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解释20世纪前半期美国为何未成为超级大国这一重大问题时，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家雷诺兹（David Reynolds）使用了四个基本概念：“环境”“意图”“利益”和“机构”。其中“环境”意指国际关系总的模式，它为国家扩展其权力和影响提供了机遇和限制。“意图”则是指利用国家的资源影响国际事件的决心，或者说大国抱负或过去德国人常说的“权力意志”。这种“意图”或“权力意志”往往根植于特定国家的道德信念、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当中，但它要完全发挥作用通常需要一种国家“利益”观念，即国家的繁荣和安全有赖于塑造世界事务的特定认识。一个国家要扩展其权力和影响，影响国际事件，塑造世界事务，只有在该国拥有合适的“机构”利用并向外投射国家的力量时才是可能的，这些机构包括外交团队、武装力量以及得到有效协调的政府官僚机器。[8]
依雷诺兹之见，尽管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早在一战之前已然跃居世界第一，在一战当中更以其雄厚的工业生产能力与财政资源决定性地支撑了协约国的战争努力，但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西半球的地区性强国。[9]一战之后，由于英法的迅速恢复，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只是临时性的。而无论是美国拒绝加入国联，还是从20世纪30年代欧亚两地法西斯扩张势力抬头之后国会和许多公众依旧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来看，美国尚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权力意志，不愿意在更广大的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不愿意在西半球以外地区承担广泛的义务，至少多数美国人是如此。就“机构”来说，一战刚一结束，威尔逊总统和国会就迅速地采取了复原措施，除了海军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之外，陆军从停火时的240万人下降到20年代中期的13万人左右。罗斯福实施新政后，大幅度增加的行政当局人员主要是为了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外交。更为根本的是，美国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讲对利益的主流认识并不要求大规模的对外干预，不管在经济还是在安全上，世界对美国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对世界的需要。在经济上，美国的国内市场过于巨大，使得它相对来说远不像19世纪下半期的英国那样依靠整个世界的市场和原材料，因此有着强烈的动机去促进世界贸易和投资，特别在萧条时期。在安全上，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历史学家伍德沃德所说的“免费安全的时代”[10]，两大洋天然的屏障和不存在强邻使得得天独厚的他们无须像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那样担心受到外来侵略。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比尔德（Charles Beard）正是以此为据告诫他的同胞不要重蹈一战的覆辙，介入欧洲战争；美国对世界的职责仅仅是充当典范而非国际宪兵或世界警察。[11]
二战改变了上述状况。在战争当中欧洲传统列强遭到了远比一战更为严重的打击，法国被占领且在战后长时间内失去了大国地位，英国丧失了1/4的财富，从世界上第二大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并开始酝酿收缩与调整其海外义务。英法权力的急剧衰减再加上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留下了可供美国去填补的权力真空，即使在这方面美国并非战争唯一的受益者。更为重要的是，与一战后相比，1945年的美国已经具备了权力意志。战争引发了美国对外政策基本认识的意义深远且持久的变革，即从所谓的“孤立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借用亲身经历这一转变的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话说，珍珠港意味着孤立主义的终结。[12]
当然，转变的过程并不像范登堡所说的那样简单和彻底，而是经过了异常激烈的大辩论，更何况孤立主义情绪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反军国思想”（anti-militarism）在战后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和面貌存在。不过总的来说，日本突袭珍珠港、包括空中力量在内的远程攻击技术的发展以及原子弹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一般民众和精英认识到，美国享有“免费安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时，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念正在形成中。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新国家安全观念将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干涉与承担广泛的国际义务提供决定性的合法性证明，许多精英和关心对外政策的公众认可美国承担国际义务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从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观念的新正统。概要地讲，新正统包括三个基本要素。[13]
第一，也是最核心的要素，西欧对于美国未来安全的重要性。李普曼在1943年4月出版的一部销量极广的著作《美国对外政策：共和国之盾》中，以雄辩的笔触向他的国人推销这一认识。这位在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极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栏作家在书中强调，希特勒1940年的胜利已经表明，美国绝对不能允许潜在敌人控制西欧的工业资源。如果说在过去，大西洋、皇家海军和欧洲均势可以保证美国不受侵犯的话，那么空中力量的发展和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虚弱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对于国家安全的传统理解。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是“大西洋共同体”的一员，并为此支付会费。[14]
第二，全球性的安全新观念。如果日本可以越过5600公里攻击美国舰队，美国的防御线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北美大陆、西半球或两大洋，而是在遥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对于美国来说，安全不再仅仅是半球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从1942年开始，以斯拜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为首的一批地缘政治学家以不同的形式重申麦金德的核心观点，美国不仅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还要保证东半球免受单一的潜在的对大国的控制。政府内部的决策者们得出了同样的看法。早在1941年1月，罗斯福总统告诉美国驻日大使，“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巨大，问题相互之间的关联是如紧密，以致即使谈论这些问题都必须从五大陆、七大洋的角度说起”。显然，早在珍珠港之前，罗斯福已经预见到正在进行的战争给美国对外关系以及相应的思考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参战之后尤其到战争临近结束政府内部考虑战后秩序问题时，决策层已经可以更加明确地从全球范围内界定美国的安全和利益。罗斯福总统及其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曾在1944年和1945年两次向丘吉尔与斯大林重申，“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南北美洲和太平洋”。1943—1944年，军方计划人员在认真考虑美国战后安全时，更是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海外基地体系，将之作为美国的战略边界。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George C.Marshall）说得更是明白：“过去我们满足于西半球防御作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现在再持有这种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和平。”[15]
第三，和平依赖于繁荣的信念。当然，这一信念并不新颖。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第三点就涉及削减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后，赫尔（Cordell Hull）领导下的国务院在那个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一直致力于实现威尔逊的理想。但国会对此并不热心。直到战争爆发之后，威尔逊的这一思想才成为官方的正统。到1942年，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都特别强调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重建以可兑换的货币、稳定利率和非歧视性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对于美国最为有利，作为实际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从开放的市场中获益最大。尽管战前的出口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10%，但某些关键行业特别依赖于外部市场。不过，贸易的增长无疑有利于所有国家，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以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认为二战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和商业竞争。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Will Clayton）在1945年5月说，“在市场上为敌的国家在谈判桌上不可能是长期的朋友”。经济增长会缓解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冲突，从而减少激进变革的压力。许多美国决策者希望，这种“生产力的政治”能取代革命的政治和战争的政治。[16]
西欧的重要性、美国防御圈的扩大以及重建繁荣的世界经济成为美国新国际主义的主要关切，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建立新的“机构”以适应新的安全现实和新的角色定位。其中，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的新安全建制尤为重要，因为它创造了除国务院外美国其他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和美国社会的未来上，该法案的作用非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或凯南的长电报所能及。
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的是，一批被称为对外政策权势集团（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的国家安全管理者的崛起。之所以说更为重要，因为正是他们作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参加了珍珠港之前与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大辩论。在战争期间和冷战初期，他们是正在形成当中的国家安全观念的缔造者和最积极有力的宣扬者：在二战结束之际，当绝大多数美国人想让“孩子们回家”、希望过着跟战前没有区别的“看电影、喝可乐”的闲适生活之时，他们坚决主张美国应当承担起新的全球性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可被看作是“美国世纪的建筑师”，将亨利·卢斯（Henry Luce）1941年设想的“美国世纪”变为现实的人。[17]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二战期间、冷战开始之后占据了国家安全机构的重要岗位，参与了对苏遏制政策的制定和冷战联盟的建立，在战后的二十多年中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英国人霍奇森（Godfrey Hodgson）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最为敏锐的观察者之一，用他的话说，正是这些权势集团的成员“将美国从一个很大程度上具有浓重和平倾向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追求国家安全的国家，从一只大块头的食草动物变成了吃肉的老虎”[18]。
青年艾奇逊
美国对外政策权势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最初20年当中的两个小圈子：一个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圈子，曾担任老罗斯福总统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鲁特（Elihu Root）是灵魂人物，鲁特律师行的合伙人、大名鼎鼎的史汀生上校（Henry L.Stimson）则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领袖，算是艾奇逊那一代人的前辈。另一个圈子是威尔逊总统的密友豪斯上校，以及美国参战后由豪斯招募的那一帮商人、律师和学者，这帮人最初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所有国家在和平会议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美国的对策。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小组的关键成员在哈佛教授柯立芝（Archibald Cary Coolidge）的领导下和鲁特从金融界与律师行召集的人一起，建立了两个重要机构——对外关系委员会及其会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正是这两个机构的存在才使得东部精英尤其是纽约商界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能够保持下去，委员会在纽约举办的晚间聚会吸引了许多日后的大人物，包括国际关系研究的顶尖学者和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及中情局担任高官的人。在艾奇逊那一代人中，除了一直在国务院及其驻外机构任职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凯南、波伦（Charles E.Bohlen）等人之外，大部分人最初都从事国际银行和律师职业，在30年代后期和战争期间因为行政事务的急剧扩展先后进入政府服务。艾奇逊、克莱顿、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如此，由史汀生带入到陆军部的洛维特（Robert Lovett）、麦克洛伊（John J.McCloy）、哈维·邦迪（Harvey Bundy）也是这样。[19]
应当指出，“权势集团”这个词带有误导性。说到“权势集团”，人们难免会将之与“上层阶级”画等号，好像其成员个个都含着金钥匙出生。但实际上权势集团的成员并非都像罗斯福或哈里曼那样出身名门或大富豪，他们中的少数人甚至出自贫困之家，比如麦克洛伊，大部分人则出身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艾奇逊就是如此，他的家境只能说算得上舒适优渥，但绝非大富大贵。
“权势集团”这个词之所以容易引起误解，还在于人们很容易将之与一个在背地里为了私利或某种邪恶的目标有意操控对外政策的阴谋团体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当这个词进入美国政治语汇当中，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和激进左派最喜欢这样指责艾奇逊、杜勒斯兄弟以及邦迪兄弟等人。虽然众多管理美国对外关系的关键人物是耶鲁的毕业生，很多人还都是同一个秘密社团“骷髅会”的成员——比如史汀生、洛维特、哈里曼、哈维·邦迪及其二子麦乔治（McGeorge Bundy）和威廉（William Putnam Bundy）等人，而且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互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比如艾奇逊的女儿玛丽嫁给了史汀生的个人助理哈维·邦迪之子威廉，艾奇逊和哈里曼自中学时代就关系紧密，哈里曼和洛维特属于世交），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子，但他们并非一个封闭的寡头集团，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由共同的教育背景、职业履历和兴趣所塑造的一种文化或价值观。
权势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毕业自新英格兰最顶尖的寄宿学校，比如菲利普斯·安多佛中学（Phillips Andover）——史汀生的学校，格罗顿公学——艾奇逊、哈里曼和罗斯福，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圣保罗中学——外交官和苏联问题专家波伦，费城附近的希尔中学——洛维特和老布什的国务卿贝克（Anthony Beck）于此毕业，或者大学和研究院尤其是法学院（大学主要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研究院主要是哈佛法学院、耶鲁法学院，有时还有哥伦比亚），毕业后多数从事国际银行和律师职业，由此形成的文化是新英格兰寄宿学校和常春藤联盟、那些老牌新教教派（尤其是圣公会和长老会）、华尔街上的律师行以及他们合伙人经常前往的俱乐部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资本主义的但也是自由主义的，爱国的同时也是国际主义的，亲英的却也是批判英格兰的，也是坚守公共服务理想和个人斯多葛主义之精神的文化。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20世纪美国绅士的文化，20世纪的美国绅士就是不再信仰清教上帝的清教徒，即他们保留了清教徒典型的严格的责任感和自以为正义的信念（conviction of righteousness）。[20]
概要地讲，这种文化或精英的价值观最核心的部分有二，一是优越感，二是责任感。所谓优越感既是指他们对自身能力和成就的自信与自豪，以及对所有那些凭借自身努力与奋斗功成名就者的欣赏，也是指对自己国家优越性的信心，坚信美国要领袖群伦。责任感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作为美国最优秀的一群人，他们有责任管理这个国家并将美国带到世界领袖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权势集团的许多成员进入政府服务的确怀抱着高尚的理想。单从个人收入上来说，在政府部门工作远不及在华尔街的日子过得滋润。艾奇逊在1947年之所以离开政府，正是因为个人财政原因，他需要重回律师行去挣钱。1948年杜鲁门总统竞选成功后，他个人的得力助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基于同样的原因离开了白宫。
这种价值观更多地来自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包括早期的寄宿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在直至二战之前的西方许多国家，精英的教育就是古典教育，是延续了古希腊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理想，强调公共服务、自律精神和责任感的教育。就英语地区来说，至少自17世纪末、18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精英所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19世纪、20世纪之交，新英格兰的寄宿学校从英国的公学那里借用了一整套价值体系，格罗顿中学和圣保罗中学都竭力向学生们灌输关于服务、自律和斯多葛主义的伦理。由此形成的风格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帝国缔造者的美国版本：行为举止谦恭适度但优越感极强。他们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那样说：“他们不想战斗，但如果选择了战斗，他们就是沙文主义者。”[21]
不过，对外政策权势集团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精英群体。说它特殊，因为这个群体的议程始终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自始至终反对孤立主义，倡导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和影响。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应当参与世界事务（换言之，他们都是干预主义者），还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是欧洲，而非南方和西部精英感兴趣的拉美或亚洲。对于那些从中西部和得克萨斯加入这个圈子的人来说（比如凯南和克莱顿，凯南在威斯康星长大，在普林斯顿接受教育；克莱顿则出生于密西西比，曾是一位成功的棉花商人），这基本上是一个东部精英的权势集团；它的世界观是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纽黑文的世界观。他们的野心很大：美国要做世界的道德和政治领袖。
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这一美利坚“帝国”的意识形态就发源于他们的思想，他们人数虽少，却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与信念提升到美国公共社会的支配性地位，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关于“美国世界角色”的公共讨论的框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因为主流新教当时在美国文化中享有的特权地位，也是因为美国的政治经济随着二战带来的改变。新政和二战时期，联邦政府的规模和职能范围扩大之后，罗斯福总统只有两个最有价值的人才来源基地，一是华尔街的那些“领取象征性薪俸的人”（他们无须政府薪水）即艾奇逊们，二是常春藤学校。权势集团的成员得以大批进入政府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和军方各部门。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们在政府当中虽然人多势众，但只是众多相互竞争的传统与利益——国会中的南方保守派、企业界、工会等——中的一支。加之罗斯福总统过于强势，权势集团的成员在决策上还谈不上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力。1945年4月杜鲁门突然成为总统时，对世界事务了解不多。由于缺乏经验，加之不清楚罗斯福总统的想法，杜鲁门只能依靠高级顾问为之出谋划策，这就为这批被称为权势集团的人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
艾奇逊的经历和思想堪称权势集团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