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引言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一般文献强调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政策重要性不同，林毅夫（2007）认为，这一现象应引起高度的理论重视，有必要放松现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暗含前提——产业升级时国民经济中每个企业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在何处没有共识，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如何认识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现象，目前主要有“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两种理论视角。“市场失灵论”的理论视角将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归咎于产品需求和要素供给信息的不确定性（Hartman，1972；Abel，1983；Pindyck，1988；Bart et al.，2003）、寡头竞争（Benoit and Krishna，1987；Barham and Ware，1993）、行业企业数目不确定性（林毅夫等，2010）和羊群效应（Banerjee，1992）等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协调失灵以及非理性行为等市场自身因素。“政府失灵论”的理论视角则将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归咎于预算软约束（Kornai，1986）、政策随意性（Hassett and Metcalf，1999）、产权扭曲（张维迎和马捷，1999）、晋升激励（周黎安，2004）、财政分权（周业安和章全，2008）、政策补贴（耿强等，2011）等体制扭曲。[15]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2015）通过实地调研和分析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发现，“本轮产能过剩是多种因素的叠加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包括了复杂因素叠加的产能过剩问题，“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尽管从不同的侧面捕获到了一些真实的见解，但是其洞见可能不完整。诚如“市场失灵论”者所论断的，市场协调失灵确实可能会诱发严重的投资潮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投资机会大都具有共识而市场个体不具备总量信息的条件下。但是，理性的市场个体或多或少也能够预期到这种可能性而谨慎行事，尤其是在面临严格的市场约束时。这也是“政府失灵论”者所论断的，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地放松市场个体的预算约束，理性个体即便在面临市场协调困难时也会谨慎行事，不会出现投资冲动，反而可能会减少投资潮涌，降低产能过剩的风险。但是，预期到市场协调困难之后，市场个体的谨小慎微可能会使具有共识的发展机会转瞬即逝。为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机会，政府可能会提供额外的政策支持，以增强市场主体的激励并放松其预算约束，以鼓励市场个体积极利用发展机会。这与早期强调面对结构刚性时市场失灵的结构主义发展观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如果预期到政府会提供政策支持，在面对具有共识的发展机会时，理性的市场个体就会肆无忌惮地投资，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与理性预期思潮以及“华盛顿共识”强调面对理性个体时政府干预失效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到，在面对具有共识的发展机会时，投资潮涌现象可能同时蕴涵了“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的担忧，并且彼此内生地交织在一起。片面地强调某一派的观点都十分欠妥，但这两派的观点又嵌入在一起，有必要统一到一个框架之内。恰如林毅夫（2012）在反思第一波发展思潮（强调市场失灵的结构主义）与第二波发展思潮（强调政府失灵的“华盛顿共识”）时所指出的，片面地强调任何一种观点（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对解释和指导发展实践并无裨益，而应该根据前两波主要的经济发展思潮留下的经验教训，形成一个正确认识并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新综合体系。投资潮涌和产能过剩现象为详细揭示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复杂逻辑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素材。

本章的主要工作是以投资潮涌与产能过剩现象为例，在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争论以及新结构经济学最新理论进展的基础上，试图完整地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交互关系的作用渠道及逻辑机制，从而对现有文献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而化之的论断提供更加细微、完整的剖析，并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予以拓展。本章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2节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并概括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演本章的理论分析框架；第3—6节结合中国工业行业与政策的一些经验例证阐述理论逻辑；第7节为总结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