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与摄关政治

班田制的崩溃

班田制在实施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开始动摇，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人口增加迅速，难以按时如数班田，特别是在本来就存在人多地少现象的畿内及其周边地区更是如此。为解决这一矛盾，722年，朝廷制订了“百万町步土地开垦计划”，具体做法是向农民提供粮食和农具，让其参加为期十天的开垦新田活动，但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该计划仅停留在探讨阶段，未能实施。于是，朝廷在723年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801年，又将班田年限从6年延长为12年。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地区30年乃至50年未能班田。

其次，因手续烦琐，不能按时班田。进行班田时需要编制口账和校田账，然后呈报太政官，太政官核定批准后方能实施。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行政能力低下的地区需要时间更长，因而使得班田不能如期进行。

第三，由于各级贵族或寺院拥有不同程度的私田，因而一些有势力的贵族或地方官吏便利用职权“多占山野，妨百姓业”，兼并公有土地，将公田公民变成私田私民，严重影响到班田制的实施。当时，制度上也允许农民在耕种自己的口分田外，租种贵族或寺院的土地，并交纳五分之一的收获物作为地租。

第四，除口分田的地租外，农民还要服兵役和徭役，并亲自将庸、调运到京城，其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再遭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农民便很难生存下去。尽管桓武天皇时期也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但编造假户籍或逃亡已经成为农民经常使用的反抗手段，甚至出现了453人的家庭中有376名女性的户籍，严重影响到律令下的财政体系。破产的农民为逃避租税流浪到外地，或者寄身于大贵族的名下。即使那些富裕的农民也通过寄身寺院或贵族名下，逃避租税、徭役。

第五，土地私有化。为弥补田地的不足，朝廷在723年宣布“三世一身法”，以此鼓励开垦荒地。也就是规定新垦生荒地，可传三代，而后归公；开垦熟荒地，开荒者本人享受一生，死后归公，但该措施收效不大。因为随着归公期限的逐渐临近，土地就会重新变为荒地。因此，政府在743年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即根据身份地位，开垦一定数额的土地可永久私有。身份最高的贵族可开垦500町步，普通农民可开垦10町步。这一措施推动了土地私有化的迅速发展。

庄园的出现

贵族、寺院利用权势和钱财，强行圈占荒地，驱使自己所有的奴婢、附近的班田农民以及逃亡的农民或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并在开垦的土地上修建住宅和仓库，这些建筑称为庄家或庄所，管理者称为庄长，他们管理的垦田称为庄或庄园。除垦荒外，各级贵族及寺院还利用买卖或霸占的方式，将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或垦田纳入自己的庄园内。最初庄园大多委托庄长管理，也有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的庄园，但大部分土地仍然出租给附近的班田农民耕种。虽然庄园的出现使得国家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但当时仍保留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也就是说，不仅庄园的经营大多依靠各级行政机构，而且土地所有者需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也要向国家交纳庸、调。另外，国家的检田使和征税使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

为维持国家财政，天皇朝廷除加强对国司、郡司征收租税的监督力度外，823年在九州大宰府设置“公营田”，879年在畿内设置“官田”，雇佣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不久，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为拥有单独财源而设置“诸司田”，给那些领不到国家俸禄的官员提供生活保障。天皇也拥有称为“敕旨田”的私田，并以“赐田”的名义赏给皇族。

桓武天皇之后的平城天皇和嵯峨天皇继续进行改革。平城天皇实施精简行政机构及其人员的措施，以减轻财政负担；嵯峨天皇设置相当于天皇秘书官的“藏人头”，并任命藤原冬嗣等人担任该职务，其机构称“藏人所”。由于“藏人头”作为天皇的亲信，负有将天皇命令传达给中央行政机构的使命，因而其政治作用十分重要，藤原家族借此重新崛起。另外，嵯峨天皇还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的律令进行修正，由此修正的有关法令称为“格”，其实施细则称为“式”，并为此编纂了“弘仁格式”。清和天皇时编纂了“贞观格式”，醍醐天皇时编纂“延喜格式”，统称为“三代格式”。

上述天皇在位时期，其政治权力较强，少数皇族、贵族以其为后盾，不仅聚集了许多私有土地，而且许多下级官员或富裕农民也将自己的土地集中在他们名下。因此，尽管朝廷在10世纪初颁布了整顿庄园的法令，取缔那些非法出现的庄园，试图阻止土地的私有化，但因承认例外，反而推动了许可庄园的增加。

面对班田制的崩溃，朝廷不得不改变对地方的支配政策。国司可以承包其管辖地域的租税，并在地方行政上取得相当的自主权，由此改变了过去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地方行政主要由郡司进行的方式。国司对地方的统治权加强，而郡司的权力逐渐削弱。国司将土地分包给有实力的农民—“田堵”，由这些农民承担这些土地上的租税和徭役。“田堵”为表示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其所拥有的土地，这些田地称为“名田”，其所有者也被称为“名主”。与国司关系密切的“田堵”通过开垦土地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规模，成为“开发领主”。国司也因提高税率获得了巨额财富，并逐渐将其统治区域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这种状况不仅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使得对国司暴政的控诉接连不断，而且也引起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了律令体制的崩溃。

与此同时，有势力的庄园主开始争取“不输”特权，即利用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免除庄园的赋税。10世纪中期，随着国司对地方统治权的加强，国司批准具有“不输”特权的庄园迅速增加。其后庄园主又开始争取“不入”特权，即国家检田使、征税使等官员不得进入庄园，甚至不承认国家在庄园里拥有的司法权和警察权。这种“不输不入”特权将庄园主变成领主，庄园也变成该领主的私人领地。

实际上，庄园主为获得“不输不入”特权，通常是将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大贵族或大寺院，奉其为“领家”，并交纳一部分租税。如果“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然不足与国司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其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为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形成一种领主等级土地所有的体制。由于藤原家族在中央政权中最有政治影响力，因而也成为最大的“本家”，并由此奠定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

因具有“不输不入”特权的庄园迅速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库收入，天皇朝廷曾先后四次对庄园进行整顿，限制或取消庄园的特权，但均因中央贵族、特别是藤原家族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到11世纪中叶，寄进式庄园已遍及日本各地，其后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在尚存的国有（公领）土地上，国司将区域内的各级行政机构改组为郡、乡、保，任命那些具有较强势力的开发领主为郡司、乡司、保司等，让其承包区域内的租税，派遣名为“目代”“在厅官人”的官员处理具体的政务。

无论是在庄园土地上，还是在公领土地上，土地均为有势力的农民—“名主”所承包，向领主交纳称为“年贡”的租税和称为“公事”“夫役”的徭役。土地上的耕种者一部分是称为“下人”的“名主”所属农民，另一部分是称为“作人”的身份自由的农民。

摄关政治

810年，藤原家族的藤原冬嗣不仅因才能而被嵯峨天皇任命为“藏人头”，同时还将自己的女儿顺子送入宫中嫁给仁明天皇，作为外戚插手朝政。842年，藤原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利用嵯峨太上天皇去世之际，废除原来的皇太子恒贞亲王，立其姊妹顺子与仁明天皇所生之子道康亲王为皇太子，并将自己的女儿明子嫁给道康亲王为妃，利用权势将两个主要的政敌伴氏和橘氏流放外地。

850年，道康亲王即位为文德天皇，藤原良房胁迫其册封明子所生的、仅九个月大的惟仁亲王为皇太子，并在857年成为非皇族出身的第一任太政大臣。858年，文德天皇突然去世，年仅九岁的惟仁亲王即位为清和天皇，良房以太政大臣和天皇外祖父的身份独揽朝政。866年，良房利用皇宫应天门失火事件，再次将世家贵族源信和伴善男驱逐出权力中心，正式“摄行天下之政”，担任“摄政”之职。

藤原良房死后，清和天皇试图收回权力，不再任命太政大臣，结果引起良房养子藤原基经的不满。877年，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另立年仅九岁的皇太子为阳成天皇，之后又将其废黜，立55岁的时康亲王为光孝天皇。作为对基经的报答，年迈的光孝天皇委任基经“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并得到“关白”的称号。887年，宇多天皇即位后立刻颁布诏书，明确规定“万机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从字面上看，“关白”本是“禀报”之意，但后来逐渐转化为官职：天皇幼年时辅政者称“摄政”，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

891年，藤原基经去世，宇多天皇提拔当时有名的学者菅原道真任高级官职，以对抗基经之子藤原时平。醍醐天皇时进一步将菅原道真提拔为右大臣，但在时平谋划下，901年菅原被外放北九州大宰府，并死在那里。尽管醍醐天皇及村上天皇在任时期没有设置摄政和关白职位，但藤原家族的势力依然强大。自967年开始，特别是969年将醍醐天皇之子、时任左大臣的源高明外放北九州后，一直到1084年，藤原家族利用担任“摄政”或“关白”职务独揽朝廷大权的“摄关政治”持续了百余年时间。

除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庄园领有者，从而拥有剥夺天皇部分权力并操纵国政的坚实经济基础外，当时贵族的生活习惯也有利于藤原家族以外戚身份操纵皇室。贵族们通常实行一夫多妻制，但结婚后妻子仍然生活在自己父母家，生育的子女由外祖父照顾，并聘请优秀的家庭教师，努力将家族中的女孩培养成精通琴棋书画、魅力十足的女性，以期嫁入宫中得到天皇或皇太子的宠爱，生下皇子。藤原家族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控制了皇室，在整个11世纪，藤原家族作为外戚，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藤原家族事务的“政所”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朝廷变成只用于举行仪式的场所。由此藤原家族又掌握了国司的任命大权，不仅得到巨额贿赂，而且还可以将国司变成自己的亲信。

“摄关政治”在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时期达到鼎盛。本来道长是藤原兼家的第四个儿子，但长兄相继去世，侄女定子嫁给一条天皇，没有生子，道长遂将自己的女儿彰子也嫁给一条天皇，所生两个儿子分别成为后一条天皇和后朱雀天皇。其后道长又将其他三个女儿妍子、威子、嬉子分别嫁给三条天皇、后一条天皇、后朱雀天皇，嬉子所生之子为后冷泉天皇，妍子所生之女嫁给后朱雀天皇，生下后三条天皇。

作为外祖父的道长在外孙之间不断更换天皇，从995年到1017年一直担任摄政职位。1017年，道长将摄政之职传给其子赖通，自己出家当和尚，但直到1027年去世，道长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藤原道长曾赋诗一首表达其专权三十多年的得意心情，其中一句便是“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

道长之子赖通作为舅父，在后一条天皇、后朱雀天皇、后冷泉天皇时期任摄政、关白职务长达五十多年。但赖通的女儿宽子嫁给后冷泉天皇后没有生子，导致藤原家族对朝政的控制力迅速减弱。1068年赖通辞去“关白”职务，特别是1074年他去世后，摄政（关白）之职不再具有实际的权力。实际上，武士阶层的出现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院政政治是藤原家族政治影响力下降的重要社会背景。尽管如此，其后藤原家族（亦称“摄关家族”）仍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起到辅助天皇政权的作用。

虽然藤原家族作为外戚控制了国家政权，但摄关政治并没有突破律令体制延续下来的政治框架。也就是说，国家政策的决定依然是在天皇、摄政（关白）、大贵族之间进行。重要的政策由天皇或摄政（关白）提出后，提交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参议等大贵族组成的会议加以讨论，其结果报请天皇或摄政（关白）批准。尽管在授予冠位或任命官吏方面，摄政（关白）拥有较强的决定权，但皇族、公卿贵族仍具有相当的推荐权。因此，即使在“摄关政治”时代，国家权力仍集中在天皇和摄政（关白）、公卿等中央大贵族手中。

除皇族、藤原家族、公卿贵族以外的中央贵族或高级官僚虽然通过担任国司等职务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无法成为最高权力所有者，大多通过特定的学问或技能为朝廷、皇族或藤原家族提供服务，从而形成了不同等级的贵族阶层。另一方面，那些不能回到京都的贵族子孙成为地方政治势力的核心，从而为新兴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