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系列是作者约半个世纪以来，用复杂科学，尤其是非平衡态物理学的方法，系统研究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得到的成果。本系列第一卷《代谢增长论》的使命是把科技进步而非资源、劳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此重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上，我们开创了如下的新方向：
第一，在理论框架上，我们把科技创新而非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以区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经济。科技创新的标志是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而非经验知识的简单积累。我们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和邓小平的远见，即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描述是新兴产业开拓新的资源，生态学的概念是增加产业的增长上限。我们用生态学的逻辑斯蒂方程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AK模型，因为后者假设生态资源无限，违背了物理学和生态学的基本规律。我们把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宇宙观上，我们强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开放演化，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非平衡理论主导下的多样发展过程，而非西方主流经济学依据的均衡理论和趋同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的封闭体系和优化框架无法理解工业革命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我们从生态技术结构的多样性出发质疑英美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论，为理解经济发展的多种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创新铺平了道路。非平衡世界的多样性，不仅有旧秩序瓦解之危，而且有新事物出现之机，这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只讲市场稳定性、回避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的局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接纳所谓异端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宇宙观的基础。
第三，在数理模型上，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出发点，是将生态约束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修正新古典经济学自然资源无限的隐含假设，直接否定从人性自私贪婪出发构建的均衡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把非均衡经济学置于生态学的基础之上。这也符合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对人是社会动物的分析。19世纪经济学开始的所谓边际革命，是用片面的消费心理学否定经济行为的生态物质基础和人类演化的社会属性。我们发现生态约束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并用数理模型描述市场内生的稳定与突变的矛盾转换机制，定量研究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特征和对策。我们对宏观与金融价格指数的非稳态时间序列分析，也为市场监管和政府管理发展了定量分析的工具，例如产业和制度发展的生命周期和时间序列的小波分析。我们的研究可以为经济工程学的定量管理和制度工程学的体制设计开辟道路。
第四，在经济哲学上，我们研究经济复杂现象的非线性机制，从生态技术经济的多层次结构分析出发，发展整体论的思维范式，在历史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世界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否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西方中心的普世价值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重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和经济行为的生理和物理基础。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人的自私本性和贪婪行为，在理论上违背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常识，在政策上导致了经济学的虚拟化，在实践上造成了“去工业化”，在生活上造成了“现代病”的泛滥，加重了医疗福利制度的负担，是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理论“温床”。
第五，在经验观察上，我们把现实世界的市场竞争，从纯粹私有制基础上完全市场的乌托邦，还原为有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全球化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市场份额竞争，而非价格或成本竞争。换言之，非平等的国际分工下，非均衡的价格体系不可能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导机制，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的各种形式，都是市场份额竞争的策略手段。正因为技术创新面临巨大的投资不确定性，才需要研究适应生态和社会环境的不同策略。新古典经济学看不到市场变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不承认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生命周期和路径依赖，就无法理解政府在协调市场分工上的作用，也无法看到企业家创新的战略空间。这就在经济学观察的实践基础上否定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决定论和市场万能论。市场只是经济竞争的不流血的“战场”，不是制度自发生长的“温床”。现实市场的多种模式，反映了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对劳动分工的自然和社会的约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优化市场模式。这才需要研究经济问题时的实事求是和因地因时制宜的科学态度。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观察开始，近五十年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我们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67—1980），作者在成昆铁路当工人期间从业余研究开始，对中西发展不同路径的比较研究。作者1967年在太原重机厂进行的社会调查发现，西方封锁导致中国引进的现代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开始从经济结构的视角探讨李约瑟问题，即为何科学与资本主义发源于西欧而非中国。作者通过从科技史、经济史到战争史的比较研究，理解了普里戈金提出的非平衡热力学的主题：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演化只能存在于开放的耗散系统。分析生态技术结构和产业布局有助于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因和出路。
第二个阶段（1980—1996），作者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热力学中心（1989年更名为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留学与研究期间，用非线性动力学和非平衡物理学方法研究经济混沌，系统推进经济复杂性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1996年至今），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现为中国研究院）工作期间，在中国与东欧转型经验的启发下，用非平衡态物理学的数理方法，系统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逐一挑战和质疑弗里希、法玛、马科维茨、弗里德曼、卢卡斯、科斯、索洛、阿罗、罗默、布莱克苏尔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基础理论模型，修正萨缪尔森和古德温的经济周期模型，整合西蒙、哈耶克、熊彼特等的演化经济学成果，提出代谢增长论和复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书就是金融危机后，探讨经济学新思维的理论成果之一。
我们的研究路线是从观察、问题和实验出发，而不是从先验的假设或信仰出发，把定性的历史观察和定量的经济分析相结合。我们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体系，因为我们发现大量生物学、生态学和气候学的经验观察和新古典经济学为描写人性贪婪而引进的效用最大化的公理假设不符，因为资源有限下的经济行为必然是非线性和非均衡的，不可能是线性和均衡的。我们也不同意科斯学派全盘否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因为经济学和生物学一样，可以吸收前沿物理学的成果。非平衡态物理学和复杂系统科学在生物学和经济学里的应用，和X光、计算机在医学里的应用一样，有广阔的前景。
本书收集的研究成果从1979年起，至今已四十年。如何用一条主线来贯穿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多方面关联的复杂课题，是建立新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亚当·斯密在18世纪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国富”，由此展开分工和市场的研究。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把生态资源的约束作为物种竞争的前提。马克思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和后来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造就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马歇尔192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把价格的供求均衡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试图解释市场经济的运作。那么，金融危机后的新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当代经济学家应当直面现代社会的三大危机：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和就业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的劳动分工模式，即消耗资源的分工模式和规模经济所引发的生态经济危机。新经济学要寻找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就必须重新理解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文明演化的多样性，摆脱以英美模式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论，探索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多种模式。
本书是跨学科争鸣和对话的结果，不是闭门思考的产物。最早发现我们研究经济混沌的意义的是已故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数理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1915—2009）。他在1995年的评价信中指出，我们的工作有可能改变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在苏联解体之后，我的导师普里戈金重新认识到我早年研究文明演化多样性问题的重要性。我在1999年发现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模型是永动机理论，2002年用统计物理方法否定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普里戈金在病危时不忘督促我赶快写书，但是我迟迟没有下笔，因为理论预测如何被历史检验需要新的时代观察。西方模式走向衰落的同时，国内外再起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推动了演化经济学的复兴。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潮，其高峰是2011年创立的世界经济学会，我被推选为学会创始理事，时代的紧迫感催促我最终将此事提上日程。
2012年7月，国际熊彼特学会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举行双年会。会议的首项议程是“亚洲崛起的原因和影响”。会议主席邀请我做首席演讲。我把视野从东亚中国崛起扩展到世界大国兴衰的经济发展史，题目就是本书的“代谢增长论”，直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积累论和内生增长论，获得了几届演化经济学元老的赞赏和与会者的理解。我发现用新陈代谢的竞争演化来描述经济发展的本质，比用经济复杂的非均衡、非线性的方法论来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容易让经济学界和大众理解现代化的本质和中国实验的贡献。
科学探索是跨国跨领域互动合作的产物。作者感谢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现名复杂量子系统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名国家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现名中国研究院）的同事和朋友的支持。作者尤其感谢恩师——已故的严济慈和普里戈金等物理学大家的理解，以及萨缪尔森、西蒙等经济学前辈的鼓励。作者感谢林毅夫、史正富、陈昕、张维为等同志多年来的支持和李华俊、唐毅南、曾伟等同学多年间的合作。
读者如发现本书在事实、数据和模型中的错误，请把科学的批评发到作者的电子邮箱：pchen@nsd.pku.edu.cn，并留下文献出处、真实姓名和单位，以便核实和致谢。至于不同观点的争议，欢迎百家争鸣。本人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全部作答，事先请读者谅解。
由于本人的同名者太多，为了文责自负，本人效仿古人的方法，在父母取的名字前面增加了两个字号：在心路历程上，自号“眉山剑客”，因为我对经济学的系统思考，源于1967—1974年间在四川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当工人的经历，后来对各派经济学的了解，得益于学者之间的对话交锋，而非教科书的学习。我在和年轻人对话时，把学生给我起的别号“独孤求败”改为“寂寞求错”，因为科学的本质就是试错。对科学人物的评价，不应当论什么功过。因为即使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思路，也给了后人“此路不通”的警示。我对从斯密到科斯的批评，主要来自方法论的比较。他们能提出好的问题，就启发了后人不同的思路。我不希望读者用意识形态的标签来理解经济学派的争论。方法论的局限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研究要站在巨人的肩上，而非跪在巨人的脚下，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前人提出的问题，并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疑难，从而更上层楼。
陈平
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