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之文化批评的开端

这要先从国际文化背景谈起。在欧洲，关注文化现象是从浪漫主义兴起以来的事。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CCCS），文化研究才正式脱离英语学科，形成独立的学制门类。二十余年后，它竟然蔚为大观，成为比后现代主义还要方兴未艾的国际主潮，甚至于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阐释学、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等都汇聚到文化研究里面来。至于2005年，文学理论出身的主将伊格尔顿离开了当时处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中心地位的苏格兰大学，导致该大学开设于1990年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门大吉则属于学者个别现象，不能说明当今欧美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衰落了。

美国在1990年举办大型研讨会“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莅临代表有900余名。会议结束后，与会论文集《文化研究》出版。书中分列的研究论题有16类：①文化研究的历史；②性别与性；③民族性与民族认同；④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⑤种群与族群；⑥大众文化与受众；⑦认同的政治；⑧教学法；⑨美学的政治；⑩文化与文化机构；⑪民族志与文化研究；⑫学科的政治；⑬话语与文本；⑭科学、文化与生态；⑮重读历史；⑯后现代时代的全球文化。与当代中国学界的文化研究热潮中的学者多来自文学研究者（比较文学、外国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界学者尤多）相似的是英美的文化研究学者也是多数出身于文学研究界，但是他们是在为先前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英语学作为独立学科而争得学科地位的同时出乎自己意料地发展出了“文化研究”。而我们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们除了一部分是从英美（伯明翰学派为代表）或法德（法兰克福学派尤著）引进文化研究外，大部分是从早已得到学科体制公认的文学学科里“跨”出去的文学学者。至于他们热衷于“跨”出去的理由，多半不是为了赶上“英语学科”的列车，反倒是十分担忧“文学”——这个在中国想当然地被误解为已经非常古老的传统学科，在未来是否有人气。其实，“中国文学”的学科是1911年北京大学第二次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由林传甲提出而开设，随后他编写出六万余字的大纲性质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因此，对中国学界和民众来说，作为学科的“文学”，其成长年龄距今不足119年。

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这个单一的能指在当代中国学界至少蕴涵三重以上的具体所指。首先是传统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既包括对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涵盖对门类渐细的对象物的探识；其次又指一般性的对社会精神产物的关注和评析；其三则特指借助英美文化研究方法（cultural studies），对日渐兴盛起来的大众文化进行或批判或褒扬的文化行为。

当今时代条件下，视觉传媒拥有的观众显著超越了传统社会纸媒印刷时代的报纸、杂志和纸媒小说传播时代的读者群。电视剧的观众又超过了电影观众，互联网的网民又超过了电视剧的观众，手机读屏用户又超过了有线互联网时代的网民。文化消费的热潮就是这样迭次代兴。当然，也有纸媒文学作品热销的情况出现，例如2017年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同时在多家电视台联播，在全社会引起广泛讨论。因电视剧的火热才带动了作者同名长篇小说在图书市场上的热销。出版社的社长在当年四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当时已经销售同名小说两百万册。可就是如此轰动的畅销小说也比不上同年七月公映而于十一月荣获首届佛山“功夫·动作电影周”开幕式颁奖大典最佳动作电影奖的《战狼2》58.6亿元的票房神话和另一部高票房电影《红海行动》的文化产值与社会影响力。

1999年，《读书》杂志载文介绍了已经成为美国学界热门话题的文化研究，文中追溯了英国伯明翰学派出于填平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文化鸿沟的努力，结合马克思主义、拉康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思想置换研究方向和对象的历史，随后介绍了十年之后该理论传入美国以后的变形，左翼学者在媒体理论界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并将之扩展到性别政治、民族认同、殖民与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学科政治学、新历史主义、话语与文本性等全球化理论范围。紧接其后的文章预测了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提出了革新旧有研究范式的新见解。其实，国内学者早已意识到引进这一理论的必要性。1995年至今，已经有多篇专论专译得以公开发表，较早的介绍文章刊登在《国外文学》《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等专业刊物上，除了一般性地梳理文化研究的知识脉络之外，这些论文还注意到了文化研究理论对于传统学科意义上的文艺理论的僭越和冲击：“首先是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扩大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许多过去传统文学批评不屑一顾的东西，如侦探小说、科幻作品、哥特式恐怖故事，等等，现在都成了研究的热点。而另一方面，过去所谓文学经典的地位却在下降，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且不说经典有时被通俗文化阐释得面目全非，就是这样与非文学文本平分秋色，本身对经典的价值也是一种贬损。”

文化研究理论实践不仅未曾围绕它的合理内核——法兰克福学派所倡导的批判性、伯明翰学派强调的实践性和文化平权意识，反而成为单向度的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资源……中国的文化研究界并非没有注意到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也在警惕落入以中国实例印证西方理论的怪圈，试图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策略来缝合文化叙述中的断裂。但是，过于急切的话语转型损害了文化研究的内在价值，对于对象的批评反倒落入了被那些被批评的对象所同化的境地，也就意味着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也被大众化了，成为它所关注的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它恰恰站在了文化批判的反向立场上，很容易演变出虚幻的伪批评场景，在一派喧哗的热潮中，以失去自我的方式开始了理论的出场。

其实，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这两个似同实异的概念及其所指，需要做一点辨别，才有利于本课题后面的梳理工作。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比较中肯的区分：“我们一般很容易将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提并论，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当今的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反对文化研究者）都在这样做。但仔细追溯其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异：前者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这种批评模式早在19世纪后期的马修·阿诺德那里就已有之，只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了，而在本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走出形式主义囚笼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又重新得到了强调；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国内，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思潮肇端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倾向由“内部规律”向“外部规律”的转变。“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由思想层波及物质层、制度层，并迅速波及无所不包的‘泛文化’。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批评更多的是外部因素的促成，这对文化批评来说无疑是一种先天性不足，批评家缺少必要的文化储备和理论素养，视谈玄论道、酌奇炫博而缺乏当代意识的‘寻根文学’为正宗，也匆匆忙忙地从民族文化的库藏中拣些古色古香的文化碎片装点门面。”“美学标准的缺失表现为：饱蕴着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文化批评将文学文本泛化，从而以对历史文化的解读代替了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思维上体现为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

文化研究受到国内学界不同学科的普遍重视，得风气之先的外语界在1994年8月举行了以“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探讨议题范围广泛，理论意识接近前沿，主要包括：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课题；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相辅相成作用；中国与西方学术理论对话的可能性探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和西方的批评性回应；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未来等。随后，文论界也意识到了结合文化研究的必要，1999年12月，一本题为“文学前沿”的刊物在创刊座谈会上同时主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就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2000年4月，中国大陆的文论界再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文艺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涉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原因，优势与局限，以及它与当代文艺学现状、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生成的复杂关系等论题。另外，为了回顾20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展望21世纪东西方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态势，进一步推动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2001年10月在北京举办“展望新世纪：变革时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性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热烈讨论进一步推进了全球文化研究学界间的交流和互动。另外还有199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研讨会，1996年6月在香港召开的“本土化/全球化”国际研讨会，1996年6月台湾筹备的“国际化/本土化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以及1997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

1995年10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旨在开拓以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新领域，从而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做出新的回答。此后，北大中文系课程表上一再开列相关课程。

1998年《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中开辟“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批评”专题笔谈，1999年又开始了题为“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专题讨论，2000年进行了“9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调查”。此后，《天涯》杂志也在“研究与批评”栏目开出“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南方文坛》在2001年的“今日热评”栏目中开出“媒体批评”专题，邀请专业批评家、报纸从业人员和网络界人士共同就此问题展开笔谈，对媒体批评中盛行的思维简单化导向表示了不满，对网络传播中的人为幕后操作加以辨析，对重围中的学院派批评表示了隐忧。在同一栏目中还进行过关于“流行文化”的专题讨论，对流行文学、视觉文化甚至是校园民谣加以讨论。同年，文论研究的专业刊物《文艺理论研究》也举办了“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的笔谈，鉴于这样一份文艺理论界的重要刊物在2000年前几乎从未刊载过这类文章，此次笔谈活动被视为严肃而权威的文艺理论刊物对文化研究的让步。奔腾搜索首页上以“文化研究”为名的网站登记目录下有77条网站信息。一些网站上开设了“文化研究”专页。与此同时，一直筹办“中国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香港城市大学，2000年还组建了“跨文化研究中心”，由张隆溪教授担任负责人。

随着文化研究在国内学界的深入和推广，相关的译介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又出现了集束型的套书、译丛，逐渐表现出透视深层问题的学术趋向。例如，陆道夫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上的论文《英美两国文化研究焦点评析》，文中探讨了40年来英美学界的拉锯式争论，即关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的划界，关于大众与精英在掌握文化霸权的争夺中的力量消长，关于符号化的研究方法和文化研究资本化取向之间的尖锐对立，文中已经显示出对深层问题的透视意识和探究勇气。中央编译出版社也在2001年伊始出版了“大众文化研究译丛”，选取国外针对电视媒体、时装、肥皂剧等文化形式的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异域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从而开启国内未来知识发展的新可能。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丛书”也进一步推出了国外文化研究实况中理论与文化生产的研究，表现了对于文化研究现阶段变化的自觉关注，这也符合文化研究自身不拘定势的理论品格。两套丛书是最全面反映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丛书。在这个方面，国内学术界显示出了更为开阔的理论气度和敏感的理论吸收，为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维度。

素以立足前沿著称的《天津社会科学》在2000年6月汇集国内著名学人关于文化研究的论文合编成册，在“先锋学术论丛”中出版了以书代刊的《文化研究》。书内涉及20世纪90年代几次规模较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等，体现出诗学探索（文学理论）与文化交融的新趋势。这种学术趋势在学理层面上与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的引介是分不开的，说明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研究仍然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中国的文化研究必须扎根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土壤里，《文化研究》主要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的文化理论家，翻译西方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性别政治问题、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问题，考辨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的关系。

1998年出版界推出一套“娱乐文化研究丛书”，书中认为娱乐文化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景观和重要特征，而娱乐又是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共同拥有的显著特征。在告别了长期的政治化倾向以后，审美文化有理由把感性娱乐放在重要地位，由此就应该承认“审美文化从理性沉思走向感性娱乐的趋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由于把文化的娱乐价值附加在了所有文化样式之上，该丛书才立足于日常生活理性，对市场化中的电影神话、武侠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加以描述。不过，书中也意识到了一味肯定娱乐性有失偏颇，也对“娱乐性”的膨胀表示疑惑：“什么样的娱乐文化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否可以“既承认娱乐文化的某种合理性和优势，又正视它的弊端，从而做出冷静的评价，为它在审美文化领域划定合适的地盘、规定合理的任务”？这样的思考前提预设一方面有助于清晰地呈现娱乐文化的实貌，另外也避免了对文化娱乐性功能的单纯肯定。虽然其中的对象选择还主要集中在流行的艺术样式上，所选用的方法和视角为了整体统一而显得比较划一，但丛书的成果还是成了比较早期的文化研究样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开始列出了中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研究项目，决策层的关注进一步刺激了学界对此类课题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结项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就是将中国当代影视文化、流行音乐、通俗读物、广告文化和时装等亚文化现象纳入批评的研究论集，对通俗文化的心理功能、大众影视的运作机制、类型化的电视剧、流行音乐从“叛逆”到“媚俗”、广告消费时尚时装的虚幻认同等新问题逐项做出了相对细致的描画。但毋庸讳言，尽管类似的著作主要呈现了大众文化的形态，颇有搜集整理之功，却在析理和批判方面还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化和细化的罅隙。

鉴于大众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在1999年的初版序言中意味深长地发出了“忠告”，明确地建议那些“还在精英文化中打转转的人扔掉偏见，……在另一个向度里看看文化”，书中勾画“90年代文化地形图”的过程不仅是原画复现的历史还原，而且是针对隐匿在命名之后的、表面冲突而实际又相互借重的权力关系的发言，对于处在重组变化之中的社会现实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捕捉现象后的矛盾和矛盾背后的原初动因。一方面意识到大众文化在回应和迎合群体欲望与公共想象造成的对于精微思维的离弃，对于危机警觉的麻痹；另一方面采用描述、分析和剥离来“批判”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新意识形态”，以期实现蕴含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批评，在破除虚幻文化的同时发现创造性的文化，并且激发全社会对真正的优秀文化的支持。丛书中的大量篇幅直接面对文本发言，其中不乏对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的陈述，只是有些近距离的观照不期然地陷落在了批评立场之外，细密的分析不但没能增强思想的分量，反倒弱化了价值判断的力度。

当时，针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本身的自足自洽，致力于“内部规律”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界已经认识到就文学来谈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了。笔者曾在《文艺逻辑学》一书里指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中国大陆文坛的“雅”文学有两种分流：一种趋向类似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面对现实，甚至要“干预社会”，“反思文学”是其典型；另一种则致力于道家式的超脱、空灵、恬淡甚至玄奥、虚无，“寻根文学”是其例证。惜乎前者不及《楚辞》那样究天问地的激烈深切，表达理想的痛彻淋漓；也不似“五四”文学站在个体意识高度，以个性解放、反传统、争民主、抨击现实的深刻大胆而振聋发聩；它较多地局限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中，并没有反思出什么结果。后者则误以为谈佛论道加怪异恍惚的传说，神话、野史里再砌入些偏乡僻壤的特别风俗，就可以既显示出作家的不凡，又表明作品的不同流俗。这殊不可取！……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的“俗文学”也不是按类似于从《诗经》到汉魏乐府的那种方向新变，而颇似宋元以来市井文学（尤其是明清时代盛行的小说）的趋向。“先锋文学实验”“新写实”是西方现代派之枝嫁接到中国土壤之根后长出的四不像。“新体验”“新状态”文学也没有持续了多长时间的造势。时下流行的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甚至新新人类的“身体写作”和炒作甚炽的行走文学风潮的祖师正是宋到明清时代广为盛行的狭邪小说、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情色小说乃至游记文学而已。当下文坛要不就是满脑子的西方舶来赝品，要么就是自以为在创新而到头来转身一看恰恰是在无甚高招地在古人绕过的因革复变磨盘上多重复了一个无效或效用不大的圆周。不管是用历史维度取代政治框架，还是用文化的空筐替代了历史，或者以全球化语境来淡忘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我们似乎像无头苍蝇一般“六神无主”地兜圈子。

为了能够有更大、更深、更好的突破，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学的“外部规律”的倡导成为彼时的主潮流。这种趋向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化。对文学研究的泛文化追求，在近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种规模壮阔的文化景观，由文学的审美自足自律论和心理学转向到语言论转向，再到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直到“文化批评”乃至“文化研究”成为一时之主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语言论转向当然不能和后来盛行的“文化研究”混为一谈，但是，两者之间具有相当的联系，可以说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动机本来是想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独立自足”的理论支撑，但是其后的发展反而成为文学研究的泛文学化乃至泛文化化之滥觞，营造了时代氛围，甚至部分地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西方语言学转向中的三支主要方向分别着力于语音、语义、语法上的营造：由俄国到布拉格的什克洛夫形式主义学派着重发展了语音语言学，英、美新批评则特别开掘了词汇、语义的多重层面，而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却构造出一整套系统的语法结构模式（诸如叙述语态、叙述人称、叙述视点、叙述模式等）。与此相应，西方在哲学理论上也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学说来。有青年学者也指出，英美分析哲学在句法逻辑上严格地建立起了一套意义规则，把对主客体的研究变成了对主体间的交流和传达问题的研究，把对主体的研究从心理学领域（观念、思想）转到了语言领域（语句和意义）；存在主义语言学考察了个体言语领域向社会语言转化的初阶；解构主义向语言方面的转向是为了拆除言语的在场中心。它们先后被介绍进入中国，引起了文论批评中的语言论热潮，可其中的偏失也同样无法遮掩。语词的泛滥带来批评文本中的意义涣散，成为语言碎片的拼贴，在短短的一个句子中可以同时包括解释学、解构主义、现象学的残简断篇，制造出文论阅读的障碍。在对语言的过度重视中，作者中心解体，读者中心涣散，作品中心的价值确认被悬搁，作品中心在语言转向中变得多元杂糅，非文学性、泛文学性阅读变成了无数消闲方式的一种，不是审美鉴赏，不是趣味评判，仅是消费而已。

杜书瀛先生把这20年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概括为，前十年是从“反正”到“反思”再到“突破”的过程，从“一统天下”走向“百家争鸣”的过程。后十年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气盛”到90年代的“老成持重”的过程，是从“多元争胜”到“多元对话”的过程。虽然20世纪80年代里审美自足论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文化批评流向之一种，但90年代以来的文化批评注重的是文学所赖以存身的“语境”，而不再是对文学作品的文本——最狭义的文本——做语义层、文体层、审美意指的细读了，除了一部分开拓者能够将文学的“语境”做出“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的精湛分析外，大多趋风赶势，变成了大而无当的虚飘空泛之论。再加上急急忙忙“搭”刚引进的“后现代大众文化”的便车，以中国的个别例证来证明西方后现代文化观念或“意识”在中国已经出现。反过来看，这不过是制造出了一系列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中国翻版。同质化危机出现了，我们又一次移植、重复了西方。我们自己呢？难道离开西方话语，我们就真得不会说话了吗？来自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文艺做出的“强制性阐释”，有多少是令人耳目一新后又迅速失色，又有多少是横向移植的成功呢？

我们把这一思潮流程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把文学研究放置在它与其外围之间的“边缘地带”的研究，统称为“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现象”。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与当前国内外盛行的“文化批评”的内涵比较相近，与“文化研究”的概念所指则不尽相同。“文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阔，按字面意思来看，“文学研究”及对“文学研究”的泛化应该是“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它却常常越出了我国现代文学观念所确立的“纯文学”、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泛文学（或称“杂文学”，比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领地，而去研究广义的文学之外的东西——比如，研究麦当劳文化、波鞋（粤语，即普通话的“运动鞋”）、汽车时尚等。所以说，“文化研究”涉及面太广，本课题无法对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分析、评判，我们将论题缩小到在对“文学研究”的活动过程中，对那些个逸出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而跨越到非文学领域里去做出“越界研究”的学者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研究视点、研究方法加以汇总、梳理，对“他们”研究文学时所造成（导致）的“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现象”做出我们力求客观、准确、翔实的分析、梳理、评判与建议。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本书以那些个逸出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而跨越到非文学领域里去做出“越界研究”的学者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研究视点、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换句话来说，本书是对“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之后设研究，而不是笔者或笔者的同道者们在当前“众语喧哗”的学术界，再去急急忙忙地多添加一种未必属于深思熟虑的“言说”。那种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而去强为之说的“言说”，常常未必有什么像样的学术价值可言。笔者甚至可以略显绝对地说，当前的学术界，不是“言说”太少了，而是言说——尤其是那些个语言激越的酷评、煽情的演讲、满足于口水战的网络“灌水”话语、哗众取宠的社会时评之类——太多了，这些言说往往表达的是一种观点、态度和个人化（不乏情绪化）的倾向，甚至是为了免于自己在众语喧哗的信息时代里被淹没而发出的偏执、极端的声音，它们既不是学术也无法代替学术。所以，笔者不准备匆忙“表态”，而是先消磨掉自己身上的许多“人间烟火”，先去认真、准确、客观地做一番文献的、话语语境的考辨功夫，弄清了学界在有关问题上的争论究竟是在什么语境、什么条件下，又是针对什么具体问题怎样言说的。弄清楚了这些看似琐碎的技术问题（但又是很容易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问题），才能够明确谁谁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正确到什么地步。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确自己的后续研究是“对着谁讲”“接着谁讲”以及“讲到什么程度”。这是必须要加以明确的。否则，我们的学术批判就可能蜕化成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意见争鸣。那样的话，严谨的学术研究与个人化写作中的那些随笔、杂感又能有多少区别呢？

至于当下学界关注甚热的话题——跨学科所需的专业功底、学科训练而导致的“非法逃票”“准入资格”“怎样跨学科”等问题——将在本书前三章做出学术史梳理之后，在第四、五章中尝试做出回答。

倘若要细加分析，从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介绍阐释，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转向的理论探讨来看，人们所理解的“文化研究”，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一种比较宽泛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是说当今时代的文学研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用某种单一的、传统的方法，而是需要借鉴更多别的学科如人类学、文化学的方法，“读出”与“读入”互通的阐释方法等来进行研究，从而对文学文本阐释出更丰富的意义。二是指一种“学术视野”，即突破原来纯文学、纯艺术、纯审美的视野，打破纯文本分析的封闭性，将文学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来加以观照，将会看到文学的某种全新的景观，诸如文学的生活化、生活的文学化等等。三是指一种“学术精神”，即通过将文学研究引向文化研究，在文学观念上打破既已形成的自我封闭性，使文学重返社会，重新获得社会文化批判的意义与意识形态的特性。

事实上，从西方到中国，文化研究转向的直接背景正在于文学的泛化，即传统文学形态向大众文化形态的转向，作为这一文学转向所带来的文化研究，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存于这一现实的，因而在不少文化研究的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中，对大众文化多取认同的乃至推崇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另一些学者的担忧，忧虑这样一种新起的文化研究倘若只是一味顺应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而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态度，将会导致文学精神的彻底丧失，这样就会带来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基本品格的完全消解。倘若如此，人们对文化研究就难免不产生怀疑乃至抵触的情绪。由此便又带来对于文化研究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文化研究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主张坚守文学研究的立场，以此抵御文化研究对文学精神的消解；另一种是主张突破以往那种纯粹文学研究的视界，拓展文化研究的视野，只不过需要在文化研究中重视和加强理性精神与批判性力量。倘若如此，这两者之间就未必是对立或不可通约的。

上述有关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界定与说明，已经为我们基本交代清楚了它的含义、指涉。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好，在我们做出分析、批判之前，还是耐心、客观地看看学界是怎么评说的。

提到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下的一段论述不可谓不精要：

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是20世纪末全球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景观。值得说明的是，“文化研究”一词在当下学术语境中仍然有一定的歧义性：就其狭义而言，它指的是20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诸国、90年代初陆续介绍到中国的某种批评潮流，其范围涉及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文化研究”作为含义广泛的批评潮流的共名，本身的领域和对象变动不居，暂时也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和流派，但它在研究思维、操作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借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界一本专门性学术出版物的“前言”语，狭义的文化研究的特征大概就是它的“实践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文化研究”往往还有另一层涵义，这就是对它的广义的理解，这种“文化研究”有点类同于“泛文化研究”。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此类“泛文化研究”把人类历史积累的各种文化成果作为话语资源，展开对文学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并从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文学以新的质素与空间。人们对“文化研究”或狭义或广义的不同理解与运用，虽然视野悬殊，着意与归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二者的某些共通之处，比如对文学存在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加以考察、将静止的“文本”同活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诠释、打破传统的学科域限而尝试多种互阐互证……诸如此类，都在表明一个事实，即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多元时代的来临。

毋庸置疑，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深广的社会语境与学术渊源。20世纪全球性的学科细化，某种意义上加剧了知识的壁垒；而形式主义一脉批评论调的持久高张，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文本的“内在完整性”，却严重忽视了这一完整性得以存在的外部语境。此外，20世纪中后期，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功能似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对文本自足性的简单读解，而愈发注重揭示隐藏于一个独立文本内部的文化秘密；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这种“隐喻性”，大大扩展了它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力与干预力。批评的上述种种变化，共同唤起了文化研究的勃兴。批评的文化转向，也跟文学自身的嬗变密切相关。20世纪的中外文学，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场由杂到纯、再由纯变杂的演变：先是由杂到纯，不仅把古老的广义的人文写作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方式，而且文学文体的分化也日益细密；20世纪后期的文学则从这种文体的纯粹中突围出来，走向边界模糊的杂文学：作家们常常把小说写成随笔，把论文写成故事，将诗歌的精神融入小说，而散文更成为一种文体跨越的实验基地。文体边界的有意模糊，文本意义的多重隐含，使得对某部作品的单纯审美分析未必完全失效，但至少已不再成为决定性的价值宣判。大众文化语境中审美分析的有限性，必然要求批评寻找其他的突破路径，文化研究便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并日益繁茂起来。因此，当下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在寻找着种种边界或结合部，比如文本自身与外部语境的遇合，本质意义与阐释价值的对话，审美分析与历史视野的汇通，结构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通融，等等。不仅文学走向了一种广义的“大文学”，文学批评也滑向了某种广义的“大批评”。这正符合了这个时代对话的、实践的、杂语共生的特征。

简言之，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而这两点，正映现了狭义的文化研究与广义的文化研究入思与取意的不同视角：前者注重的是文学的阐释功能，突出的是批评的弥散性；后者强调的则是深化对文学自身的理解；换言之，前者把文学理解当作手段，后者把文学理解当成目的。我们的这套“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所着意的更多是后者，即把各种文学、诗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从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和透视这些文学与诗学现象，达到对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解。

尽管本课题的研究方式是对学界研究“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学人和现象之学术史的清理和康德式的批判研究，但相比于上面引文中的学者们采取的广义文化研究而言，本课题的理论则比较窄，是对那些研究狭义文化研究的“文化批评”的分析、梳理与评判。这种定位就是上述引文中“注重的是文学的阐释功能，突出的是批评的弥散性”的狭义的文化研究，这种研究也就接近前面曾经提及王宁的“文化批评”，即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而不是研究领域异常扩大的广义“文化研究”。但是，与上述引文中视狭义的文化研究（即文化批评）为“把文学理解当作手段”，广义的文化研究“把文学理解当成目的”所不同，由于本书论题的限定性，我们的理解则是，对“文学的泛文化现象”做出的学术史的清理和康德式的批判，这种批判恰恰是在对文学的观念更新后的广义角度上，重新看待和梳理文学及文学研究，“把文学理解当成本体与目的”。至于当前盛行的文化批评，据一位倡导专家的界定，是“文化批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角度解读文本，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做出审美判断；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在这一点上，本课题的定位即“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之定位确乎与这种“政治批评”不同。我们坚持的是对文学研究做出学术史的清理和康德式的批判研究，不会用政治批评代替学术批判。而当前风靡西方和我国的文化研究，却是将自己的身躯全然伸展到文学之外，目的在于讨论其他文化现象，文学不过是它的由头和躯壳，而且这躯壳也往往包裹不了文化的灵魂，文化常常“灵魂出壳”了。有关本课题对狭义和广义的“文化研究”做出的如此理解，“前言”“导论”里都曾有涉及，更可以参见本书第二章篇末赖大仁先生对国内学术界有关“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综述，以及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补充表述。为节省篇幅，不再赘引。

行文至此，大体上我们已经了解了文学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在我国是怎样生发起来的。这样一个必须掌握的基本现象看似简单明了，其实却纷纭复杂、变动不居，期间也有许多见解各异、时或发生龃龉的地方。好在我们的目标不是考证其萌发的准确时间、地点本身，所以有了如上引述和梳理，已经可以为我们追寻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尽管如此，碍于个人管见，主观局限或不可避免，因此产生误识、误读、误导的可能依然存在。为了便于大家参照与辨正，各相关的知识背景都提供了文献出处。这样做，虽然不免于胶柱鼓瑟，但可以尽力减少可能产生的质疑或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