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科学学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人类社会自文字出现起，就开始了人类活动的记载。但是，只是在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引入了历史领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史之后，历史学才真正开始了理论的研究。今天，科学学的诞生有可能打开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产生研究方法上的新飞跃。因为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生产活动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研究生产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自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活动分化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同时越来越强大地影响到生产斗争的社会组织的变革。科学学将成为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理论支柱是无疑的了。

4.3.1 科学学和科技史

科学学本身是在科学史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而产生的，科学学的产生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目前国内已有的科技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分别整理各个学科的历史成就，系统地把中国科技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工作还做得很少。李约瑟开创了用中西方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方法，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启发。在世界史上，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典型。研究欧洲科学起源的背景，分析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从比较研究中发现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对研究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推断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3.2 科学学和哲学史

科学学对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既然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史也就是人类的认识史，而且科学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那么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必然会对传统的哲学史观提出新的问题。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都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当代科学史上，苏联哲学界对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批判，都是企图用唯物与唯心的标准来判定科学假设的真伪，结果由于在科学方法论上失当而遭到失败。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把科学的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是不充分的。科学学有可能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哲学史的批评提出新的补充判据。对科学史上的历次变革，应该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入探求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对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进行的研究，使我们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深刻的差别。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同。我们这里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我们相信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和改造，也将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4.3.3 科学学和社会发展史

我们想强调指出，科学学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科学史和哲学史，因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本身都属于科学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历史学的研究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科学学将对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观点。马克思关于分工的理论对于发展科学学的社会史观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史上先后有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第一次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二次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三次是商人阶级出现形成的分工，三次大分工的结果，又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三次分工出现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但是，在近代史上，没有比科学的出现更大的社会分工，工业的出现只是手工业发展的直接产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作用，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阶级斗争在人类活动中产生军队和国家机器，科学实验却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和生产的特殊体系。在美国，从事信息加工的情报部门人员比例已经超过了从事物质加工的生产部门，从而进入了所谓“超工业社会”或“情报化社会”。[4]我们认为应该把科学部门的出现评价为第四次社会大分工，即信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分离。这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具有不尽相同的意义，因为自动化的发展可能取代大部分工农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但不能取代物质生产本身。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新的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龚育之认为，科学实验是从生产斗争中分化出来的，这虽然在理论上强调了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但不尽符合科学史的事实。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第一代发明家都是手工业者，但科学革命的第一代科学家却是教士、医生、律师和经院大学的教授这样的有闲阶级。由于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因此私有制下的劳动者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进行长期独立的科学研究。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希腊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匠传统的实验方法的结合，而这一结合是由传统的自然哲学家中分化出来的职业知识分子完成的。在欧洲，近代科学主要是从教会活动中分化出来的，然后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教士在中世纪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经院大学是独立的学术中心，这是近代科学得以分化独立的社会基础。反叛的教士、经院大学的哲学家与资产阶级业余研究家的结合，产生了最早的科学家团体，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经济支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只是地主阶级中附属的一个士大夫阶层，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官学合一的体制阻止了科学的分化。科学史表明，生产发展的需要当然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近代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诞生的，此外生产技术的发展又为科学实验提供了观察实验的工具。但是，生产经验的积累绝不能自动地上升为科学的理论，科学体系的发展还有本身内在的动力独立存在，科学问题的提出有其自身的逻辑性。科学方法则是人们的主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桥梁。凯德洛夫指出，纯粹的经验在科学认识史上并不存在，科学知识总是用理论语言记录的，舍此不能作为实验确定的事实被考察。科学方法的发现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希腊哲学经过哥白尼、伽利略的工作，到牛顿集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等科学方法之大成，终于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本体系。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探索在伽利略以前始终只在少数学者中间进行。因此，认为科学实验是从生产斗争中分化出来的观点并不准确，倒是科学独立发展以后，才有和生产活动日益结合的趋势。从科学史来看，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最初是分别进行的，后来才互相渗透，使科学、技术、工程、管理成为互相联系的整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仍然具有清晰可辨的不同目标，前者探求的是科学知识的思想体系，后者生产的是工程技术的物质装备。

4.3.4 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再三强调的分工协作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则我们就必须把科学发展所依赖的基本规律作为历史现象分析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样我们便能发现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忽视科技史所带来的严重错误。

我们已经指出，商鞅变法以后的秦汉体制强化了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重农抑商政策和地主官僚制度抑制了商品人员的流通和分工协作的发展，导致周期性的土地危机和农民战争，却没有自行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我们在本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官学合一体制和户口保甲制度扼杀了学术交流和科学分化的可能，使中国无法产生近代科学的萌芽。因此，把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视为生产力的革命和生产关系的进步，不仅在经济史上的证据不足，而且从科学史上看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地主小农经济的确立是劳动分工进程的一种退化而不是进步。研究世界史上中国发生的这一特殊现象不仅可以解开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奥秘，而且有助于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加深对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

应该指出，中国的封建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障碍，今天虽然大家对封建主义都有了强烈的感觉，但是并不等于对中国特殊的封建主义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实际上，人们常常混淆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更不用说明白西欧的封建主义（贵族领主）与中国的封建主义（地主官僚）之间的区别了。认识这种界限和区别，对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分工的研究和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官僚化、衙门化的传统积弊，同时，用竞争办法引导经济，用科学规范引导科学，要求我们对经济学和科学学的研究进行一个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怎样交换、怎样分配”，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了交换和分配的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有待于生产力经济学来解决。由于科学和生产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感到科学学的观点和方法将会渗透到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中去。我们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就是从科学技术史的分期问题引起的。我们认为，系统方法和结构概念在科学学和经济学中的发展，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们相信，科学学这一新生的“婴儿”在中国将会成长为一个“巨人”，科技史的研究将会推动古老中国的新生。历史给予中国的这一宝贵机会，让我们紧紧抓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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