巨人传》所总结出的“狂欢理论”以及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而形成的“复调小说”理论。但是，我们却没有重视有关我国民间传说、少数民族民间史诗、西方口传文学中那些有别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养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朝戈金研究员、巴莫曲布嫫博士译介美国的口承文艺理论就显得别开生面。这不能不说是填补了一个我们先前甚少知晓的思想理论资源，打开了一扇新颖别致的门窗。这扇门窗恰恰启示我们，应该也可能走出一条有别于巴赫金式文化诗学与美国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的中国化的民间、民俗文艺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