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主要关注艾奇逊的战略思考和行动，即他的冷战大战略，或者说从大战略角度去评判艾奇逊的冷战政策。故而很有必要首先对“大战略”（grand strategy）加以简单的说明，以作为之后讨论的铺垫和基础。

简单来说，大战略是在较长时间内利用所掌握的所有政策手段与资源去促进国家安全的最高、支配一切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无意于给“大战略”下一个严谨的定义，也不想参与到关于大战略概念的学术论辩之中[35]，只想为接下来的谈论提供一个出发点。当然，这一界定仍然过于宽泛，有必要进一步地说明。

首先，大战略的制定往往意味着放眼未来。那些努力去制定大战略的决策者，都不满足于仅仅顺应眼下的要求，对当下事态作被动回应，而是立足长远整体性地考虑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一部分领导人甚至力求塑造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正如艾奇逊所言，大战略的任务是“着眼长久，长久不是指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要超越深陷于当下战斗的烟雾与危机中的战场指挥官的视野；长久到能洞悉即将发生的事态，提出应如何面对或应对之策”。不过，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制定大战略的需求和愿望，从历史上看，除了个别例外（比如瑞士和芬兰维护独立的大战略），大战略对于中小国家来说属于“奢侈品”，只有那些处于国际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少部分大国才同时具备制定与执行大战略的意愿和能力。[36]

其次，大战略涉及面对潜在对手或威胁的情形下，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关系。大国生存的世界永远都是一个资源有限和充满威胁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任何一国政府的可用能力永远不足以利用所有机会、应对所有威胁。加之对大国来说，它们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和国际关系的很多功能领域都拥有着利益甚至是貌似重要的利益，各种利益所要求的解决办法常常指向不同的方向，甚至相互冲突。鉴于资源有限性、利益多样性和冲突可能性这三大不可逃避的现实，大战略要求确定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领导人必须确定什么利益真正重大，什么样的威胁和机会是最迫切的，并据此部署资源，任何大战略都必然包含对国家利益和目标、利益所受的潜在威胁、用来应对威胁和保护利益的资源与手段这三个方面的识别与排序。在一个资源无限同时不存在与其他行为者冲突可能的世界中，根本就不需要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并非所有的对外政策都是“战略性的”。[37]

最后，大战略是贯穿于国家对外政策主要方面的组织原则或概念蓝图。大战略并非对外政策的任何一个方面，也非作为整体的对外政策，而是以努力追求一国核心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去使用各种对外政策及其工具的思想框架。对于那些有着明确大战略意识或者已然制定了大战略的国家来说，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和最重要的具体行动都来自于这一思想框架。大战略必须为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提供指引：国家防御开支的水平，对外战略承诺的性质与范围，海外的军事力量部署，对外援助的使用，和现实或潜在盟友的关系，对现实或潜在对手的外交立场等等。在理想状态下，大战略是有机融合了利益、威胁、资源和政策的思想图式，它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它们想去哪儿以及应如何抵达目的地”。[38]

有很多人尤其是一部分决策者会怀疑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以上描绘的大战略，甚至怀疑这样的大战略是否真正存在过。针对英国对外政策的长期指导原则是维护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流行说法，20世纪初期长期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回忆录中虽未断然否认，可他认为英国采取的很多具体政策反而背离了维持均势的方向。他就此写道：“一个整天忙于一个大部管理工作的大臣，常常读到其钦佩者或批评者赋予他们的仔细拟订的计划以深刻、不为人知的动机时，必然大吃一惊。（只有）那些无官一身轻的旁观者才有时间去发明这些东西，他们赋予了大臣们太多根本没有时间去发明的东西……”在格雷眼中，包括他在内的英国外交大臣们在处理对外事务时，遵循的绝非什么“长远的设想或宏大的概念图式”，而是他们认定的眼前利益。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格雷抱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期阅读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传记后，认为就如何应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带来的全球性威胁、如何发挥美国的领袖作用，这两位总统根本就没有任何大战略。相反，他们拥有的只是应当做什么的敏锐直觉。在克林顿看来，认为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德对苏政策包含大战略设计，不过是后来研究者们的臆想。[39]

必须承认，格雷和克林顿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治国就像操控航行中的船，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法控制而且常常也无法预测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风浪的冲击甚至摆布，再详尽精密的航海图都无法保证船只能顺利抵御风浪、安然穿过已知和未知的潜流与暗礁。更何况由于决策者做决定时常常遇到的时间限制和不确定性（无法确定他人的确切意图、无法确定他人对自身战略行动的回应、更不能确定无法预知的突发事件），以及最重要的人的理性的局限，指望预先就制订出能解决未来可能面对的所有问题的详尽计划无异于幻想，即使真得制订出这样的计划并在行动中刻板地遵循，结果也一定是战略失败而非战略成功。40年代后期杜鲁门行政当局冷战大战略形成过程中，三大最重要的举措——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皆非长期计划的产物，而是应对现实危机的即时反映。[40]但“即兴创作”不等于没有大战略设想，再不完美的航海图也好过手中空空，只要决策者能意识到航海图的不完美与局限，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大战略存在与否的真正标准并非预先拟订的详细的长期行动计划，大战略在形式上也并不必然表现为正式的、阐述详细的官方声明或文件，而是为实现重要的长期目标而融贯地思考与行动。

以俾斯麦来说，仅仅统一德国的成就就足以使他名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家和战略家之列。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之后，几代德国人将之归功于俾斯麦的天才，认为第二帝国的建立来自于俾斯麦清楚的战略意图和设计。但实际上，俾斯麦统一德国并非来自于他坚持遵循某种系统的行动方案或计划，而是来自于依靠直觉和广博经历对不确定事态的“大师级”驾驭。1890年6月，俾斯麦去职后，接受了奥地利历史学家弗里德容（Heinrich Freidjung）的拜会。弗里德容问俾斯麦，是否自1862年担任首相伊始就已经决定，把与奥地利开战视为解决德意志内部领导权问题的唯一途径。俾斯麦的回答是，“在政治中，你不能盯着长期计划不放，并据此盲目行动。你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为你追求的方向勾勒出大概的轮廓。对此，你绝不能动摇，即使你不知道最终抵达目的地的精确路线”[41]。

大战略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首先，就像俾斯麦所说的，它提供了前进的主要方向，为短期行动和中长期目标提供了关键的联结。大战略设想最重要的功能即在于此，它为国家的战略行动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核心目标和较清晰的优先次序认识。对于缺乏这一认识的政府而言，其政策往往会随着一时的危机或情况而摇摆。治国之道就走在了多种甚至相互冲突的方向上；领导人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既定问题更广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历史上，不能将短期行为和长期目标统合起来，往往会导致极严重的战略问题，甚至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为例来说，太阳王本人南征北战几十年之久，首要目的和动机并非谋霸，而是要确保法国的安全，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个人、波旁王室和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但他对荣耀的强烈关切、对法国力量的高估和追求绝对安全诱使他在国际事务中独断专行，没有注意到或者他压根就不在意其他国家会如何看待他的行动，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的谋划——以联盟和国际协议为基础的战略——被他基本放弃。结果，路易十四再三采取单边行动最终给外界留下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征服者的形象，导致了法国的孤立，一再形成的反法联盟与法国的战争使法国民穷财尽。[42]

其次，大战略还可以帮助决策者注意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以免落入历史上的大国最容易犯下的过度扩张之错。某种意义上，由于其利益的多样性、远比中小国家更为强烈地塑造其外部环境的冲动以及对于其自身力量的认识，过度扩张对于大国来说几乎无法避免。对崛起国家而言，如果领导人、精英和一般民众均陶醉于本国力量与影响的增长，忽视本国实力的局限和弱点，并据此确定过于野心勃勃的战略目标，或者在对外行动中表现出军事和外交傲慢，很可能会招致战略失败甚至战略灾难。胜不骄败不馁，说来容易做到难。即使英明审慎如腓特烈大王那样的最高决策者，也会为一时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沾沾自喜，甚至口出狂言。1772年2月，在与俄奥议定第一次瓜分波兰之际，宣称东方三强对波兰的瓜分意味着英法在欧洲体系中政治支配地位的终结。在听到英法两国尝试和解的消息时，他在给普鲁士驻巴黎使节的信中写道：“为失去在更广大的欧洲国家体系中一直享有的支配性影响，法兰西和英格兰只能相互安慰。他们现在只剩下对这一支配地位的记忆，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一年前，他在给驻俄公使的信中甚至宣称，七年战争以来，只有普鲁士和俄罗斯——可能再算上奥地利——才是欧洲的大国。很大程度上因为在使普鲁士挤进大国俱乐部的七年战争中损失巨大，才让这位腓特烈大王不至于像他兄弟亨利亲王那样头脑发热，主张只要长期维持俄普奥三国同盟，即可以决定整个欧洲的政治命运。[43]

最后，大战略为国务家提供了处理外交日常事务的直接推断能力。国务家遇到的许多对外政策挑战是他们并未做好充分准备，甚至有些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而且在有些时候，必须在几天或几个小时内而非几周或几个月去应对这些挑战，换言之，决策者在有些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时间充分考虑问题的所有方面。没有哪种大战略能为解决这些危机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思考与制定大战略本身——界定并为本国追求的目标与面临的威胁进行排序，理解本国的能力及其局限——能为国务家提供确定恰当反应的基本概念框架。[44]

设计一种融贯的大战略相当困难，甚至包含着危险，因为这意味着决策者和负责战略计划的官员要将一种概念图式强加于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大战略的制定者通常不是根据其本来面貌去看待事件的，而是根据预先设定的优先次序与所认识到的威胁去解读事件。结果，完全理解任何特定问题的丰富性远不如直觉性地把握问题对于本国核心使命的含义来得重要。由于时间压力、关键信息的不足和人思考能力的有限性，这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也相当危险，世界的现实永远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45]

即便能设计出一种好的大战略，能否如预想般付诸实施也很成疑问，大战略的执行总是不可能尽如设想。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与其他行为者尤其是敌人、盟友的互动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结果，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可能打乱设计者的如意算盘。就此而言，大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做出调整，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战略只是死物。关键问题是如何平衡战略的持续性和灵活性，无视前者会损害战略一致性，做不到顺势而变意味着僵化。历史学家穆雷（Williamson Murray）就此评论说，那些在大战略实践方面成功的政治家，在放眼长远的同时“一向承认‘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愿意去适应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他们“永远都不会忘掉长期目标……同时愿意在趋近未来的路途中针对眼下的困难做出调整”。俾斯麦可谓这方面的典范。他告诉弗里德容：“德国人向来有一大缺陷，寻求全有或全无，完全盯着一种方法。相比较而言……我会抓住能在无须战争的情况下带来普鲁士扩张和德意志统一的任何解决办法。有许多途径可以实现我的目标，我不得不一一尝试，把最危险的留在最后。”[46]

由于大战略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无数困难，穆雷告诉我们：“过去发展出成功大战略的政治家实属例外。历史学家记录的人类事务看起来不过是一长串的罪行、愚行和大错。”[47]如果说历史上大战略实践的成功案例的确属于例外的话，杜鲁门在任期间（1945—1953年）发展出来的对苏遏制大战略毫无疑问当属其中之一，至少也是最接近成功的候选之一。当然，这一战略的形成和确定难免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并且也发生过变化。在这一战略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中，在杜鲁门手下先后担任副国务卿和国务卿的艾奇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